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对全国控制的扩展_剑桥中国隋唐史

唐王朝对全国控制的扩展

　　此时，唐王朝已占据了隋都城、陕西（关中）和山西（河东）的部分地区。但是，这依然是许许多多地方政权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它也不是唯一称帝的政权。在隋末唐初有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互相打来打去，不过其中只有10支人马有可能建立稳固的政权和问鼎中原。其余叛乱者不过占据小城镇，俟机投靠可能的胜利者，只想至少捞取一些地方权势。许多地方仍然受制于隋朝的文武官吏，这些人或者是仍然忠于炀帝，或者只是想保持他们的地方势力。在另外一些地方，当地绅士阶层也起兵反对盗匪和内战，他们准备随时支持那些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人。唐高祖的任务是一方面尽量取得这些小叛乱者、隋朝官员和绅士领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毁他的主要对手们的力量。他达到第一个目的的办法是，他精明地又搞大赦，又搞封官许愿，又搞特赏；而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他不断扩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以部署。

　　总的说来，唐朝的绥靖工作实施得相当克制。那些率部带着领土投降的人以及许多在战场上被打败的人，都被给予特赦。甚至有些叛乱领袖已被处决，但其随从一般都给以宽大处理。战败的军队被吸收进唐军，而重要叛乱领袖的军队也往往在原来军官的带领下原建制地参加唐军。［1］这就无疑地使得叛乱领袖们甘愿转而效忠唐王朝。隋朝地方官吏大多除授原官，而某些地方性的盗匪或叛乱领袖的事实上的权力又常常因被任命为唐朝的刺史而被合法化了。［2］由此可见，唐高祖力图获致原来叛乱领袖的忠诚，同时又使地方行政一般地有延续性，使法律和秩序得以维系而不坠。

　　除了委以地方官职之外，唐朝皇帝还给效忠者以其他刺激。每次战斗结束之后他都很细心地犒赏他的军队。［3］他也对投降的叛乱分子大加赏赐，并且常常封以爵衔。他对某些重要的叛乱领袖甚至赐以李姓，由此给予这些人以很高的荣誉，使他们在朝班中位居前列。［4］尤其重要的是，一旦从前的敌手参加了唐朝的政府，唐高祖就明确地显示了他用人不疑的宽大胸怀。之所以有很大数量的人向唐王朝投降，其原因不仅在于唐王朝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在于唐高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能宽容、豁达大度和值得信赖的统治者的形象：他只想宽恕别人和忘记一切，以求恢复中华帝国的和平。

　　公元617年后期紧接着夺取大兴城之后，唐王朝立即开始了征服中国其余部分的军事活动。战斗一直延续了十多年，但主要的抗拒力量已于公元624年初期制服。奉命外出讨伐叛乱的唐军称为行军。他们不是常备军，而是视情况需要而特设的军队。建立这种部队的办法是：在地方或地区两级的老百姓中征兵；另外也吸收打败了的敌军部队；后来还动员唐王朝的民兵部队。

　　唐王朝在长安建立政权的时候，国内的主要敌对势力有如下几股。在京畿西北，位于唐王朝根据地能够随时予以打击的距离以内的是甘肃叛乱者薛举［5］（公元617—618年）的势力。在长安以北，位于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是突厥的藩臣梁师都［6］（公元617—628年）。在山西北部的为刘武周［7］（公元617—622年），他被始毕可汗赠以可汗之封号并已自己称帝。高开道［8］（公元617—620年和621—624年）控制今北京地区，自称为燕王。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在窦建德［9］（公元611—621年）手中，他于公元617年建国称为夏，自己称帝。魏公李密（公元617—618年）原追随杨玄感，已如上述，他控制了河北南部和洛阳以东的河南地带。洛阳本身则被隋军将领王世充［10］所占据，他是公元618年阴历五月后以一个隋朝傀儡皇帝的名义实行统治的。公元618年初炀帝被弑以后，扬州周围和淮河及长江流域的隋王朝残余部分被弑君者宇文化及［11］所控制，他也是以隋王朝的另一名傀儡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江苏和浙江沿海是李子通［12］（公元615—621年）的地盘，南京地区长江流域则建立了杜伏威［13］（公元613—621年）和辅公祏⑩（公元613—624年）政权。南方政权中最富强的政权是自称梁帝的萧铣［14］（公元617—621年），他控制了整个长江中游和大部分南部中国。上述每一位领袖都采取了某种措施以稳固地控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并且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最初对唐王朝的军事挑战来自西北的叛乱者薛举，他从公元617年年中以来控制着大部分甘肃地区，并且自己称了皇帝。他曾经想自己夺取京师，但受到了这一年被突厥人支持的另一叛乱的牵制。当唐军夺取隋都的时候，他的军队已进抵渭水，并且占领了附近的扶风，此地原为早期爆发两次反隋叛乱的地方。公元618年初，李世民被派率军赶走了盘踞扶风的薛举军。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由薛举之子薛仁果统率的军队，把他们往西赶到了甘肃边境，但李世民马上回师首都，没有乘胜追击。薛举于是计划与突厥军及另一叛乱分子梁师都（他的根据地在陕西北部鄂尔多斯沙漠的边境地带）结成联盟，准备向大兴城进发，但是唐高祖用贿赂突厥领袖莫贺咄（他后来以颉利可汗着称）的办法挫败了这个计划。这一年的晚些时候，薛举又单独从西北向长安推进，他重创了派来抵抗他的刘文静的唐军以后，又去夺取首都。对唐军来说很幸运的是，薛举在公元618年阴历八月计划发动攻势的前夕突然病故。其子薛仁果继续其事业，但薛仁果同他父亲的那些老臣宿将的关系闹得很紧张，因而叛军内部士气低落。他从长安地区撤退，以巩固他在西部地区的地位。公元618年的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果的位于京师西北甘肃边境的泾州营寨。战败后，薛仁果的许多军官带着士卒投奔唐军，他也不得不迅即投降李世民。他被解往长安处决。唐王朝在西边的主要威胁已被解除。次年，甘肃的另一叛乱首领李轨［15］也被俘，这就最终巩固了唐王

　　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

　　可是，东北平原——即河北—河南地区——的军事形势却是最后决定唐王朝究竟成为一个地方政权，还是能够统一全国的因素。唐王朝还只控制了甘肃、陕西及大部分山西地方：它拥有隋帝国的政治上和战略上很重要的西北地带，但其人口还不足隋代的1/4。在隋代，大平原上的河北和河南是中国最富庶之地，它们养活了中国全部人口的半数以上。与此同时，淮河流域和华中的长江流域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粮食产地，而运河的兴建则把这些地区和京师连接了起来。沿着运河航线，在河南和河北南部建造了几个大粮仓，以贮存粮食和备转口运输之用。它们都是早期几次叛乱攻击的目标。对于一个想重新统一全国的王朝来说，牢牢地控制富庶的东部平原是绝对不可少的。唐高祖的最强大的四大对手——即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和窦建德——占据了这个地区的关键地带。

　　隋朝将领王世充于公元617年年中被炀帝派来防守他的东都洛阳。当炀帝于618年初期被他的将军宇文化及刺杀于江都的消息在这一年阴历五月到达洛阳时，王世充拥立炀帝的另一幼孙杨侗继位为隋朝傀儡皇帝，和李渊所立的傀儡皇帝一样，也称为恭帝（已见上述）。虽然叛乱者李密经过长期努力而仍然未能夺取洛阳，但他控制了洛阳周围的许多地方，包括重要基地黎阳在内，而且还继续威胁着洛阳本身。当在南方拥立另一位隋朝王子为傀儡皇帝的宇文化及率军从江都北上向位于河南北部的李密的主要基地黎阳城进发时，王世充用计想使他们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王世充的洛阳政府宽恕了李密，作为回报，李密应与王世充共同反对刺杀炀帝的人。李密必须保卫他的黎阳基地，同时他还相信，他能很好地利用这一缓和的关系，最后除掉王世充并控制整个河南—河北平原。因此，他接受了特赦，经过在洛阳的一段时间的调解以后，他率军对弑君者打了几次胜仗，摧毁了后者的大部分军队，并且强迫他向北撤退到大明府。

　　王世充因而越来越关心李密日益增长的势力；可是李密受他的主使而得到从宽处理，在洛阳又获致高官，并且对宇文化及连打了几次胜仗。公元618年阴历七月，他借口据报有人阴谋反对他，在洛阳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突击，清除了他的政敌，把李密拒之城外。虽然李密曾经击退宇文化及，并迫使他从黎阳地区撤退到河北南部，但正如王世充所希望的那样，他的兵力在战斗中消耗过多。王世充在这时很细心地在洛阳集结了军队，他抓住时机猛烈地向李密已经削弱的军队发动了攻击。根据一项记载，王世充有一个士兵酷似李密；王世充命将这士兵绑缚起来，在战斗高潮中他把这士兵展示于李密军前，李军便溃不成军。李密既已彻底战败，此时只得逃往长安托庇于唐王朝了。唐高祖在公元618年阴历十月接受了李密及所率残部的投降。［16］

　　王世充战胜李密之后，得意扬扬，野心勃勃。他现在已完全控制洛阳，于是便任命了一批高级官员，其中包括隋朝大臣苏威。公元619年阴历四月，他废除了傀儡隋恭帝，自己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郑，并且建年号。最初，王世充因在战场获胜而得以实际上主宰河南全境，但后来由于他自己残暴不仁的统治和唐军的压力不断加大而引起的内部纷争，使他不断失利。公元621年初，他被迫退至洛阳城下，李世民围城，并迅速使城中陷于断粮之境。王世充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这时想同他的叛乱伙伴窦建德结成联盟。

　　窦建德是最早起兵反隋的叛乱者之一，他是在611年拿起武器的。到了这时，他胜利地占有了河北北部和山东的广大地带，并于公元617年在这里自称夏王，建都于河北南部的洺州。他的政权因秩序良好，他本人又礼贤下士和生活简朴而被人称道。公元619年初，他俘获并斩杀了刺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此人先曾逃离李密，后来又从唐军手中逃脱。这一年稍晚的时候，窦建德驱军过河北西南部，打败了唐高祖之从弟李神通所领的唐军，并占领了原属李密的强大据点和位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仓。他曾受到王世充的攻击，因为王世充认为他之占领黎阳是对自己领土的威胁，但是，他们双方又感到有暂时联合起来的必要。窦建德认识到，唐王朝如果攻取了洛阳，会使它在东北平原上获致重大的军事优势，从而会危及他自己的生存。他因此同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援这座被围困的城市。

　　李世民的策略是先攻较强大、但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的窦建德，在打败了窦建德之后再去对付王世充。公元621年阴历五月，李世民大胜窦建德军；窦建德本人负伤，并在战斗中被俘。当窦建德于四天后被押到洛阳城下时，王世充已别无他路可走，只有投降唐军。这一次违反了唐高祖一般宽待被俘对手的政策，窦建德在解往长安后被斩首，王世充则在放逐的途中被杀。

　　归根到底，唐高祖在争夺东北平原的斗争中比他的敌手们占有很大的优势。山西和陕西是很可以闭关自守而在军事上比较安全的地区，他在这里能够保存实力，蓄积资源和静待对手力量的耗竭。反之，河北河南地区的叛乱者所处之地无天然防线，并且处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之下，这种军事压力来自互相征讨，也来自日益强大的唐军对他们的进攻。他们被迫将很多力量用于防御。甚至要在几条战线上分散兵力。结果，他们不能彼此发动有效的攻势，特别是对唐军不能发动这种攻势。

　　攻占洛阳和东北平原的结果使国内的力量对比最后变为有利于唐高祖，因为他清除了他的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几位敌手。但是，强大的叛乱军队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还在活动，而且时不时地有反对唐朝新政权的新集团参加他们的行列。在作为唐王朝老营的山西北部，刘武周建立了一个叛乱政权，它在公元622年以前一直困扰着太原府地区，他一再以突厥人为后援，入侵太原地方。

　　但是，对唐朝政权构成最严重的新挑战的却是在东部平原崛起的力量。窦建德的党羽由于害怕遭到他们原来领袖同样的命运，他们在公元621年后期在河北发动叛乱，其领袖是窦建德原来的一个将领刘黑闼。这次叛乱在公元623年初被平息，但这只是在刘黑闼重新从唐军手中夺回了东北平原大片土地以后的事。［17］甚至在这一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河北北部也依然在另一叛乱分子高开道的控制之下：此人一度于公元620年降唐，次年又叛乱，最后于624年才被除掉，被他的一个军官所杀。

　　不管怎样，全帝国还是逐步地落入了唐王朝的永久统治之下。公元621年后期，前梁朝的皇室成员和自立为梁帝的萧铣（他自公元617年起即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湖南、江西和广东，因此是中国南部最强大的统治者），在长江中游他的首都岳州投降了唐军。［18］紧接着，拥有浙江和江苏南部广大地域的李子通降唐；他是被另一准备降唐的叛乱分子杜伏威打败才投降的。公元622年，占有山西北部的刘武周被他原来的庇护人——东突厥人——所杀。随着高开道之死于河北和辅公祏的建康政权在公元624年的最后被荡平，对唐政权的大规模抵抗已不复存在。唐高祖于是宣布正式大赦天下，并为他的统一而安定的帝国颁布了新律令。［19］

　　［1］例如可见《起居注》，卷2第16和23页。

　　［2］例如可见《旧唐书》，卷69第2521页和卷57第2301—2302页；《起居注》，卷2第19页。

　　［3］《起居注》，卷2第15—16页。

　　［4］《资治通鉴》，卷187第5840页。

　　［5］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45—2247页；《新唐书》，卷86第3705—3707页。

　　［6］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80—2281页；《新唐书》，卷87第3730—3732页。

　　［7］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2—2255页；《新唐书》，卷86第3711—3713页。

　　［8］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6—2257页；《新唐书》，卷86第3714—3715页。

　　［9］传记见《旧唐书》，卷54第2234—2242页；《新唐书》，卷85第3696—3703页。

　　［10］传记见《北史》，卷79第2660—2664页；《隋书》，卷85第1894—1898页；《旧唐书》，卷54第2227—2234页；《新唐书》，卷85第3689—3696页。

　　［11］传记见《北史》，卷79第2654—2658页；《隋书》，卷85第1888—1892页。

　　［12］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73—2275页；《新唐书》，卷87第3726—3728页。

　　［13］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6—2268页；《新唐书》，卷93第3799—3801页。

　　［14］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3—2266页；《新唐书》，卷87第3721—3724页。

　　［15］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48—2252页；《新唐书》，卷86第2708—3711页。

　　［16］《资治通鉴》，卷186第5813—5817页。

　　［17］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8—2260页；《新唐书》，卷86第3715—3718页。

　　［18］《资治通鉴》，卷189第5934页起以下诸页。

　　［19］全文见《册府元龟》，卷83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