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首页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专题 今人新着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见。1901 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2] 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1]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第9页。

  [2]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第4页。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