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和睿宗（705—712年）_剑桥中国隋唐史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从各方面的观点看，唐代中兴的第一个十年是令人沮丧的。武周末年因贪污和行政普遍废弛而号召的彻底改革干脆没有进行。相反，这几年出现的只是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和行政局势下展开的激烈的权力斗争。除了那些想在暴政中寻找客观教训的人外，传统的历史学家普遍不注意这一时期。

　　但是，近来已有人企图论证这一时期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它确定了三个与皇帝争权的集团。［1］它们是受宠的大臣、皇室和外戚。从中宗登基起，后两个集团特别活跃，它们的自我扩张和结党的企图与前一世纪的行政传统是如此背道而驰，以致它们的活动把行政搞得一团糟。在它们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它们的成员各自建署开府，出售员外官和书吏的委任令，同时大大地增加它们控制的“封邑户”和收入。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被迫搞裙带关系和靠诌媚求得提升；并为庶民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动力，他们这时可以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而不用再熬过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质显示这类分析具有很大的暂时性，但这一时期的简短的年表至少能显示为什么会作出这些推断。

　　在中兴时期，两个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韦后和她的面首，即被废黜的武后的小侄子武三思。韦后是一个淫荡和有野心的女人，据一种史籍记载，她之所以能完全驾御丈夫，是因为他要感谢在流放期间她给予的支持；据说他曾答应，万一他复位，就把全部权力给她。［2］通过成为她的面首，无耻的武三思在他姑母倒台后仍能幸存下来，并且施展与中宗朝的心腹谋士上官婉儿同样的才能，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儿是诗人兼官员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在664年参与了废黜武后的阴谋，结果不但自己被杀，而且使全家沦为奴隶。上官婉儿就这样开始了在宫中当奴婢的生活，但她凭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类似武后私人秘书的地位，约从698年起，起草了许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于她的经验和才智，她被推荐给新主子，名义上被封为昭容，不过她的作用是顾问和秘书性质的。此党的最后一个成员是21岁的安乐公主。由于她生于去房州的途中，又是韦后的唯一活下来的子女，所以中宗对她非常溺爱。705年，她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

　　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它巩固了帝国最大的两个家族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助长了武三思的得意的诡计。在为自己取得最高权力的野心的推动下，他已设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在开始时通过他儿媳进行统治；所以在完婚后他就立刻开始促进任命她为皇储的活动！以前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朝廷为之愕然。尽管不久前已有妇女统治的传统，但被任性的公主称之为“山东木强田舍汉”［3］的魏元忠纠集大批支持者阻止了这个计划，所以暂时保住了中宗与一妃子所生的次子（原文如此。——译者）、当时的继任者李重俊的地位。计划的这一挫折没有吓倒武三思，但它使他知道，强有力的大臣们仍可能是一个危险。为了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对抗，他决定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恫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狠狠地打击了最有威望的官员，即复辟政变中的五个带头人。他们之所以成为自然目标，不但因为他们是宰相和全国的英雄，而且还由于他们曾经企图抑制武氏家族的腐化和滥施封赏。通过韦后，武三思在705年先把五人提升为显赫但无实权的王，到同年年底，把他们贬谪到远离京师之地的借口也被找到了。年迈的武后看到她侄子如此迅速地占了绝对上风并且准备重新实施她以前的某些措施，她一定会面露笑容的吧。她宽厚地原谅了她的敌人并放弃了皇帝的头衔，在705年阴历十一月死去。她的谥号为则天。

　　武三思继续推行他的阴谋。朝廷中剩下的在威望上可与自己相比的人物是前帝睿宗和睿宗的同胞太平公主。两人都似乎满足于不过问政治；为了保证他们继续不干政，武三思给每人十万户的巨大收入。［4］唐制规定，接受这种实封的人，本人收取岁入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只收三分之一。［5］在整个这一时期，武三思及其朋友和继承者们为自己捞得了大量的封赏，因此到玄宗登基时，国家的大部分岁入，特别是富饶的河南河北地区的岁入，都落入了私人手中。［6］封赏的大部分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超过了唐令规定的限额，而在这种情况下，赏赐给公主的法定限额仅为300户。［7］但没有人提出异议。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和其他六个公主获准自己开府，规模与“亲王”的府同。［8］通过把这些职位售给出价较高的人，她们不但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而且培植了几批主要忠于她们的官员。武三思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706年初任命了两千多名员外官；据一份史料记载，另外有一千名宦官被任命为七品以上的官员。［9］这些员外官的性质模糊不清，但在正统官员看来，他们的任命是很不得人心的。当时一个道的同僚致函魏元忠，列举“十失”，并警告说，今之政府快走向灾难，因为它在科举制中受贿和贪污，因为它存在宦官和无能的官员，因为它不能阻止公主们自己开府，因为它没有抑制贵族的骄奢淫逸。［10］魏元忠非常清醒而且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没有向任何人提供此信。

　　朝廷在706年冬返回长安，武三思和韦后在那里加强了拥立安乐公主为皇储的活动。处境不幸的人是中宗与另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李重俊。韦后及其支持者恨他，对他很不尊重。不用说，他变得越来越不安，于是在707年秋他决定行动。他在有经验的将领李多祚和300名御林军的支持下进入武三思的府第，把他和他的一个儿子，即安乐公主之夫杀死。他然后转向皇宫，但在那里就不那么得手。中宗带着妻子和女儿，已设法设置路障并躲在玄武门城楼中；当这批密谋者来临时，他表现了难得出现的勇气。他戏剧性地向士兵们发出呼吁，说服他们把予头转向其首领。李多祚当即被杀；前皇太子在到达突厥边境时才被杀。

　　政变的失败和武三思之死没有使政治空气发生什么变化，不过在他那个宗派的阴谋中已没有他那种精心安排的特点了。当新寡的安乐公主几乎立刻开始与刚回国的武延秀发生不体面的乱伦之事时，整个朝廷为之震惊。事情似乎是，他在默啜和北突厥人那里逗留期间习染的“夷狄”外貌和习惯使她着了迷。他们在708年的婚礼是如此浪费，以致大部分官员推测安乐公主已被内定继位，于是有的人退居幕后搞反对活动，有的人则竞相向她献媚。政府一片混乱，由于安乐公主愚蠢地企图诽谤睿宗和太平公主，隐藏着的紧张根源已经露头。707年，他们轻易地洗清了自己，但安乐公主却愚蠢地破坏了武三思政策的精髓，即不疏远太平公主。

　　707到710年的时期主要处于令人不安的休战状态。韦后和她的女儿分享攫取的权力；前者的面首连续不断，后者在一个与她志趣相投的妇女小集团的参与下，通过出售委任状和所谓的斜封官来增加自己的财富。［11］任何社会地位的人付三千钱就能度为僧尼，付此数的十倍就能成为一个公主府第的官员。需要的人很多，因为这两种职位的特权包括劳役和主要税赋的豁免，从而为富商和地主提供晋升的绝好机会。几位公主和她们的朋友因为攫取京师周围的土地和竞相建造豪华的别墅，所以很不得人心。她们使河流改道，破坏农业，还取穷人的子女为奴隶。上官婉儿是引人注目的，她是主持选拔应试士子的第一个妇女。可以预料，她所喜爱的是像崔湜那样文才优于行政能力的人。她创设了一个新的文学学院，还主持了一个铺张的社交性集会，文章比赛的优胜者在那里可以得到金、帛的奖赏；［12］她与朝廷的其他人一起，在佛教的建筑上浪费了大量钱财。一名正直的官员韦嗣立告诫说，虽然民力耗尽，粮仓空虚，但新寺庙却不断出现，小庙花三五万钱，大庙则高达数百万钱。［13］他的抗议连同其他同样的意见都被置之不理。即使没有卖官鬻爵的事，官僚集团的扩大也是突出的。各种史料没有作出真正的估计，只说两京通过科举的人达“数万人”。一名官员对任命的大批员外官深为厌恶，他上疏抱怨说，“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14］官场中的贪污如此盛行，以致当一个大胆的官员免除1400名持有非法委任状的人之职务时，他竟受到同僚的排斥。正规的政府官署不得不与许多与之竞争的政治集团分享权力，而拥有正式的和非常任命的官员的人数之多达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15］但还有一些人等待了多年，才靠行贿、公开购买或偶尔靠自己本事谋求到了职位。

　　政治生活似乎已到了极度消沉的时刻，但事态还在发展。太平公主永远不会宽恕韦党想消灭她的背叛行径，已稳步地在培植支持她的力量，在此同时她还扩大了对她同胞睿宗的影响。约从709年年中起，她还开始引起她的另一个同胞兄弟中宗对他妻、女的不正当行为的怀疑；到710年初期，中宗公开流露了他的不满。韦后开始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了。阴历六月，皇帝突然死去；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是被他妻子或女儿在他喜受的糕点中下毒所害。［16］这一指控并无实据，但韦后确实隐瞒了他的死亡。直到她命自己的亲戚担任关键的军职和把中宗仅存的15岁的儿子李重茂扶上皇位时为止。他即将统治两个星期。

　　废黜他的政变的成功通常归功于未来的玄宗李隆基，原因与唐之建立归功于太宗相似。［17］与他祖父一样，玄宗也亲自插手干预了他这一时期的历史，以确保任何史料都不能与这种官方解释有矛盾。但种种事实却暗示了不同的解释。阴历六月十二日晚，李隆基及其少数追随者（包括太平公主之子）再次把玄武门的禁军争取过来，杀死了韦党首领，强行闯入宫内。仓皇出逃的韦后、正在打扮的安乐公主和想改投主子的易变的上官婉儿被杀。这是一次顺利的行动，但它需要钱和权力。25岁的李隆基则都没有；他当时任卫尉少卿，作为睿宗与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他是没有前程。政变显然是太平公主策划的；如果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两天以后，这类怀疑就烟消云散了。她傲慢地打断了一次朝觐，把年轻的皇帝拉下皇位，并把睿宗召来。睿宗也许是在真正勉强心情下再次进行统治的，而实权却转到了武后女儿的手中。没有人敢抗议。

　　有一个时期，太平公主似乎将步她母亲篡位的后尘。她的宠臣被安插在国家最高级的岗位；未得她首先批准，睿宗甚至拒绝考虑任何措施。“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趋附者门庭如市。”［18］

　　只有一件事太平公主没有成功。她预期体弱的同胞会长期统治，所以没有插手立嗣之事。人选为睿宗的有合法权力的长子李成器和李隆基二人，后者因领导政变有功而成为侯选人。睿宗犹豫不定，但已在敦促李隆基登位的某些大臣的呼吁，再加上其长子的无私，使他不必作出困难的决定。710年阴历六月，未来的玄宗成了皇太子。没有关于太平公主反对这一立储的记载，但不出几个月，她发起了一场诋毁他的阴险的运动。她抱敌对态度的原因不详，也许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能干了。几乎从他任皇太子时起，有独立精神的高级官员似乎有了信心。诸公主府的官属被取消；唐休璟和张仁愿等忠于唐朝的有威望官员又控制了关键的军职；当时最受人称道的宋璟和姚元之正在处理科举制中的积弊，取得的成就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19］当他们罢了数千名斜封官的官职和削减中试的名额80％时，睿宗支持他们的努力。皇太子本人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的声望日隆，同时太平公主的攻击也随之与日俱增。他的日益扩大的支持者队伍力促他采取反对她的行动；虽然他非常了解她权势的范围，不能鲁莽行事，但他几个朋友的热情几乎毁了他。宋璟和姚元之擅自行动，说服睿宗把太平公主派出京师，以结束家庭的争端。他勉强同意暂时将她流放，于是她就居住在濮州的附近。但她的势力几乎没有缩小；皇太子知道她把自己的放逐归咎于他，所以经常担心报复。在一次企图使她息怒的行动中，他要求将自己的盟友宋、姚二人分别贬逐到外地。她立刻抓住这一机会，以自己的人去取代他们，《资治通鉴》对此后的种种事件作了简明的叙述。斜封的官职被恢复，“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20］ 711年晚秋，已经打算放弃皇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完全投降，请求将她姑母召回京师。她同意回京，在几个月中，七个宰相中的五个是她的人了。

　　睿宗对事态的这些发展不是视而不见的，并且日益有所醒悟。在712年，他因自己不能控制局势而精神受着折磨，到了仲夏，苍天以一颗明亮的彗星来示警。皇帝觉得这一迹象有其用意，当宫廷的占星术士证实了他的解释时，他宣布了让位于儿子的决心。这时太平公主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她设法强行达成一个妥协，即睿宗成为“太上皇”，保持任命高级官员和决定死刑的控制权；但在同年阴历八月，玄宗登上皇位。

　　这时，轮到太平公主焦虑不安了。她的权力仍极大，控制着大部分的文武官员。［21］但她在新帝统治下，很难期望无限期地保持有利于她的平衡。她的支持者经常敦促她对他采取行动。最后，她抛弃了以往行之有效的忍耐和谨慎，求助于毒药，但玄宗防卫严密，逃脱了毒手，但他非常清楚，太平公主一人应对此负责。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和解这时是不可能取得了。

　　713年夏季，她被迫企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她以一贯的谨慎拟定了计划；如果她是男子，能够亲自执行计划，她很可能成功。相反，她必须依赖别人，而玄宗则通过其中一人得到了警报。阴历七月初，正好在实行密谋的前一天，他冷静地逮捕了几个首犯，在武德殿把他们斩首。三天后，公主本人在她的府第被赐死。她的死亡可以被恰当地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多的妇女如此长期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了。

　　［1］见谷川道雄：《从武后末年到玄宗初年的政争——对贵族制研究的一个看法》，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54—60页。

　　［2］《旧唐书》，卷51第2171—2172页；《资治通鉴》，卷208第6584—6585页。

　　［3］《资治通鉴》，卷208第6608页，《考异》。

　　［4］《新唐书》，卷83第3651页；《唐会要》，卷90第1638页。

　　［5］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年），第1—64页。

　　［6］见《新唐书》，卷118第4262页；《文苑英华》，卷609第8—9页。这一问题以及它与当时其他弊病（如雇用大量员外）的关系，在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65—178页）中有简明的论述。

　　［7］《唐会要》，卷5第51页；《新唐书》，卷83第3650页。

　　［8］一个公主只有资格设立一个管理其实封收入的机构。王公不但有大得多的实封管理机构，而且有一批老师、一个大的王府管理机构和一大批个人护卫及宫廷禁卫。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29—645页。

　　［9］《资治通鉴》，卷208第6601页。关于员外官，任命的确切性质现在仍是一个问题。砺波护在《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72页以后已对不同的论点进行了讨论。

　　［10］《资治通鉴》，卷208第6601页。此信为其他情况不详的官员袁楚客所写。

　　［11］这些弊端及文中随即谈到的弊病，在《资治通鉴》（卷209第6623—6625页）中有详细的描述。看来，任命斜封官的证书没有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见《资治通鉴》，卷209第6625页。关于对佛教建筑的赞助，见雅克·热内：《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面貌》（西贡，1956年），第281页。

　　［12］《资治通鉴》，卷209第6622页。

　　［13］《旧唐书》，卷88第2870页。这份在709年春递呈的奏疏全文载于《全唐文》，卷236第6—8页。

　　［14］《资治通鉴》，卷209第6624页；《旧唐书》，卷101第3155页。

　　［15］《资治通鉴》，卷209第6633页。

　　［16］《资治通鉴》，卷209第6641—6642页；《旧唐书》，卷51第2174页。

　　［17］见第三章H.J.韦克斯勒的论述。

　　［18］《资治通鉴》，卷209第6651页。

　　［19］《资治通鉴》，卷209第6652页。

　　［20］《资治通鉴》，卷210第6664页。

　　［21］《资治通鉴》，卷210第6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