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朝中期（720—736年）_剑桥中国隋唐史

玄宗朝中期（720—736年）

　　720年正月，宋璟和苏颋失去权力。宋璟因在命令御史台处理大量积压案件时采取高压手段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一丑闻甚至被皇帝的俳优嘲讽一通，皇帝本人也认为宋璟有严重错误。但他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这一丑闻，而是限制淮河和长江地区私铸的灾难性失败及其代理人萧隐之御史在推行这些措施时的严厉和不人道的方式。这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以致皇帝免去宋璟和苏颋的宰相之职，并把萧隐之撤职。宋璟和苏颋都留在朝廷，前者得到有名无实的最高品秩，后者担任礼部尚书。苏颋不久外放任剑南的节度使和采访使，在那个以艰巨闻名的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政绩。宋璟在朝廷得到元老的待遇，722年，他任留守，负责长安的事务，724至725年朝廷迁往洛阳时又任此职。［1］

　　随着宋璟的失权和不久姚崇之死，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的作者柳芳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下：“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着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2］

　　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正如9世纪初白居易的一首讽刺诗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对玄宗以后的唐代作家来说，如果这不是整个唐朝的鼎盛期，也是玄宗在位时的鼎盛期。但在许多方面，在以后的十年和更长的时期中，人们可以看到姚崇和宋璟时期许多政策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720年正月被任命的新宰相为源乾曜和张嘉贞［3］（666—729年）。源乾曜在姚崇罢相之前一度与姚同任宰相。张嘉贞则是一个北京地区的世代名门之后，他的先祖在隋代已在河东西南（今山西）的濮州定居。他在686年前后的明经考试中得中，但在第一次授职中因有过错而被撤职。后来在8世纪初期，他被推荐担任去河东道视察的一个御史的非正式助手，这位御史用他起草奏议，并把他推荐给武后。武后对他印象很深，就任命他为御史。在兵部和中书省任职后，又担任重要的道的都督之职；在玄宗时他任并州长史，在那里赢得了官风整肃的政声。717年，他在太原建立一支三万人的大军（天兵军）以监视在默啜汗死后就向唐投降并定居在河东北部的许多突厥人，张嘉贞就在该道任节度使。

　　虽然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形象，但两人都因对职守兢兢业业和确立健全的行政而见称于时。721年阴历九月，在老对手姚崇死后几天，张说被起用为第三个特任宰相和兵部尚书。他自713年被撤去宰相之职以来，先后在一些道担任要职，政绩卓着；最后他接替张嘉贞而任太原天兵军的节度使。［4］

　　有一段时间张说的大部分工作与军务有关。从722年阴历四月至723年阴历四月，他任朔方军节度大使这一要职，因为朔方藩镇控制着紧靠长安北部的关中边境；722年后期，他在那里与叛乱的突厥人作战，因为这些突厥人在党项人的支持下前一年在鄂尔多斯地区崛起，这时又发动叛乱。张说平定了叛乱，并把继续住在中国边境内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五万非汉人远迁到今河北和河南省交界处的内地。［5］

　　随着边境问题的解决，张说建议大量削减当时号称60余万的边防军。他提出让其中的20万人解甲务农。张说认为边将在设法拥兵自重，皇帝虽有所犹豫，但仍被说服，同意了他的计划。同时张说又提出一个方案来代替以府兵短期配备各卫的旧制度。他要求把骁勇善战的骑军（他们不承担一切特殊任务）吸收到各卫和北门军中，以加强京师的防御。［6］

　　723年初期，张说和张嘉贞发生严重争吵。多年前，张嘉贞在兵部是张说的部属，但现在他作为右相已不愿再屈己就人。张说对此心怀不满；当张嘉贞的弟兄因渎职获罪而张嘉贞本人又拒绝向皇帝表示悔悟和请罪时，他被解除宰相之职，怀着对以前同僚的怨恨被外放出任刺史。张说接替了他的中书令之职。［7］

　　代替张嘉贞的人选是王晙。［8］如同张说的情况，这一任命似乎是有意识地让一名有经验和有权势的军事领袖侧身于宰相之列。与张说一样，王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和特任的宰相；一个月以后，他就任朔方节度使，前往边境赴任，并视察河西、陇右、河东、河北及自己掌管的朔方诸藩镇的兵制。他不参与朝廷的事务；723年阴历十二月，他被贬为长江流域一个州的刺史，因为有人指控他结党和重用亲戚。［9］

　　从张嘉贞之撤职直至726年初这段时期，朝廷完全被张说控制。这是最后一任内阁，在此期间，政务仍被在武后时已担任高官并继续推行许多从她开始的政策的大臣所左右。直到此时，玄宗的全部宰相都通过科举考试，大部分来自洛阳地区或东北。

　　姚崇时期推行的集权化政策这些年仍在继续实施，而张说进行的两大改革又把相权牢固地树立了起来。722年末的命令规定，宰相得享受300户实封的岁入。［10］这是第一次给他们提供实职俸禄以外的收入，并承认宰相的职务不再是兼职的谘询性任命；因为在以往，宰相应在午前完成任务，其他时间应在他的省（或部）工作。次年，这一新情况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会晤地政事堂被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宰相们的政策建议即以此名义送呈皇帝。宰相的官署开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属，它们分管吏务、枢机政务、军事、财政和司法。［11］

　　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责界线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更加纠缠不清了。以前原由各自秘书班子履行的起草和审议的职责现在改由各院——特别是隶属于中书省的集贤院——的班子负责。［12］集贤院在718年成立，在725年被改组和改名，当时由张说领其事。它的成员都是兼职的干练官员，受宰相和皇帝之命草拟文告和充当学术顾问。［13］

　　这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给宰相们提供有效地控制政务所必需的个人支持，当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宰相——皇帝的主要顾问——时也是如此。它们还使皇帝能够任用各院的学士起草文件和拟定政策，避免正规的官僚机器制造的拖拉和积压。虽然在开始时集贤院学士（他们在中书省管辖之下，虽然管辖比较松散）普遍地就以这种方式被使用，但皇帝的其他私人秘书则从翰林供奉选调，直接隶属于皇帝。738年后，这些人被学士院学士代替，学士院学士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皇帝起草诏令。这些发展为唐王朝以后政务处理的重大改变奠定了基础。

　　源乾曜和张说继续贯彻和加强推行的另一个政策是试图让更多有才能的官员到地方政府任职，并确保中央政府中的大臣有地方的行政经验。由于源乾曜本人对此深有感受，所以他在720年就任宰相后，就要求把他的任京官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调到地方。［14］这一规定扩大到在京任职的文武官员的家族，他们的许多亲属被调到地方任职。

　　720年阴历五月，已在717年停止活动的按察使被重新恢复。721年，在京的每个高级官员和所有州刺史都奉命审查一个县令官署的政绩，然后建议对县令的奖惩。［15］ 722年，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增加地方官员的官俸，同时削减给高级京畿官员随从的津贴。另外，皇帝本人在这几年的巡行中也召见地方官员，有时给失职者以降级处分。［16］

　　725年初期，皇帝挑选在京的11名杰出官员——包括源乾曜的任大理寺丞的侄子——出任州刺史。在任命时皇帝设盛宴招待朝廷百官。但甚至在这样公开的场合仍有一个被选派的官员不愿外调，玄宗大为恼怒，于是就把他贬黜。在朝廷为官的吸引力仍大于使地方获得良好吏治的需要。④

　　皇室的问题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玄宗在位初年建立起来的政治平衡正日趋不稳。皇帝决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他与自己家族的关系方面。720年阴历十月，皇帝的四弟李范被牵连进一个奇特的事件中。李范是着名的潜心于学术的学者、书法家、古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又是与许多学者交往甚密的庇护人。他现在与他妹夫（即睿宗幼女霍国公主之夫）裴虚己一起被控不正当地查阅预言吉凶的巫书——这一指控通常是含蓄委婉地指策划取代皇帝的宫廷阴谋。裴与公主离婚，被放逐到遥远的岭南。同时，李范的两个亲密的文人助手被贬至地方工作，原因是他们违背了皇帝最近的禁令，即诸王、驸马及其家庭成员不得与其近亲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另外，所有术士不得进入官宦之家。［17］

　　李范本人未受到任何惩处，在726年死前，与皇帝的关系依然很好。但在720和721年，前此十年在地方任职的诸王都被召进京，长兄李成器担任太常寺卿，李成义被授予威望很高的司徒的荣衔。其他诸弟则在太子府任职。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应部分地归咎于诸王对他们州的职守毫不热心，源乾曜在716年曾经对此有过抱怨。但更可能的是，皇帝感到他们与自己的诸子一样应该留在京内，以便监管。

　　725年，他的另一弟李业也与一件涉及皇甫恂和韦宾的十分类似的事件有牵连：皇甫恂为殿中监；韦宾为李业的内兄弟，又是太子府的重要官员，太子娶他的另一个姐妹为妻。他们被控向术士卜问休咎。这一次的后果更为严重。韦宾被鞭笞致死，这也许是因为他是主犯，也许是因为他与皇太子瓜葛太深而使他成为参与宫廷阴谋的十分危险的潜在敌人；皇甫恂被放逐至岭南。但李业及妻子又逍遥法外。李业继续任太子少保，在734年极尽哀荣地死去。［18］

　　比他弟兄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的是皇后的地位。他即位初期，后宫中以元献后和武惠妃最受宠爱。元献后是隋朝大臣杨士达的曾孙女，武后之母也来自这一门第。元献后于710年被选入后宫，生一子（后来为肃宗帝）一女。她与张说联系密切，她的女儿就嫁给张说之子为妻。但在玄宗登基后不久她就去世。［19］玄宗后来特别迷恋另一个妃子武惠妃，她为他生下四子三女。武惠妃是武后的近亲武攸止之女，她的母亲也出身于无处不在的杨氏大姓。［20］

　　王皇后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是姜皎。在玄宗朝的头十年中，他是皇帝贴身的亲密宠臣，与源乾曜又是姻亲。在722年，皇帝与无儿女并日益被冷落的王皇后的关系趋于紧张。皇帝因她无子女，就与姜皎秘密商量将她废黜，但姜皎把此事透露给皇后。娶皇后之妹为妻的一个皇族低级成员报告了姜皎的这一轻率行动。玄宗处以鞭笞并把他放逐；他死于途中。［21］

　　皇后这时比以往更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地位，她一心想生出一个儿子来维护她在宫廷的地位，虽然皇帝还没有最后决定让别人代替她。她的胞兄弟王守一这时安排一个和尚为她作法画符，以保证使她生子。当724年阴历七月此事败露时，王皇后被贬为民。王守一被流放，与皇室之妻离婚，最后奉命自杀。但前皇后没有另受惩处，而在宫内另住一地，在阴历十月死在那里。其他的妃嫔都喜欢她，皇帝本人也后悔将她贬黜，就像他后来后悔对姜皎的惩处那样。［22］

　　与张说发生过冲突、此时任户部尚书的前宰相张嘉贞也受王守一之案的牵连，被外放到浙江任刺史。王皇后的贬黜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有人主张，与武家有长期亲密关系的张说一直支持武惠妃反对皇后，但这主要是推测。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没有封武惠妃为后，她仍为惠妃（一等宠妃），不过她家族成员得到的那种荣誉和升迁却相当于皇后家族的待遇。726年稍晚，他打算封她为后，但当他宣布这一意图时，有人反对，认为此举不明智，因为她的家族曾经是唐王朝的宿敌，还因为既然她不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有自己的儿子，封后之后可能会使继位问题陷入危机——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十分准确。皇帝生前从未封她为后，虽然她无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

　　关于贵族的复起

　　8世纪20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变化也许是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的关中旧贵族的重新崛起。第一个明显例子是宇文融的崭露头角（详下文）和李林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贵族对那些保卫经过考试选拔和在武后时期开始当官的东部人利益的老卫士进行挑战，从而造成了下一个十年的尖锐的政治分化，虽然对立集团的界线决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泾渭分明。

　　除了8世纪20年代贵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崛起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有严密界限的贵族的旧思想正在复活。在这一世纪初期，在太宗时期最受人关注的宗谱已经重新时兴起来，在玄宗在位的整个时期它吸引了许多学者，其中包括许多最着名的官方史学家。刘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时期提议编一部全帝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谱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应根据以担任唐代官员为收录标准的659年的《姓氏录》，而应根据638年的《贞观氏族志》编纂，因为后者更注意传统的社会地位。在前一世纪虽然容许改变家族的地位，但这时的情况似乎是，在名门大族面临武后时期吸收的出身较低的人的政治挑战时，新的宗谱汇编可能旨在重新树立这些大族的社会地位。

　　不像以前的汇编，这部作品是委托给包括刘冲（他的家庭有专门编修宗谱的长期传统）和刘知几在内的官方修史者编写的。它修成于713年，并在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于200卷。编写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因为作者们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当时情况，然后把它颁行于全国。在723至726年期间，着名的史学家韦述又加以补充，结果写成长达20卷的补编，名为《开元谱》。从实用意义上说，还不清楚修志的实际意图是什么。刘冲的奏疏提出，这个项目意味着要区分士大夫与平民的出身，不过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没有官方鼓励这种区分的记载。但从16世纪起，在一批中国宗谱着作中保持着一种持久不衰的传统，即在717年颁布一个诏令，规定26个大家族的突出地位，并禁止其成员与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个玄宗在位期间，宗谱研究继续发展；749年，当贵族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十多年时，李林甫颁布了《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这一集团内部。［23］

　　因此从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旧贵族的社会权利，在8世纪20年代以后，高级官员中的旧关中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地增加，当然，玄宗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吸收他们了。

　　贵族政治势力的另一个源泉无疑是与皇族结成的复杂的姻亲网络。根据掌握的诸王的婚姻材料，他们几乎都与关中和河东南部地区一小批名门氏族通婚。有些家族不断地与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并在720年因与李范牵连进丑闻而被流放的那个倒霉的裴虚已有一个弟兄娶皇族成员为妻，其子也与皇族通婚。另一个弟兄之子和孙也被选为驸马。他的从兄弟裴巽是睿宗之七女薛国公主的第二个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贬后被处死）；他的孙子也成为玄宗的一个幼女之夫。

　　杨氏、窦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许多唐皇室的配偶；单单前隋皇室的一支，就连续三代有成员为皇室配偶。与唐皇室结成婚姻网络的另一个例子是8世纪40年代脱颖而出的韦坚的家族。他的一个姐妹嫁给李业（玄宗之弟），另一个姐妹嫁给皇太子李瑛，而韦本人则娶皇帝的宠臣姜皎之女为妻。

　　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选为皇室成员配偶的家族中有许多人在殿中省、东宫或在为皇帝服务的官署中任职。但皇室不可能只与专为宫廷服务的一小批朝廷精英通婚；皇室的关系有广泛得多的政治含义。玄宗的有记载可查的32个女婿中，已知与唐代宰相有亲戚关系的不少于19人。玄宗的三个女儿就嫁给了源乾曜、张说和萧嵩这三位宰相之子。把女儿下嫁张说之子（他后来成为玄宗重要的宠臣）一事说明，这种联姻不仅仅面向大贵族，因为张说的氏族是默默无闻的，8世纪50年代的宗谱学家拒绝予以收录。同样，在玄宗在位的后期，公主也曾下嫁给他的宠妃杨贵妃的较无名望的家族的成员。

　　宇文融的崛起

　　传统的史学家认为，8世纪20年代初是玄宗执政的转折时期：军事的胜利助长了他对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他又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这时玄宗开始处于一批批因拟订使他能实现其目标的财政政策而得宠的大臣们的影响之下。宇文融［24］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人，历史学家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指责。

　　但当宇文融在721年出现于政治舞台时，朝廷已面临对玄宗的宏图毫无帮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财政问题。户籍册列有应履行租庸调税义务的人口及他们通过均田制取得的土地之数量，但几十年来已有人抱怨户籍登记制严重地被忽视。忽视的部分原因是没有系统地对各家各户进行再登记和对原来登记的内容进行修正；部分原因是全国许多地方原来的课税和土地制度很不完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逃亡户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人为了逃避纳税和劳役而离乡背井，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没有登记，所以未予课税。同时，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例如，据张嘉贞的传记记载，他在朝廷卿相中以不追求大房地产闻名。利用因缘时会的人不但有暴发户，而且有历史悠久的名门成员。例如，出身于东北世家并在8世纪20年代曾任包括刑部尚书在内的各种高级官职的卢从愿因积聚大量地产而臭名远扬，最后因这一名声而未能当上宰相。

　　721年，宇文融首先提出应全面检括所有未登记的逃亡户。他是北周皇室的后裔，通过世袭特权而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由于源乾曜的庇护，此时正担任御史。经过廷议，朝廷颁诏，限令未登记的定居者在百日内向官府投案，然后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记。未投案者将被集中并运往边境。这一措施似乎未认真执行，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723年宇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它规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记的定居者可以免税六年而缴一种特殊的“轻赋”，这样，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取得正式的地位。为了推行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为劝农使，并配备一批有专才的判官，他们作为额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监督此方案的实施。

　　这一方案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得到漏登户本身的欢迎。724年，宇文融的班子又增加了判官，最后，不少于80万个未登记的户及相应数量的漏登土地列入了簿册。这个措施的重要性是明显的；这些家庭约占726年登记的7069565户总人口的12％。玄宗对此非常高兴；725年，宇文融升任户部侍郎，并开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25］

　　但方案引起许多人的反对；皇甫憬和杨相如上奏说，这样会引起人民的困苦，并会鼓励地方官多报未登记的占有地者数字来取悦朝廷。但宇文融得到源乾曜和中书省舍人陆坚的有力支持，反对者都失宠。甚至在方案付诸实施后，异议继续不断，直至皇帝被迫就此事专门进行廷议，而在讨论时又有人反对。

　　这一方案不过是全面贯彻一个已经施行了两个多世纪并详细载入玄宗早期精心修订的律令中的制度罢了，但竟会引起这样一场骚动，实在令人费解。反应部分是经济性质的：如果这一制度被忽视，那么应该推行它的官员就成了主要受益者，因为这样能使他们大量收买土地和吸引原来被迫离乡背井的家庭为他们劳动。当然，反应部分也是政治性质的：宇文融是贵族，不属于自武后时代起就控制朝廷和占突出地位的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他还主张用合理的制度来解决朝廷的重大财政问题，而不是采用张说力主的那种导之以德和齐之以礼的政策。同时，张说与同僚宰臣源乾曜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如上所述，后者为宇文融的支持者。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反对与其说是针对重新登记，不如说是针对进行再登记时使用的非正规制度的方法，即专门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并为他配备一批助手，使这些人摆脱本应通过它们进行这类改革的各级官僚机器而自行其是。在玄宗朝较早的时期，地方已使用专使来改造运输体系和组织盐的生产，所以这种非正规的组织不是新鲜事物；但宇文融的改革是一项全国推行的重大政策，它突出了这类特权对原有的官僚机构所构成的威胁。

　　宇文融方案的成功使玄宗能够以正规的租庸调这一公认的正规方式来为他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且能把汉代一度推行和专使刘彤在721年奏议后作出的关于恢复盐铁专卖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同年，姜师度已经成立军垦以开采河东道南部的盐池，同时，已调到四川任节度使的苏颋也奉命开采该地的盐池以作财源。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这些政策，它们对行政现状构成的威胁就会比宇文融检括农户政策的威胁严重得多。［26］

　　封禅与张说的垮台

　　张说曾经鼓励玄宗恢复许多象征王朝中兴的礼仪。722年阴历二月，皇帝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在返回长安时，张说说服皇帝长途绕道前往潞州、太原和汾阳（潞州是玄宗过去任地方官之地；太原是高祖开创唐王朝之地；而汾阳是他祭祀后土之地，这一仪式在汉武帝时制定，但久已中断）。绕道后，皇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而成为右相，以此来肯定他的地位。［27］

　　同年阴历十一月，玄宗在长安南部举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张说的建议下，对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变动，在举行这些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颁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公开的狂欢聚饮）；酺在各道治地持续三天，在京师则持续五天。［28］

　　724年阴历十一月，在张说的带头下，朝廷要求皇帝举行国家礼仪中最威严隆重的仪式，即在中国的五岳之首的山东泰山举行封禅祭典。虽然源乾曜反对此议（这一分歧逐渐导致两个宰相的公开分裂），皇帝仍采纳，并宣布于次年阴历十一月举行封禅；张说奉命设计应有的仪式。为了确保不致发生突厥人利用皇帝离京而朝廷又在山东之际侵犯边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派代表参加。

　　724年后期，朝廷再次迁往洛阳。725年阴历十月，皇帝携大批官员、皇亲、外族领袖和无数随从浩浩荡荡启程前往泰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才抵达该地。

　　皇帝的巡行行列沿路长达若干里，每经一地，周围数里的农村都遭到了破坏。祭祀后，他们来到附近孔子的故乡和孔庙又举行祭典，然后返回洛阳；这次取道另一条更南的路线，因为无论哪一个富饶之地，也负担不起数周内两次驻跸的费用。［29］

　　祭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张说的胜利，他奉命为封禅盛典写了颂词刻在山上；726年初，他开始编新的礼仪法典。但一些与礼仪有关的事件导致了他的垮台。如前所述，他曾与源乾曜就祭典之事争吵过。他还反对宇文融推行重新登记各道人口的措施。在祭祀期间，他把最好的差事交给他自己的追随者，实实在在地提升参加盛典的文官，而只授给武将虚的荣勋，因而触怒了朝廷中的许多人。曾在中书省张说手下任职并作为他的被保护人的张九龄极力提请他谨慎从事。但张说我行我素，他的人事委派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726年初，张说反对皇帝选用靠荫庇进入仕途的东北贵族崔隐甫（？—736年）为御史大夫，理由是他认为崔缺乏文才。张说提出多年来与之关系融洽的崔日知应任此职，而崔隐甫更宜任武职。但玄宗严拒张说的提议；崔隐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而张说之友崔日知则被任命为禁军的将领。［30］

　　张说此时面临的是一个其御史大夫和中丞宇文融均为他的公开敌人的御史台。另一个中丞为李林甫［31］（？—752年），他是皇族的远亲，在科举考试中也没有中式，他的官宦生涯是通过在禁军中任职开始的。他通过宇文融的荐举而获得了在御史台的官职。敌对集团对御史台的控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弹劾任何大臣而不管弹劾对象的地位多么显赫。张九龄力促张说采取措施自卫，但张说显然感到很安全，他答复道：“鼠辈何能为！”

　　他继续反对宇文融及其同僚。725年末，玄宗同意宇文融关于改革选拔程序的建议，以一个人数众多的负责任命的铨选官组织来代替吏部的三名高级官员。据推测，这是阻止张说再专断地任命官员的临时措施，因为在张说下台后的第二年，旧制又被恢复。张说对付他政敌的办法是干脆扣押他们的奏议。

　　762年阴历四月，张说被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弹劾，罪名有：受贿、向术士问吉凶和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玄宗命以近来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为首的一批高级司法官员进行调查。罪状似乎可以确立，但玄宗经其忠诚的宦官高力士的劝说后作出决定：鉴于张过去对国家有大贡献，只免去他的宰相职位，保留其他实职。［32］

　　李元纮［33］（？—733年）被指定接替张说的位置，他是西北贵族世家的后裔和696至698年期间曾任武后宰相的李道广之子。他靠荫庇进入仕途，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玄宗登基初年，当太平公主和窦怀贞企图占有某佛寺的水磨时他奋起抵制，因此知名于时。后来他赢得了尤善理财的优秀行政官员的美誉。725年，他已取代反对宇文融政策的杨玚而担任户部侍郎，如果没有张说的反对，他本来是可以担任尚书的。他显然是宇文融的支持者，也主张推行类似的合理化的财政政策。他被任命后就时政详加奏禀，所以深得玄宗的赞赏。

　　在短期内，源乾曜和李元纮牢牢地控制着朝廷，宇文融和他的伙伴控制着御史台，使重新登记的政策逐步完成。

　　阴历九月，杜暹［34］（680以前？—740年）被任命为第三个宰相。杜暹出身于河南的士大夫之家，举明经；按照常规，他的官场生涯从大理寺和御史台开始，而从716年起是在边远的西部度过的，他在那里成功地抵御了突骑施部和于阗叛乱统治者对安西都护府（龟兹）的侵袭，从而在部落中很有名望。因此他与先前的张说和王晙一样靠显赫的武功担任宰相，而这正是源乾曜和李元纮完全不具备的。

　　在此期间，张说在朝廷仍有影响，凡有重大问题，玄宗都与他商议，所以宇文融和崔隐甫经常担心他会东山再起。726年，玄宗拟封武惠妃为后的计划遭到反对而未实现，反对的理由是她的支持者张说会因此而有功，从而重新获得权力。727年初，宇文融和崔隐甫又展开攻击，一再指责张说。在朝廷这次不断的冲突中，玄宗显然对双方都感到不耐烦，就命张说退隐，命崔隐甫回故里照顾老母，并任命宇文融为河北的一个刺史，负责那里的治涝和开垦计划。［35］

　　退隐后，张说指导编纂一部新的礼仪法典以代替7世纪编成的那一部。在徐坚——此人曾协助他拟定封禅祭典的礼仪——为首的一个礼仪专家大班子的协助下，张说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直至去世。成书的责任落在萧嵩肩上；732年，这一长达150卷的巨着终于完成，定名为《开元礼》。［36］

　　虽然造成不和的一个根源被清除了，但杜暹和李元纮之间意见的经常相左仍使朝廷不能平静。张说虽然正式致仕，728年二月仍被任命在集贤院任职，从事编修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玄宗又开始通过派遣宦官就每个重大问题征求他的意见。［37］ 728年阴历十一月，萧嵩［38］（约669—749年）被任命为另一个特任宰相。他是梁皇室的后裔，也靠荫庇出仕而没有什么文才和文学造诣，但姚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终于升任尚书左丞，后又任兵部尚书。762年，他任朔方节度使，并成功地抵御了吐蕃对西北的大举侵袭。

　　729年阴历五月，皇帝对杜暹和李元纮之间经常的不和感到厌烦，就把两人都贬为刺史，同时又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萧嵩任门下侍中（自张说致仕以来，此职一直空缺），从而成为资深的宰相。被召返京任户部侍郎的宇文融此时升为门下侍郎及特任宰相，而裴光庭［39］（676—733年）则任中书侍郎及特任宰相。裴光庭出身关中望族，娶武三思之女为妻，他的父和祖父都为名将，本人在705至706年中明经考试。他连续在兵部和鸿胪寺任职，并曾提议让突厥族和其他外族派代表参加封禅祭典。虽然他得中科举，又是贵族，但根据他后来的选拔政策，他反对对官僚集团中的中式的精英人物破格提升。［40］

　　这样，新阁全部由贵族组成，这是玄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玄宗初期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以三年前张说的失势为先兆，此时完全失去了光彩。宇文融在三个宰相中权势最盛。他已长期邀得特殊恩宠，自李元纮被免职后，皇帝非常需要他的理财才能。

　　朝廷已经连续进行几年战争（特别是与吐蕃的战争），因而军费激增。另外，许多自然灾害打击着帝国。726年，东部平原有大洪水，许多人淹死。727年秋，范围更广的洪水袭击了河北，许多地方的庄稼未及收割就被毁坏。726、727和728年又连续发生严重旱灾。这一时期气候的严重失常延续至736年前后。这些灾害没有波及容易发生干旱饥荒的京畿区，但却影响了东部平原这块提供岁入的最富饶地区。727年初冬，朝廷在东部发生灾难性的水灾后，被迫从洛阳迁回长安。［41］

　　虽然宇文融的地位看来很安全，但有些官员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使用个人助手而不用正式任命的官员来实施他的计划，使这些人感受到威胁。但他却信心十足地认为他能很快解决帝国的问题，同时委任了几个杰出的人物。年迈的宋璟掌管尚书省，部分原因也许是为了安抚文士，他的门生裴耀卿（下文将予介绍）任户部侍郎。但主要通过皇帝个人恩宠取得权力的宇文融此时却自不量力，与另一个新得宠的皇族信安王李祎发生冲突，受到致命打击。李祎是太宗的曾孙。［42］玄宗初年他曾在几个重要的州任职，卓有政绩；后来他一度退隐，但在727年继萧嵩被任命为十分重要的朔方镇的节度使，直至735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与吐蕃和契丹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宇文融既害怕他拥有的很大的兵权，又担心他对皇帝日益增长的影响，同时还可能防备他会加强萧嵩的政治地位而对己不利。因此，他就照搬以前对付张说的办法，安排御史李寅弹劾李祎。但这个御史预先通知了李祎，李祎立即上奏玄宗。当李寅后来将弹劾状呈上时，皇帝怒加驳斥。信安王未受非难，宇文融反而被贬为河南的汝州刺史。他担任宰相只有100天。［43］

　　在愤怒中贬黜宇文融后，玄宗才意识到他已没有能为帝国理财的大臣。于是他召见裴光庭和其他大臣，要求他们提出贬黜宇文融后应采取的措施。其余的宰相无言答对，但他们意识到，宇文融即使在地方任职，对他们的权力依然是一个威胁，于是急忙揭露他组织私党和他儿子的所谓受贿行为。他再次被贬往岭南担任小官，但即使在那里，他的政敌们也不放过他。一年多以后，司农寺指控他727年在一州的任职期间大量贪污。他被削职和发配至今广西的一个边远地区。他病死在途中。［44］

　　萧嵩和裴光庭的内阁（729—733年）

　　在稳妥地清除了宇文融之后，萧嵩和裴光庭仍牢牢地控制着朝廷，虽然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730年，裴光庭采用一个改革“选”制的措施。当时实行的那一套复杂规定原来是他父亲裴行俭在669年推行的。但多年来在任命重要官职时，个别有才之士——特别是有文才的人——是主要的考虑对象，而资历和漫长的任职期则被忽略。此外，吏部的官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对京畿区的高级官职作重大任命，而忽视了对远为众多和同样重要的地方低级官职的任命。裴光庭此时对所有官职推行一种“循资格”的制度，同时命令对胥吏担任流外官的任命应由中央政府详加审查。［45］这些措施部分地似乎是自713年以来企图完成的把地方官员像中央政府官员那样置于严密控制之下的工作的继续。它有利于无数从胥吏起家的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但这一措施又打击了选拔中举士子精英队伍的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它使后一种人为之哗然，他们的最年长的代言人、退隐的宋璟极力反对新措施。但抗议未起作用，这个措施得以推行，中式士子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

　　713年，皇帝自己的侍从也开始制造问题。玄宗不但深受外廷官员中的宠臣的影响，而且也受形形色色的心腹的影响。前文已经谈到这些人中最突出的姜皎在722年毁灭的过程。后来，皇帝对另一个类型迥异的王毛仲［46］也备加赏赐和宠爱。王毛仲是一个出身寒贱的职业军人。他有高丽血统，7世纪高宗远征时他的家族沦为奴隶，当玄宗为地位较低的王子时，王毛仲成了他个人的奴仆。王毛仲在协助玄宗打击太平公主后，得到了厚赏、最高的名义职务和禁军中的一系列任命。在8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为军队骑兵筹集军需时成绩卓着。729年他娶禁军中另一个名将之女为妻。朝中的几个大臣对此提出异议，因为这样做会使他控制宫中禁军和北军的权力过大，但玄宗不予理会。730年，他与北军中一批将领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利用他个人对玄宗的影响肆无忌惮地进行一切非法活动。王毛仲本人要求担任兵部尚书。皇帝的拒绝使王毛仲大为不满。

　　同时，王毛仲又与跟玄宗关系密切的宦官集团发生冲突。宦官中的高力士乘机向玄宗进言，指出王毛仲及其一伙将领构成的威胁，他们一起控制着京都最强大的军队——北军。玄宗开始行动了；731年初王毛仲和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几个同伙将领被贬往边陲的道担任次要的职务；以后不久，王毛仲奉命自尽。［47］

　　这一行动似乎粉碎了曾在玄宗初期起重要政治作用的北军的力量。它还助长了日益成为皇帝的心腹代理人的宦官的权势。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高力士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皇帝忠实可靠的奴仆，［48］所以在玄宗时期，宦官不可能像以后几朝那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裴耀卿：运输改革和营田

　　730年，重大经济政策的新倡议者裴耀卿［49］（681—743年）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他出身于西北的世家，少有奇才，在武后时中童子特科。中宗朝他在睿宗的王府工作，后又在各地方任职，有突出的政绩。729年，经宇文融的荐举他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但因宇文融也随之被贬黜，他似乎没有到任。730年任宣州（今安徽南部）刺史时，他上疏详细陈述应如何改造长安运粮的运输体系，即把通往京师的路线分成若干站，以免边远的府的税粮船必须全程进京。［50］玄宗对此未采取行动；但731年朝廷又被迁往洛阳一年，供应长安的问题显然现在非得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可了。

　　730年，裴耀卿又提出解决以前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已部分解决的“逃亡”户问题的建议，办法是命这类户按村社在空地或未开发之地定居，并让它们按边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组织营田。这些营田在逃亡户居住地建立；如果当地没有土地，这些流浪者就被运往待开发地区。这一计划与所建议的运输改革一样没有被采用。［51］但裴耀卿提出的这两项计划在几年后实现了。

　　同时，萧嵩和裴光庭在后者于733年死去前继续掌权。萧嵩（其子娶一公主为妻）荐举王丘代替裴光庭，王丘本人是中宗一女儿之夫，出身于关中名门。王丘虽然与萧嵩友好相处，但谢绝这一职位，提出应任命韩休［52］（673—740年）来代替他。韩休与王丘一样，既是西北贵族的成员，又是及第举子，以文才着称。在8世纪20年代后期，他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事实几乎立刻证明，韩休在朝廷是一个有闯劲和自以为是的人。他一贯坚持原则和道义，顶撞玄宗而毫不让步，要求撤换禁军中一个玄宗宠爱的将领，并经常与较随和的萧嵩冲突。玄宗看重他的耿介无私，但朝廷两个宰相的经常争吵最终迫使他结束这一很不愉快的局面。733年阴历十月，在韩休任职只有七个月以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尚书省右丞相。［53］

　　他们的组阁未取得突出的成绩，虽然在733年阴历六月对裴光庭的选用官员的严格规定的实施有所放松。吏部获准在客观情况许可下不考虑他规定的根据资历和任职期选拔的原则，中央对任命地方胥吏的控制也放松了。但由于根据资历提升的原则对官员中除精英队伍以外的所有官员都有利，他的制度仍被广泛采用，大批人员继续从胥吏被提升为正式官员。

　　733年，宋璟最后从朝廷退隐，他自从不担任宰相以来，曾经继续对玄宗施加有力的影响，并且支持京畿官僚集团中科第出身的精英。［54］由于张说已死于730年，这意味着保护在武后时期已经地位很高的士大夫的最后残余势力已经消失。

　　“调和班子”：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

　　玄宗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作为他的宰相以代替韩休和萧嵩，他们分别成为黄门侍郎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不久前重提运输体系改革的建议，他之所以被任命，也许是要使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运输体系的改革急需进行。任命新宰相以后不过几个星期，朝廷再次被迫迁往洛阳，裴耀卿获准落实他的计划，这在下文将予论述。裴耀卿既是贵族，又是宇文融荐举的财政政策方面的务实的拥护者，虽然他科场的记录是无懈可击的。新宰相张九龄是对立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宦之家，其故里在边远南方闭塞的岭南道；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其升迁主要是由于张说的友情和庇护。张说在726年失势后，他在州任职，但在731年玄宗命他在秘书省工作，同时为了利用他杰出的文才，又任命他为集贤院学士。此时他撰写外交文书和起草诏书。733年阴历五月，即在裴光庭死后，他一度任中书侍郎。

　　734年阴历五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分别升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因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李林甫为皇室的远亲，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荫庇进入官场。他与一批精英文士的关系不好。例如，源乾曜就对他这个年轻人评价不高，历史学家又指出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许多缺点。但他曾担任过一般应由文士担任的几个“清望”官职、国子司业、御史中丞，后来又历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见称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当时后者正在推行有争议的铨选方法；裴光庭死后，这些措施停止执行，李林甫立刻被调至中书省。所以他曾与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过，他们被公认是文士名流的敌人。

　　有人认为李林甫升为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或认为张九龄极力反对李的擢升，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确有其事，并把李林甫升任宰相之事归因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又说李林甫与裴光庭之妻私通，后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的所有历史学家都非常仇视李林甫，竞相尽量给他抹黑。［55］

　　不管张九龄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为敌人，他们这一领导班子不久就发展成个人间的激烈斗争。他们的同僚裴耀卿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但总的说他一心致力于粮运体系的改革。李、张二人都深受玄宗尊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张九龄则继张说起道德的劝导人及正统礼仪和政治才智倡导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个善于搞政治权术的人，擅长耍阴谋和驾御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尤其突出的是，他热烈地信奉一种思想，即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是担任高级官职的必备条件，并且公开蔑视那些没有自己那种书香门第背景的人。他最瞧不起的是军人。

　　宰相之间既然有这种分歧，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对立日趋激烈，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自8世纪20年代以来越来越厉害的持久斗争，斗争的一方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旧贵族成员和官僚集团中精于专业的官员。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许多重大和有价值的改革竟是在他们双方共同的任期内进行的。

　　裴耀卿和粮运改革

　　在733年后期裴耀卿和张九龄出任宰相时，长安周围的地区被毁损庄稼的连续降雨造成的饥馑所困扰。8世纪30年代初期似乎是一个连续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730、731和732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733年初期，只得派高级官员往各地进行救灾。几乎在裴、张二人掌权后不久，即在734年初，朝廷被迫迁往洛阳，大臣们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诸受灾的州，去分配救济品和供来年使用的种子粮。

　　裴耀卿现在放手实施730年提出的改善京师粮食供应的措施。他被任命为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拥有从黄河转运粮食的全权，其权在所有地方官之上。他负责一个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属员的常设使署，他们直接控制着一个管理转运粮食的仓库、船队和陆运大车的复杂组织。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样，成了一个正规官僚机器以外的组织的负责人，所不同的是，他负责的是一个有许多属员的长期的庞大组织。

　　通过他的改革，从运河与黄河会合地运粮至京师粮仓的工作不再由收税粮的州地方当局负责。这就节省了地方运税粮船运输的时间，同时减少了付给地方当局运粮的费用。粮食此时卸入河阴庞大的新粮仓群；河阴是汴渠和黄河的会合地，由此粮食沿黄河和渭水通过水路逐站运至长安。在每站的终点，粮食储藏在转运仓内，以便在适当时机运至下一站。河阴、北部平原的贝州和洛阳都有大量的储粮。但对长安的供应路线不再在陆路从洛阳运至三门峡下流的黄河边的陕州。运输路线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门峡附近需要陆上短途拉纤，但路程只有五英里，而旧路线上的这一路程则长达八十英里（见地图2）。

　　新体系很收效，它在以后的十年又得到改进。州当局不再负担旧体系引起的变化莫测的费用和人力浪费；每年转运至长安粮仓的粮食大为增加——至少是旧政权时可能达到的两倍；总的运输费用也大幅度减少。［56］

　　幸运的是，运输的这些改进恰好在关中地区连续丰收之时；737年，那里的粮食是如此丰足，以致颁布的几个诏令容许当地百姓以粮纳税，并授权地方当局以“和籴”方式（即以高于市场价格购粮的救济措施）收购粮食。737年，向长安运粮的工作暂停，但运输体系依然保持，并在玄宗朝以后的年代，充分供应京师的需要。当朝廷在736年后期迁回长安时，因出现了富足的新形势，它就长期留在长安。洛阳仍是东都，但再也不是政府的所在地了。

　　国家“营田”和土地开垦

　　前面已经谈过，裴耀卿在此以前曾主张建立国家管理的营田，作为一种安置许多剩余的“逃亡”户和开垦耕地的手段。734年后期，张九龄被派往河南西南，在那里建立一批位于淮河北部诸支流流域的大规模的营田，专种水稻。在这一世纪更早时期，几项大的开垦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但张九龄似乎在设想规模十分宏伟的发展。使用中央管理“营田”这一办法，也许是因为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排灌工程在一般情况下规模太大，非地方当局所能负担。与裴耀卿一样，张九龄也被任命为河南开稻田使去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而这项工作并不属于原有政府机构的职权范围。事实证明，张九龄的营田既无利可图，管理又麻烦，所以737年他失势后，营田计划不得不放弃，土地被分给农民所有。［57］但在一个人口增长特别迅猛和由此可将粮食方便地运往两京的区域内灌溉和耕种大面积肥沃的稻田方面，这个计划的确是取得了成绩的。

　　张九龄和通货问题

　　在718至720年宋璟灾难性地试图处理私铸问题以后，通货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732年，政府为了解决由于钱币短缺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命令凡数额巨大者，一律混合用现金和商品来支付。［58］ 734年阴历三月，张九龄建议玄宗放弃国家对铸币的垄断和准许任何人自由铸造。这一激进的建议引起一片激烈的反对声。李林甫、裴耀卿及裴氏的助手萧炅共同呈上一份措词尖刻的奏疏，强调控制铸币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之一，对经济的控制不应以任何借口而予以放弃。崔沔和刘袟也呈上长篇论证严密的奏疏，提出同样的论点，并且争辩说，这一措施干脆会导致劣质钱泛滥。张九龄被迫放弃这一计划。［59］后来信安王李祎重提此议，但再次遇到强烈反对，致使它立刻搁浅。［60］

　　财政制度的合理化

　　作为宰相，李林甫从735年后期直至736年阴历七月还兼任户部尚书。在此期间，他把注意力放在复杂得不可思议的和旷日持久的工作程序方面，按照程序规定，税赋、征兵人数、劳役、军费和各州各政府部门的各种开支必须每年重新加以估算。这牵涉大量文牍工作——李林甫声称每年必用纸50万张；而且这一制度的复杂性造成许多弊病，并使百姓对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心中无数。

　　736年初期，李林甫与朝集使和新任命的采访使讨论这一问题，并要求彻底修改整个税制和关于地方费用的规定，于是拟订了整套正规的规定，其中显然包括各州的税赋定额，并且收在长达五卷的汇编《长行旨符》中。此后，户部——实际上是它所属的度支司——只要每年下令定下每个地方当局准许花费的数额就行了。［61］

　　改革的细节不详，不过各地的差别一定很大；但这显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它使帝国的财政制度更紧密地切合地方实际情况。它还是一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一致的总原则。

　　各道按察使的设置

　　急于想改进地方行政并使之合理化的官员不止是李林甫一人。前面已经谈到，自玄宗登基以来，朝廷一直全神致力于提高

　　地方行政的效率和吸收较优秀的官员。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有效地进行中央监督和控制地方行政。自706年以来，按察使（即巡察使）不时被派往全国的十个道。733年，帝国重新划分为15个道，把几个较难控制的地区分成更易管理的行政单位，以便视察。734年阴历二月，即在张九龄奏议以后，各道常设的按察使制度被建立，此制度继续存在到玄宗退位以后。［62］

　　这一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地方上饥荒和救灾措施等问题和对迁移户的控制；新按察使还要监督地方官员的工作，以确保他们能有效地分配土地，实施税法和劳役法以及不滥用他们的权力。

　　这一新措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设立了一级常设的中间权力机构。但新设的按察使署纯粹是一个谘询性的视察机构，负责贯彻总的行政标准。它们被明令禁止干预日常事务和地方活动的实际进行；它们没有行政权和道的实际民事司法权。

　　但有时它们超越自己的权限。750年，按察使被提醒：他们是视察员，不是执行官员；因此他们不应去处理事务，或者充当向朝廷转呈奏疏的渠道。［63］

　　因此，不应认为这是另设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对科举考试的控制

　　前面已经谈到，裴光庭在733年死后，他的根据资历和经验选拔官员的一套规定已被放弃。得到张九龄支持的萧嵩对此事负责。

　　只有考虑到科举考试项目是多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张九龄深深地了解它作为衡量公认的学术造诣和文才这一标准的重要性，人们才会期待应在这一领域进行种种改革。第一项改革措施虽然与张九龄的姓名无关，但可以说一定是由他倡议的。733年阴历五月裴光庭死后不久，诏令第一次准许各州学校中有才能的学生（他们是低级官员的子弟）进入国子监的四门学就读。地方的应试者，像张九龄本人那样在考试时与京畿的学生相比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后者已受过国子监中一流学者的指导。虽然地方应试者自玄宗初期以来已取得较大的成就，但这一措施使他们更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64］

　　在此之前，选拔合格人员担任官职（选）和给予应试者以出身机会（举）的制度由吏部掌握。结果吏部成了最有权势的部，它的尚书和两个侍郎对那些取得官职的人和被任命担任要职的官员施加巨大的影响。除了皇帝亲自任命高级官员（或者实际上经过宰相的建议由皇帝任命）外，他们能够影响整个官僚机器的结构。

　　另一项重大改革在736年实行。这一年初期，未中式的士子和负责考试的官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些考试一般原由吏部的一个低级的员外郎管理。现在决定，考试应完全脱离吏部的选拔程序。从此，礼部侍郎受权负责出任官职的考试。［65］这样就大幅度地削减吏部控制官员出仕和他们关键的早期生涯的垄断权。

　　张九龄的下台

　　尽管有这些十分可观的积极成就，张九龄和李林甫就一些具体问题一再发生对立。第一次发生在735年初期，它涉及主张伦理道德的儒生（如张九龄）与制度和法律政策的鼓吹者（如李林甫）之间传统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发生在某人的两个儿子谋杀一个御史的案件上，御史对此人的处分负有责任。此人两个儿子认为父亲所受的惩罚实属冤枉，就杀害御史为父报仇，他们也因此被捕。这类似乎是常见的复仇案件引起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儿子为父报仇根据“礼”的经典的规定可以说是正当的，但同时这种行为显然触犯了刑法。在复仇案件中当道德和法律有抵触时当局很难解决，以致在武后时期的一个着名案件中已有人认真提出，应命令犯案者一方面因孝道而受到公开的赞许，同时他又因触犯法典而应被处死。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张九龄竭力主张释放犯法者，因为他们出于道义感而为父报仇；而李林甫和裴耀卿则都认为维持法律、秩序和刑法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玄宗也持同样的态度。杀人者被处死。［66］

　　另一个经常造成摩擦的原因是继位问题。武惠妃在玄宗的后妃中仍最有权势，但她自己仍不能被指定为后，也不能以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替代皇太子。736年，她声称皇太子和其他诸王计划杀害她和她的儿子，即玄宗特别宠爱的李瑁，然后废黜玄宗。玄宗打算废太子及诸王，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就征求几个宰相的意见。据谣传，李林甫是由于武惠妃的影响而掌权的，并且曾答应支持她以她的儿子代替皇太子；他通过一名宦官鼓动玄宗采取这一行动，声称这是皇室内部之事，玄宗本人的意愿应为首要因素。武惠妃又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首相。但张九龄一贯坚持继位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对未来的皇帝进行系统的训练。他进言反对废黜诸王，并且怀疑他们身在深宫而又在玄宗的监视下有策划任何这类阴谋的可能性。他拒绝武惠妃的建议，并把此事报告玄宗，但玄宗似乎不能以任何方式断定此事的真实性，所以不了了之。［67］

　　虽然这一次张九龄的看法占了上风，但到736年，他对玄宗的影响似乎减弱了。他肯定是一个难以相处的谘询大臣；即使对他颂扬备至的传记也承认他性情急躁，动辄争吵，所以玄宗的其他朝臣不喜欢他。他对道德问题的一贯坚持还开始采取直接批评政治的方式。此时，玄宗早期的那种忠于自己政治责任的精神开始动摇，日益怠于问政。736年秋，张九龄呈上一份关于儒家经世治国术的冗长说教《千秋金镜录》，企图恢复玄宗对政务的衰退了的兴趣，并鼓励他为全国进行充分的道德领导。［68］

　　张九龄坚持，施政权应保留在像他那样的士大夫手中。他反对那些从日常佐僚中提升起来的人，但对军人尤其藐视，并多次就涉及军人晋升之事与李林甫公开争吵。735年，玄宗提出任命几年前与吐蕃作战时赢得几次重大胜利和不久又大败契丹的张守珪为特任宰相，就像他以前任命薛讷和王唆那样。曾经反对与契丹交战和主张“外交”解决的张九龄便起来反对指派张守珪担任宰相的任命。［69］

　　736年当张守珪在洛阳报捷时，契丹和奚再度起来反抗中国人，他的属将安禄山率兵对它们进行一次损失重大的惩罚性讨伐。张守珪返回大本营后最初打算处决安禄山，并把此事上报玄宗。但后来他改变主意，要求朝廷批准宽恕安禄山。张九龄力促玄宗下令将安禄山处决；当安禄山后来造反并且危及唐帝国的存在时，张九龄的这一行动使他身后赢得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名声。［70］

　　736年后期，拟定让牛仙客任六部之一的尚书的任命又引起了争端。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军事行政长官而享有盛名。张九龄竭力反对，断言牛既无必需的行政经验，又无担任高级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玄宗于是提出给牛仙客授实封。张仍坚决反对，因牛不过履行了一些他认为是日常工作的职责而已，不应授予他特殊的赏赐。玄宗再也不能忍耐，他指责张以牛仙客出身卑贱为理由进行反对的虚伪性，因为张自己也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张九龄这时公开亮明他的偏见：“仙客边隅小吏，目不识书。”玄宗不为所动，牛仙客得到了分封。但是，张九龄却成功地阻止了牛仙客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张与牛仙客并无私仇，约在同时，他在为牛父写的墓志铭中还盛赞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对牛仙客晋升，无非是因为牛是军人，帝国中央机构不该有他的位置。但这一事件还有另一个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林甫的支持，因为牛仙客具有担任行政长官的才能。［71］

　　不久，两人又就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之事发生争吵。735年末，玄宗在关于粮食供应已有改善的报告的鼓励下，已决定在736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长安。但迁移被推迟至736年阴历十月（此时庄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后来又被推迟到737年阴历二月。但一心一意急于在长安履行祭祖礼仪的玄宗因为凶兆突然决定在736年初秋收割庄稼完毕前提前迁移。张九龄和裴耀卿反对，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御驾所经地区的百姓的严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持玄宗，声称两京是他轮换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选择迁移的时间。③

　　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朝廷在736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长安，这是最后一次迁移。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九龄失势。他的朋友和门生、曾在他手下任中书侍郎的严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敌意，因为严挺之使曾在运输改革中担任裴耀卿的助手、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且与李林甫关系密切的萧炅丢了官。萧炅被免职的理由是他有作为一个学者的各种缺陷。严挺之由于试图干预对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贪污案的审理，此时面临李林甫的报复。李林甫指控严挺之偏袒，当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时，他也在严的屈辱中受到牵连。

　　此事的结果是，张九龄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职而担任尚书省的仆射，这个职位早已成为级别虽高但无实权的闲职。［72］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743年死去；在此期间他偶尔也过问政务，但再也没有什么实权。张九龄的情况则迥然不同。李林甫显然把他在朝廷的继续存在视为对自己地位的潜在威胁。737年阴历四月经张九龄推荐而任职的一个御史因攻击李林甫的同伙宰相牛仙客（张九龄以前曾阻挠对他的提升）而被贬黜。李林甫乘机把张九龄贬到地方，任长江中游荆州的长史。［73］虽然张九龄的职务和官品仍很高，并得到显贵的封号和实封，但再也没有回京，他死于740年。

　　［1］《旧唐书》，卷96第3034页。

　　［2］柳芳：《食货论》，载《文苑英华》，卷747第10—12页；《全唐文》，卷372第5—7页。参见《旧唐书》卷9第235—237页之“玄宗本纪史官评语”，它肯定也为柳芳所写。

　　［3］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0—3093页；《新唐书》，卷127第4441—4444页。

　　［4］《旧唐书》，卷97第3058页。

　　［5］《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6、6752页。

　　［6］《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

　　［7］《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页。

　　［8］传记载《旧唐书》，卷93第2985—2990页；《旧唐书》，卷111第4153—4157页。

　　［9］《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6757页。

　　［10］《唐会要》，卷90第1644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新唐书》，卷127第4450页。

　　［11］见《资治通鉴》，卷212第6758页。又见本书第356页注①所引的研究着作。

　　［12］关于集贤院，见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2（1971年），第45—98页。

　　［13］《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6756页。

　　［14］《新唐书》，卷127第4450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0页。

　　［15］《资治通鉴》，卷212第6740、6745页。

　　［16］《唐会要》，卷91第16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页。

　　［17］《资治通鉴》，卷212第6751页：《旧唐书》卷95第3016—3017页。

　　［18］《旧唐书》，卷95第3018—3019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1—6742页。

　　［19］《旧唐书》，卷52第2184页。

　　［20］见霍华德·列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载《通报》，46（1958年），第49—80页。

　　［21］《资治通鉴》，卷212第6751页；《旧唐书》，卷59第2334—2337页；《新唐书》，卷91第3793—3794页。

　　［22］见俞大纲：《两唐书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考异兼论张燕公事迹》，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大刊》，6（1931年），第93—101页。

　　［23］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以及此书所引的其他文献材料。

　　［24］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17—3222页；《新唐书》，卷134第4557—4559页。

　　［25］关于宇文融的方案，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0—32、49—50、178—182页；铃木俊：《关于宇文融的括户》，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第329—344页；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报》（京都），41（1970年），第263—288页。

　　［26］《旧唐书》，卷48第2106—2107页；《唐会要》，卷88第1603页；《册府元龟》，卷493第14页；《通典》，卷10第59页。

　　［27］《唐会要》，卷10上第213页。

　　［28］《唐会要》，卷8第105—108页；《旧唐书》，卷8第186页；《新唐书》，卷5第130页。

　　［29］《唐会要》，卷8第108—118页；《旧唐书》，卷23第891—904页；卷8第188—189页。

　　［30］《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页；《旧唐书》，卷185下第4821—4822页；《新唐书》，卷130第4497—4498页。

　　［31］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35—3241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3—6349页。

　　［32］《旧唐书》，卷97第3054—3055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6772页。

　　［33］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3—3075页：《新唐书》，卷126第4418—4420页。

　　［34］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5—3077页；《新唐书》，卷126第4420—4422页。

　　［35］《资治通鉴》，卷212第6772、6777页；《新唐书》，卷125第4409页。

　　［36］关于《开元礼》的编纂情况，见《大唐开元礼》（东京，1972年），第822—823页中池田温的编者注。

　　［37］《资治通鉴》，卷213第6782页。

　　［38］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3—3095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39］传记载《旧唐书》，卷84第2806—2808页；《新唐书》，卷108第4089—4091页；张九龄的墓志铭载《曲江集》，卷19第3页。

　　［40］《新唐书》，卷108第4090页。

　　［41］《旧唐书》，卷8第191页。关于726至728年的灾情，见《旧唐书》卷37及《新唐书》卷35和卷36等处。

　　［42］传记载《旧唐书》，卷76第2651—2653页。

　　［43］《旧唐书》，卷105第3221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7—6788页。

　　［44］《资治通鉴》，卷213第6787—6788页；《旧唐书》，卷105第3221—3222页。

　　［45］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262—265页；《唐会要》，卷74第1348页；《册府元龟》，卷630第6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9页。

　　［46］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52—3255页；《新唐书》，卷121第4335—4336页。

　　［47］《资治通鉴》，卷213第6792—6793页；《旧唐书》，卷106第3253—3255页；卷190下第5037页；《新唐书》，卷121第4336页。

　　［48］关于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荣誉，见《资治通鉴》，卷213第 6793—6794页。

　　［49］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9—3083页；《新唐书》，卷127第4452—4454页。

　　［50］《通典》，卷10第56—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6—17页；《旧唐书》，卷49第2114—2115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83—184页有英译文。

　　［51］《唐会要》，卷85第1563—1564页；《册府元龟》，卷495第20—21页。其他史料记载这一计划为宇文融提出，实误，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 11（1975年），第37—77页。这一问题在本书第2章讨论过。

　　［52］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7—3079页；《新唐书》，卷126第4432—4433页。

　　［53］《资治通鉴》，卷123第6803页。

　　［54］《旧唐书》，卷8第200页。

　　［55］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页；赫伯特：《张九龄》，第165—190页。

　　［56］关于其运输体系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87—89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4—35页。裴耀卿的详细的奏议，载《唐会要》，卷87第1587页；《通典》，卷10第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7—18页；《旧唐书》，卷98第3080—3081页，浦立本之作第185—187页，有英译文。

　　［57］见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第71—75页。

　　［58］《通典》，卷9第15页；《册府元龟》，卷501第4页。

　　［59］《唐会要》，卷89第 1625—1626页；《册府元龟》，卷501第 4—5页；《旧唐书》，卷48第3097—3099页；《新唐书》，卷54第1385页。关于这一政策及随之产生的争论，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唐代关于国家垄断铸钱的争论》，载《通报》， 62.4—5（1977年），第253—292页。

　　［60］《新唐书》，卷54第1385—1386页。

　　［61］《通典》，卷23第136页；《唐六典》，卷3第43页；《唐会要》，卷59第1020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00—101、332页。

　　［62］《资治通鉴》，卷213第6803页；《玉海》，卷18第26页；《唐会要》，卷78第1420页；《唐大诏令集》，卷100第510页；《册府元龟》，卷162第11页；《旧唐书》，第200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278页。

　　［63］《唐会要》，卷78第1420页。

　　［64］《唐摭言》，卷1第6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第171页。

　　［65］《资治通鉴》，卷214第6814页；《唐大诏令集》，卷106第549页；《唐会要》，卷59第1024—1025页；《册府元龟》，卷639第246页。

　　［66］《唐会要》，卷188第4933—4934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976—6977页；卷214第6811—6812页。

　　［67］《资治通鉴》，卷214第6823—6824页；《旧唐书》，卷107第3259页；卷106第3236页。

　　［68］《全唐文》，卷288第1—2页；《资治通鉴》，卷214第6821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175—177页。

　　［69］《资治通鉴》，卷214第6811页。

　　［70］《资治通鉴》，卷214第6814—6817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18页，注68。

　　［71］《资治通鉴》，卷214第6822—6823页。

　　［72］《资治通鉴》，卷214第6824—6825页。

　　［73］《资治通鉴》，卷214第6828—6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