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_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义务”［1］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洲统治者与明代诸帝不一样，从未想过要把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来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和清王朝之间建立官方关系，便派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要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有意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条约。保守的官吏们反对与一个先前的朝贡国结成条约关系，因为这样做会为朝鲜、安南等朝贡国开了先例。他们还引用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过海盗活动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间的到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想在中国捞取好处。与此相反，进步的官吏们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关系。李鸿章说，虽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贡国，但它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并未受某一个西方强国的指使或帮助，这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国不应当对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况，在日本有众多的华侨，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的铜，而且日本又是近邻：这些情况又促使李鸿章提出应与日本建立平等条约关系的建议。曾国藩赞同他的上述观点，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贸易的互利性质，它与中国-西洋之间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贸易相反。他赞成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推动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商章程，其中规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国当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批准书，实际上是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探测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态度。1871年后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土着民杀害，日本想借机试图维护它代表琉球人发言的独占权利。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琉球的地位问题，便这样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从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南部则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作为一个藩属，每年向萨摩藩主纳贡，还定期向设于江户的幕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主渴望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还是让琉球继续当中国的朝贡国。萨摩藩主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权，但又允许中国派使去执行册封典礼。清代共有八批这样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当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人被发现。虽然中国使者也能觉察到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球的双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国朝贡的一个藩属。［2］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说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湾土着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中国从来就不干涉土着民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土着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臣争辩说，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是以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为根据的；既然中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土着民，他们就不受中国管辖，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动也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随后，日本政府便决定派出远征军，并于1874年4月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这一行动与效尤西方帝国主义路线的明治时代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是紧密配合的，它转移了国内提出要实行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并且满足了原来的武士们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要求。

　　面临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沈葆桢明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试图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西乡从道拒不遵守协定，这一企图失败了；1874年9月10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主持这项谈判。

　　大久保一再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治理，这便证明中国没有主权，因而日本人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坚持，中日关系不应以国际法的总的准则为依据，而应以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方拥有的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大久保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台湾土着民。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这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中国同意赔款五十万两（合75万美元），其中以十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万两用来收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责；这一让步含蓄地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驻日本的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犯付出报酬。这件事明显暴露了中国的软弱，并招致了外国的进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将它更名为冲绳县。

　　伊犁危机，1871—1881年伊犁，俄语称作固勒扎，是中国的一个府，下辖与俄属突厥斯坦边界相邻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个城市（参见上卷第二章）。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在战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西方的军事专家们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会引起所有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如愿以偿地缔结了伊犁条约，他们获准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税贸易。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益向伊犁逼近。俄国人利用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乱，准备进入这一重要地区。

　　新疆回民之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当局的腐败（参见第四章）。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象一个军事殖民地那样由驻在伊犁的将军统辖，辅以一些副将军、皇室代理人以及驻在各重要据点的大约21 760名士兵。担任高级文武官员的几乎全是满洲人和旗人，他们通过称之为伯克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满洲征服者将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开化的土着，对他们征收重税，强迫他们交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满酿成了叛乱，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去的、原为世袭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和卓）则一直热中于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国征服以前，玛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们曾一度统治过喀什噶尔（新疆南部）。他们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起义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当清王朝衰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之乱之际，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发起了攻击。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过分软弱，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一些叛乱，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参见上卷有关章节以及本卷第四章）。［3">徐

　　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装。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4］ 1871年7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派兵占领了伊犁。

　　圣彼得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国的一种友好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会恢复它在新疆的统治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同时也为了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效尤。俄、英两国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由此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清政府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题。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镇压陕、甘的叛乱者。可是在他率军出征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负起了这项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当左宗棠的军队正准备进击新疆时，上面提到的与日本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从事变结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它亟需加强海防。中国这时面临着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既实行一项大胆的海军计划，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紧接着便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海防与边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到惊慌。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则更难对付将来的麻烦。”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只的海军，编为三个海军中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日本的威胁比俄国的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计划，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3）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5］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因此，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3月间便移节肃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的讨论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身死。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

　　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1873—1876年间业已明显暴露的俄国经济危机。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组成。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他几条要求。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还是被否决了。［6">纳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然没有准备。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戒备。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迫的家务。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7］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8］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1837—1909年）所呈，他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9］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据，认为战争不可取。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10］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着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11］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12］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着的宋代奸臣秦桧（公元1090—1155年）。［13］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二）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14］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扞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于1884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朝廷。［15］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方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白银，并欠债约两千万两。［16］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国。1886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1］海斯：《1871—1900年实利主义的一代》；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

　　［2］境健次郎：《作为萨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端：《清代对琉球诸王的册封仪式》，均载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112—134、135—164页。

　　［3">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18—22页。

　　［4］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页。

　　［5］徐中约：《1874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1965年）第212—228页。

　　［6">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页。

　　［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页。

　　［8］《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年》，卷17第16—19页。

　　［9］《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22页，1880年1月16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10］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维纽科夫和V.拉德洛夫。

　　［11］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页。

　　［12］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13］伊斯特门：《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605页。

　　［14］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1070—1071页。

　　［15］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5章。

　　［16］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