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唐朝之灭亡_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十章　唐朝之灭亡

　　财政问题、乡村的动荡和民众叛乱

　　只是在884年以后，进入了完全没落时期的唐皇室，才最终放弃了控制全国的尝试。在此以前，它从未真正丧失对任何地区的主权，尽管在若干地区它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少，甚至那些最顽固的独立地区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衔称号，并经常觅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这样，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经不能实施政令的地区也继续存在。但是，在“叛乱”地区重建权威必须作出经常的和费用巨大的努力，在外来侵略面前保卫帝国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已被严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努力，这些都给王朝实际所能支配的财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了一系列恶性发展，使情况越来越复杂：从780年到820年，为了支持恢复王朝统一的战役，农民身受增税的负担；从820年到860年，出现了不断增加的骚动和地方性的盗匪活动；从860年到875年，受到广泛支持的戍军暴动发生了，他们认真地试图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独立的地区政权；从875年到884年，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据它达两年多时间。王朝如今是真正毁灭了。从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区性的政权先后建立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地区政权给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考虑到这一系列的发展，造成唐王朝没落的大规模起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9世纪中期见多识广的官僚们已经发觉事态及其根源的严重性，并向皇帝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许多传统的中国学者，以及当代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从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便已开始恶化的经济状况来探索晚唐民众起义的根源。

　　唐朝后期财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两税法并没有减轻纳税农民的负担。此法将多种赋税负担固定为一年两次的标准课征，废除所有其他名目，放弃专卖税，原意是以此来稳定农民的经济地位。但在两税法实行后其他赋税仍未停止征收。更为严重的是，征收基本税的方法对农民极为不利，因为正式赋税是按货币计算的（尽管征收时不一定是货币），并且计算的标准很高，因为在780年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农民来说，不幸的是，8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严重通货紧缩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其末期实际上以实物折付的税额是原来份额的三至四倍。没有免过税，也没有按商品重新调整税额。理由很简单，因为政府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持德宗（780—805年）和宪宗（805—820年）时期进行的范围广大而且花费巨大的国内战争。盐的专卖也几乎立刻被再次采用，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1］

　　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种重要财源，即由地方官员以“进献”为名在固定的节庆之日向皇帝内藏库进贡。［2］这样的贡献在设立两税法以前不久曾被废除，但马上恢复，并成为更多的非法赋税义务的一个来源。这些“进献”成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员以此来博得皇帝的恩宠，例如有一个最献殷勤的官员每日向宫廷“进献”。像所有其他赋税的来源那样，“进献”最终也是从备受压迫的农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这些税项和其他临时的开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税，为宪宗重建中央集权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资金。但是他的努力却使政府的财政空虚，他的继承者发现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措施，包括大量精简由政府维持的军队。

　　社会不安和反抗的增长

　　虽然宪宗的继承者们没有像他统治时那样要支出大量军费，但是，不仅对盐，而且对茶、麺和酒的专卖收入继续增加。［3］为了逃避赋税而抛弃自己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他们成为乡村地主日益增大的庄园的佃户；这种被庇护的佃户不为政府赋税所扰，从而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财政问题。然而，政府并没有减少地方的赋额，反而干脆采取一种“摊派”或“均摊”政策，即让每个逃亡农民的赋税负担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这样一种露骨的连坐办法使已经恶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和平静的。但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 220 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 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4］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在9世纪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税负担落在富饶而且经济上进步的长江下游地区。结果是极为悲惨的，因为那个如此富饶和安全的地区被压榨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这个事态的发展对于唐王朝来说是最严重的。长江下游流域一般是不受外来敌人威胁的“安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特别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效忠王朝，享受几乎连续不断的长时期和平。在安禄山之乱以后，由于失去了对丰饶的华北平原的控制，唐朝政府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依赖加深了。在宪宗时期，这是唯一照章纳税的地区，而且政府有把握经常从那里榨取到额外的收入。这个地区承受的特别增添的两税份额多于他处。在宣宗统治下东南地区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唐朝政府不断接到警告说，它的政策正在导致东南地区的不满和骚乱。835年，一件关于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的建议在茶叶生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有人劝告政府说，强制推行这一计划“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耳”。［5］这一建议于是不得不放弃。在文宗统治（827—840年）的最初年代里，民间的骚乱已经蔓延开来。831年，长江中游鄂岳观察使设置一支特殊的武装，为的是攻打活动于他的辖地以内的江上盗匪。842年，一道大赦诏令表明，在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盗贼活动，诏令指示官员们应严密防备。［6］在845年发布的另一件大赦诏令中，将盗贼和活动于整个地区的私盐贩相提并论。［7］私盐买卖的所得用来供更高一级非法活动使用，用来支持盗贼的活动，许多不堪忍受沉重赋税和遭受剥削的乡村贫民参加了盗贼的队伍。

　　845年，杜牧给宰相李德裕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活动于长江流域的水陆盗贼的情况，指出他们给居民和在那里经商的商人所带来的恐怖，以及他们的活动给国家收入造成的严重损失。这种股匪通常由百人组成，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北方的人，来自宣武和武宁（在河南）的盗匪袭击长江下游地区，而来自忠武和淮西的盗贼则活跃于长江中游流域。在掳掠到赃物以后，由于长途运输有危险，他们便等到茶叶收成时假扮商人用抢来的货物换取茶叶；然后他们将茶叶运回故乡，在那里很容易卖掉而不会引起猜疑。这样的盗匪集团的特征在当代的许多传奇和诗歌中有生动的描写，但在正式的官方资料中却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措施，试图抑制盗匪活动和非法贸易。对黑市买卖的惩罚是严厉的，包括处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应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到9世纪30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与政府相对抗。840年，负责征集长江流域赋税的盐铁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尽管法令是严格的，但很难实行，部分地是因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办市场（场铺）的官员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勾结。［8］武装起来并有经济基础维持其活动的“盗匪”，有不断增多的农民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赋税“摊派”的政策继续实行，使所有村庄败落，村民或则投靠已有的盗匪集团，或则另立新的山头。

　　南方戍军起义的爆发

　　尽管长江下游的骚乱和盗匪活动日趋增加，政府仍然尽力在该地区搜刮尽可能多的赋税。858年阴历七月，皇帝的私人随从张潜坚决反对政府以大量国库收入的“羡余”作为估价每年政绩（课绩）以及将来任命长江下游各地节度使的依据。这种“羡余”是上交给皇帝内藏库的，等于在8世纪后期已成为一项正式收入来源的“进贡”的另一种形式。在唐代后期内藏库渐渐变得如此富裕，以至经常要从它那里将资金转移到正式的国库中去。张潜警告说，公开坚持取得这些额外收入必将在两方面引起巨大的动荡不安：一是会引起被削减了饷金的地方戍军的动乱，一是普通百姓会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将被迫承担更重的赋税。

　　事实立即证明张潜是正确的。856年，中国南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动，几乎一夜之间便从这个国家的最安定地区之一转变成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区。那一年的阴历四月至七月间长江流域有三次戍军暴动。其他地区也是不安定的。858年安南发生了一次动乱，下一年屯驻在重要的运河沿线的彭城的武宁戍军暴动，彭城多年来是一个孕育不满情绪的中心，这次暴动是那里10年当中的第二次。

　　戍军暴动并不是最危险的因素；以前也发生过，政府有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它们。但更不祥的凶兆却是普遍的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不安，因为这些迹象威胁着整个社会结构。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陆上的盗匪问题，但是基本的战略问题使它很难得到长期的解决办法。

　　唐朝长期奉行的一项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军队，因为它不无道理地害怕大量军队可能导致独立并接管该地区的生死攸关的财源。唐朝的基本战略仍是将它的绝大多数军队集中在京师周围和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据点。长江下游地区有几次派驻大量军队均与特殊的危机有关：756至757年，玄宗之子永王李璘之乱；8世纪80年代的几次地方暴动；807年的李璘之乱。但一旦状况改善，军队立即撤走。在其他情况下，南方的观察使只保留小量

　　的军队用以控制规模不大的骚乱。可是，当858年宣州发生以康全泰为首的最严重的叛乱时，军事化的进程再次开始，在此期间政府被迫在邻近的浙西重建镇海军。这是将近50年中在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节度使职位。

　　康全泰的叛乱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意义特别重大的，因为它揭示了唐代后期地方一级权力结构发展的重要方面。［9］康全泰本人是地方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罪犯，最后在宣歙观察使的幕府中得到一个职位。他的名字与叛乱发生关系仅仅是因为他领导起义是被迫的。真正的煽动者是地方精英人物，即通常所称的形势户，他们和地方当局之间已发展了密切的联系。一个名叫李惟真的富有而又上了年纪的商人买了幕府的一个军职，为的是能免除赋税和法律起诉（影蔽）。为了这样的原因购买地方官职在唐代后期是很普通的事情。李惟真压制地方的贸易，甚至组织平民，可能是让他们充当一种私人武装。另一个煽动者是个地主，他被任命为地方的讨击使。他利用那个职位无耻地大捞好处，当他关闭了水闸门使水流向自己的土地时，130家因此得不到灌溉。他的儿子公然杀人，虽被监禁但竟免一死。试图释放他这个被囚禁儿子的行动激起了叛乱。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腐化渎职行为，即通过秘密的私下成交能够买到地方军职和广泛的豁免权。当这种豁免权受到威胁时，地方社会上有影响的成员和地方军事势力之间的联系能够很容易地发动一场叛乱，就像此时在宣州发生的把观察使赶走之事那样。该地区惨遭抢劫，军队纷纷从淮南和浙东调进以后，宣州的秩序才在858年末恢复。［10］成为宣州骚动基础的这个一般模式很难说是唯一的，它清楚地证明了唐代后期地方官员们被迫在腐败的和微妙的环境中活动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家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主张缩减地方军官的数量。

　　裘甫叛乱

　　康全泰暴动对于随后在859年发生于浙东一带更为严重复杂的叛乱来说不过是序曲。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头目，他所领导的叛乱在唐代后期首次短暂地将大量的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将被压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②虽然裘甫叛乱在爆发之后一年之内便被镇压下去，但它却为15年后发生的黄巢叛乱打下了基础。

　　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现于859年后期，他是作为活动于浙东中部的一个盗匪团伙的头目而被提到的。几个月内，盗匪——他们还不能称为叛乱者——袭击了浙东的大部分地区，从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台州的天台山脉。下一年正月，他们向北转移，攻占杭州湾正南的剡县，以此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剡县是浙东观察使治所越州的一部分。当地的地方戍军在四年前曾发生兵变，现在不到300人，装备很坏，不可能与数达千人以上的裘甫队伍对抗。政府把该地区全部可用的军队集结在一起，其中包括那些驻守在海边城塞防备日本或新罗经由海上来袭的军队。但是裘甫的将士证明是优秀的队伍，政府的军队一经接触就被打垮。裘甫胜利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山海之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参加他的队伍。这支组织松散的队伍仍是在裘甫全面领导下的各独立团伙的集合体，此时数量已过三万。他的动向成为其他地区团伙注意的焦点。860年阴历五月，一名谏官向登上皇位不过数月的懿宗解释起义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

　　裘甫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开始采取步骤控制这一地区。他将三万名支持者组成三十二队，并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为了创造一种正统的气氛，他宣布一个新的统治时期开始，行用铸有“天平”字样的印信。他贮存物资，雇用工匠制造武器，在地方上甚至在中国北方都引起了强烈的恐慌。

　　政府的最初反应是采用它前一年在康全泰起义时期曾经成功地采取过的措施。它从北部浙西和西边的宣歙派遣支援部队，但是各地军队低落的士气和松弛的纪律使得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他们对于金钱和晋级保证的要求增加了普遍的苦恼。该当得到懦夫之称的该地观察使被召回京师，授以太子宾客的闲职。

　　860年的最初几个月是战局前途不明的时期，因为每一方都在筹划自己的战略。唐朝的官员清楚地理解他们在镇压起义的战事中面临的困难。浙江的复杂地形提出了特殊的问题：它的海岸线有无穷尽的海湾和入海口，巡逻困难，而舟山群岛的海上岛屿又能在盗匪需要时为他们提供庇护。攻取这样困难的地区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军事战略家的全部才能。由于在京师的武将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人选，所以决定派遣安南都护王式前去。

　　王式无疑是当时唐朝最重要的军事将领。［11］他已在两个方面建立了不容轻视的声誉：在北方，他在晋州（山西中部）的严密防御措施曾保卫京师，使之不受来自内蒙的侵犯；在遥远的南方，他被派去平定852年在安南发生的起义。王式现在奉命前往长安讨论如何处理浙东的局势。当皇帝询问他的应付方略时，王式答道：“但得兵，贼必可破。”此语表明，一场大战役将是代价高昂的。王式的回答是简单的，也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能迅速重建对该地区的控制，那么，长期的费用将远远超过任何出征的开支，而且丢失该地区对于整个政府来说将是一个难以估计的挫折，并将使京师官员和士兵的俸禄和军饷都难以为继。皇帝相信这一前景，便指派忠武、义成和淮南各地的军队作为王式的基本队伍。由于知道起义者有骑兵，王式也把数百名吐蕃和回鹘的骑手调到了他的指挥之下，这是这些外族军队首次被用于如此遥远的南方。

　　在起义者一方，裘甫的一个将领刘暀知道王式用不了40天就可到达任所，他便提出了一个占领全部东南地区的大胆计划。首先应攻取浙东首府越州；沿钱塘江建立阻挡政府军前进的堡垒，争取时间招集一支船队。然后他们能经浙西用船渡过长江，掠取淮南首府，即该地区最富饶的城市扬州。战利品可以运回浙西，他们能够在浙西等待来自南方其他地区的进一步响应。在此期间，他们的船队能够转向福建。显然，对于裘甫来说这是奢望，他告诉他的那个有才气的战略家说：“醉矣，明日议之！”一名参与起义的策划与指挥的地方绅士王辂（他是一名进士）提出了一个远为慎重的计划。王辂极力主张，由于中国当时仍普遍和平安定，实现刘暀的有雄心的计划将是很困难的。他为他的谨慎行动论证说，孙权能够在3世纪时于东南建立吴国只是因为汉朝的中央权力已经全面崩溃。他争辩说，最保险的计划是采取守势，占有若干战略地区，在那里陆耕海渔以自给，而且在必要时可退入海岛。

　　结果是裘甫不能对这两种计划予以抉择，最后被击溃了，尽管也进行了许多艰苦的战斗。王式不负所望，表现了杰出的战术和组织才能，能应付所有危急事宜。他对他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队伍提出严厉的纪律要求，并用极端严酷的办法来惩治违纪行为。他将老百姓组成民兵，并在越州治地宣布戒严。由于了解到起义的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农民中间的饥荒引起的，王式便在几个县打开官仓供应粮食。他的由正规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强大军队，以及几千名新组成的民兵（土团），包围了起义军，而他的水军则切断了起义者向海上撤退的通路。起义军进行激烈的抵抗，甚至他们的妇女也是如此，但终于被击溃。860年阴历六月，裘甫被俘后送往京师，无疑被公开处死。

　　裘甫起义源自政府的剥削和民众的反抗，但反抗的性质很复杂。它显然不单纯是农民困苦境遇引起的零零星星的爆发。裘甫的支持者包括社会的各个阶级，从地方上受过教育的名流到贫困的农民、无用的人和他自己团伙的成员。基本战略是经过精心考虑过的，起义的领导者们在政治上是精明的，至少有数人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这次起义通常被人引证作为黄巢起义的先驱，也许在某些方面确是如此。但必须指出两次起义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裘甫起义有一个明确的地理中心，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他和他的同伴曾想越出长江下游地区。黄巢则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他在把目标转向京师以前，曾率领军队持续数年进行长达数千里的史诗性的进军。与黄巢起义的最初阶段相比，裘甫起义还是有计划和有组织行动的一个典型。如果及早决定按刘暀的计划行事，裘甫有可能成功，尽管王式显然是个可怕的对手。也许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裘甫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30年，晚唐的第一个独立国家建立于浙江，以罗平（长江下游的圣鸟）为名，而裘甫就曾以此为年号。该政权至少和黄巢起义一样，也与裘甫起义有着一种真正的历史联系。

　　边境问题：四川和安南

　　在长江流域发生动乱的同时，唐朝在它将近2000英里之外的西南边境上面临着来自南诏扩张主义政权的严重威胁。南诏的基地在大理平原，正处于云南西部湄公河上游之东。此地海拔7000英尺，东西由高达14000英尺的险峻山岭保护着，南北则是很容易防守的峡谷通道，它的地形几乎是坚不可摧的。这个平原极其富饶，它与洱海相接，洱海范围不大，长只有30英里，宽不超过3英里。从汉朝以前起，这个地区为处于文化发展先进阶段的非汉族建立国家所占据。［12］在唐代，它的人口必已相当可观。

　　7世纪末，来自新统一的富有侵略性的吐蕃王国的压力促使地方的首领们臣服于中国，作为唐朝的藩属，这些集团之一在8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实现了对其他集团的统治，并迅速建成组织良好的南诏国。8世纪50年代初，唐朝试图征服该地区，但未成功。8世纪的后半期南诏与吐蕃联盟，在794年以前对唐朝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794年，它被说服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位，这种关系名义上维持到9世纪的50年代。然而，在9世纪初，南诏已开始了一个积极扩张的时期。800年，它迫使上缅甸的骠国臣服于己，832年攻下了位于伊洛瓦底江下游的都城舍利佛城。它还开始对最邻近的汉人居地四川发动侵略。

　　四川在9世纪上半期反复遭受外来的袭击，首先是吐蕃，然后是南诏。829年，地区的首府成都被洗掠，大片土地沦于荒芜。袭击的迅速和规模使唐朝震惊，包括一支京师主力部队在内的军队从中国中部和北部移驻那里，用以防止训练很差而且不忠诚的地方戍军放弃整个地区。在此以后，李德裕加强了地方的防御，云南和四川之间的边境在随后30年内仍保持稳定。

　　南诏对四川的攻势受阻，并被北方吐蕃的威力所慑，便开始对南方虎视眈眈，它不但进入缅国，而且也指向东南的中国安南和岭南地区，虽然它们之间阻隔着崇山峻岭。尽管交通困难，南诏仍能调动大量军队进攻安南，给唐朝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四川，朝廷关心的是可能失去一个与朝廷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富饶地区。在安南，关心的性质则全然不同，它更多是为了威信，特别是贸易，因为南部港口是通过繁荣的海岸贸易而和长江下游港口联系起来的国际海运贸易的中心。中国对经过中亚通往西方的陆上交通的控制仍很不稳定，朝廷对丧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主要忧虑的是对海路贸易的最大中心广州可能出现的威胁。

　　846年，有记载说安南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部落的袭击，袭击根源在于南诏。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的骚乱日益严重，这主要是中国官员剥削和苛待土着居民造成的。其结果是安南人积极寻求南诏的帮助，而南诏立即开始对该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859年，南诏形式上对中国的依附显然已告终结。当时一名中国使节被派去传达宣宗去世的消息，南诏对待他的态度表明，它已不再愿意与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使节要求为逝世的中国皇帝举哀时，南诏回答道，它最近也失去一位统治者，但中国并未因此举哀。在故意怠慢中国使节之后，它便把他打发回长安。紧接着，南诏统治者自称大礼国皇帝。

　　南诏的侵略开始时，中国在南方的防御极差。858年，在岭南发生了一次成功的戍军起义，并有再次发生的危险。然而，眼下主要令人忧虑的是更南面的安南。政府任命王式为安南都护（这个任命在上述王式被派往浙江以前）。王式在安南的短暂任职期间是完全成功的，他至少暂时控制了局面。他在地区首府交州（今河内）的设防证明是令人生畏的，致使南诏侵略者“一夕引去”。然而，在王式被调去浙江处理裘甫起义之后，南诏对安南的攻击取得较多的成功；861年，侵略者最后拿下了交州，但愚蠢地未予设防。下一年，中国军队重新收回交州，但在此过程中战斗的规模令人不安地升级了。

　　在唐朝最后但非决定性地平定它的南部边境以前，它和南诏之间继续了数年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已消耗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862年，从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八个最大藩镇中选出三万军队前往南方轮戍。这些军队由曾经防守北方边境的富有经验的湖南观察使蔡袭统率。

　　南诏在这一年年终发起了另一次大攻势，该地区的大规模战事通常限于冬天进行，因为此时炎热的天气较能忍受：它派遣了五万军队深入安南。下一年（863年）初，他们又一次攻下交州，迫使中国人撤回今之广西。这次出征的南诏军队中包括许多从它的臣属骠国征募来的战士。中国人继续从更加遥远的地区征调军队前去增援。［13］

　　唐朝在安南的作战和在岭南建立牢固的防御耗费很大，但最后是成功的，尽管在9世纪60年代初有过失败。当高骈在864年被指定统率在安南的中国军队时，转折点来到了。像他以前的王式和蔡袭那样，高骈在防守中国北部边境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经验。866年，他获得一场对南诏军队的巨大胜利，重新攻克交州并在它周围建造了一道大城墙。866年以后，南方边境相对平静，尽管在9世纪80年代前唐朝戍军数量不可能很大，而且屡因逃亡和兵变而遭到削弱。南诏在安南遭到挫折，便转而进攻四川，直至9世纪70年代中期高骈接管四川的防务时为止；和在安南一样，他在那里的作为证明也是有效的。875年以后，南诏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严重威胁。880年，在朝廷中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以后，唐朝决定与南诏联姻，尽管此事从未真正实行。［14］

　　庞勋叛乱

　　唐朝和南诏之间近10年的战斗使中国人在几个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价。人员伤亡是很明显的。但是经济的花费也很巨大，因为南方军队要求内地藩镇经常增援和需要守卫边境的大量物资。鉴于严重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骚乱已使政府处于困境，对于人力和物资不断增加的要求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是无法满足的。

　　对岭南和安南军队的供应首先要通过国内路线运输，主要经由灵渠输送。［15］但是很快便发现这些国内路线是不够的，862年，政府接受建议，改由海道向安南运输给养。对于南方租赋握有大权的盐铁使在长江地区包租船只，将物资运往南方。所需谷物从已经遭受严重经济苦难的淮河和长江下游各地征收，有些还征自较远的北方沿大运河边的河南地区。

　　这些较北的地区比起江淮地区来当然更为贫困，那里不但遭受沉重的赋税之苦，而且容易发生破坏性的自然灾害。858年秋天，严重的水灾遍及整个大平原；大运河沿岸人口众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没，数万户家庭被毁。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和蝗灾，其结果是普遍的饥荒。然而，正是在那一年，运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资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征用的。下一年又发生了一次黄河大水灾，波及从洛阳到淮河地区的泗州之间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16］这些自然灾害加上不合时宜地征发供应南方军队的粮食，无疑导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会大规模的动荡不安。

　　从这些地区派往南方的戍军造成了9世纪60年代最严重的暴动——庞勋叛乱。［17］虽然起义发生于遥远的岭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宁，这是一个紧要的战略地区，位于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交界处。汴渠是长安取得迫切需要的长江下游流域财富的生命线，它朝东南流经武宁。为了保卫这条供应线，此地由重兵戍守。

　　从9世纪初开始，那里的戍军已经周期性地发生兵变。政府经常设法恢复秩序并先后指派几个武宁的节度使，但是他们对地方戍军的权威是不可靠的。在9世纪整个上半期，武宁仍是一个有问题的地区。

　　武宁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阴历七月发生一次次新的戍军暴动。政府决定，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使该地完全非军事化，并置于观察使管理之下。862年由于动员了2000名士兵前往岭南戍边，当地戍军已经减少，留下的军队起来闹事，似乎可能是他们之中有那么多人被遣往南方的决定引起的。为了镇压兵变，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强有力的统帅王式（他在扑灭裘甫起义后二年仍驻在浙江）。当带着镇压裘甫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进入武宁治地彭城以后，他立即采取严酷的手段，将大批戍军处死，并将其余的人解散。863年阴历四月，一道诏旨命令将彭城变成“文都”，并将它置于北边的兖州管辖之下。

　　但是事情远未解决，它只是产生了新的更加麻烦的问题，从城市逃亡或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为盗匪，使周围的地区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朝廷在该地区宣布大赦，并允许所有愿意重新入伍的前军人前往岭南服兵役，然后可能转到北方的正规军中。但计划是去重建武宁军，还是把军队驻屯他处，则不得而知。事实是有3000人投降，并被送往南方，和两年前遣送去的2000名武宁军士兵会合。

　　认为麻烦将会因此而结束的任何愿望证明是过于乐观的。868年，即在和南诏的敌对行动结束之后两年，关于862年来自武宁军的部队应在三年服役期满后北返的诺言又没有兑现。据说这是因为官府没有足够的钱将士兵们遣返回乡。868年阴历七月，屯驻桂管（岭南西北）的800名武宁军士兵在他们的粮料判官庞勋领导下哗变，开始回军北返。①

　　朝廷决定对此次暴动予以赦免，允许士兵们在护送下返回家乡，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们已经照办，但他们怀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是一种使他们丧失警惕的诡计，还怀疑朝廷将在他们返回武宁途中加以袭击，或在转回途中将他们处死，因此他们采取措施重新武装起来。他们乘船航行到长江口，进入淮南，当时该地归节度使令狐绹管辖。令狐绹的属官们力劝他粉碎庞勋一伙，他们认为这是相当容易的。但是令狐绹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只要庞勋不在“长淮以南”引起麻烦，对于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毫不在乎。他宣称：“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庞勋处试图安抚造反者，甚至供给他们食物。令狐绹让庞勋团伙和平通过他的辖地的决定受到了后来若干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玩忽职守。［18］但是，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着不安和紧张局势，同时鉴于令狐绹自己和朝廷的紧张关系，他的决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庞勋在868年阴历九月进入武宁，从以前的戍军袍泽中寻求支持，未遇到什么抗拒。他们的队伍立刻超过1000人，但直到此时这仍是一次纯粹的军队暴动。庞勋要求撤换一批他们憎恨的军官，并以822年王智兴在武宁叛乱的先例为自己的行动辩解；王氏的叛乱开始了该地的周期性动乱。观察使拒绝撤换军官，一切军事对抗随之而来。阴历十月，庞勋拿下了宿州城，他的人马在那里大肆劫掠。数千名当地农民参加了叛军。当庞勋抵达武宁治地徐州时，住在城外的农民烧掉了城门。叛军俘获了观察使，杀死了他们憎恨的军官。庞勋进入徐州之后开始获得大批追随者，支持他的人来自广大地区。参加他的队伍的人有今天的山东以及淮

　　西、淮南和往南远到浙江的盗匪，还有当地的农民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绅士。一名地方名流从邻近地区带着自己的3000人前来投奔，庞勋名之为“义军”。［19］

　　战斗延及十余州，北至山东，南到淮南。尽管这时已有普遍起义的真正可能性，但庞勋仍用比较克制的和传统的方式来考虑问题，他仅仅希望由于他的胜利而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即使是为了实现这样有限的目的，他仍必须迫使更多的人参加他的军队，并征用地方绅士和商人的财产，而在此过程中经常发生重大暴行。此外，他的士兵毫无纪律可言，一旦唐朝军队对他发动强有力的攻势，农民们很快便抛弃了起义者，随后离开的是庞勋自己的属官和支持他的绅士。

　　在经过一年的战斗以后，庞勋叛乱在869年阴历九月最后被镇压下去。镇压起义者的战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依赖外族军队支持的程度。唐军统帅康承训要求并得到皇帝允许，从吐谷浑、达靼、契丹和沙陀突厥三部落招募外族军队。外族的领袖们还被授予重要的指挥权：提供3000骑的沙陀首领朱邪赤心还指挥中国10镇所提供的讨伐军。在这场战争中沙陀突厥扮演了一个特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军包围之中的唐朝统帅。在叛乱平定之后，朱邪赤心得到赐姓名为李国昌的荣誉。［20］他的儿子李克用后来在黄巢造反时拯救了唐朝，并进而建立了后唐王朝。

　　与南方的裘甫起义相比，庞勋叛乱更像是黄巢起义的真正先驱者。由于它是一次始于中国遥远南方的戍军发难的暴动，所以不那么有名。然而，最后导致唐朝崩溃的许多潜在问题和力量在庞勋叛乱中变得很明显，并以更严重的方式很快在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大规模叛乱中重新表现出来。

　　［1］关于这些财政问题，见堀敏一：《黄巢之叛乱——唐末变革期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3（1957年），第28—29页。《资治通鉴》，卷242第7799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70年），第46—47页。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的盐务使》，《大亚细亚》（新版），4.1（1954年），第70页以下各页。

　　［2］中村裕一对此有卓越的评述，见《唐代内藏库之变化》，《待兼山论丛》，4（1972年），第137—168页。又见曾我部静雄：《唐代贡献制度》，36.1—2（1972年），第1—32页。

　　［3］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40—41页；丸龟金作：《唐代酒的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第66—112页。

　　［4］《新唐书》，卷52第1362—1363页。

　　［5］《册府元龟》，卷510第10页。（译者按，“使人”被译作Population，误。原意指政府派往各地推行此计划的使者。）

　　［6］《全唐文》，卷78第4页。

　　［7］《全唐文》，卷78第17—18页

　　［8］《全唐文》，卷967第8页。

　　［9］关于这次叛乱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2（1957年），第23—24页。

　　［10］《资治通鉴》，卷249第8072、8074页；《旧唐书》，卷18下第644页。

　　［11］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67第5119—5121页；《旧唐书》卷164第4282页中有简略叙述，附于他父亲王播的传记之后。

　　［12］关于南诏人的种族识别问题曾经有过严肃的争论。尽管有人主张他们是傣人的祖先，但新近学者已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仅比对藏—缅民族稍为密切罢了。见F.W.莫特：《有关傣人史前诸问题》，载《社会科学评论》（曼谷），2.2（1964年），第100—109页；许云樵：《南诏是一个傣王国吗？》，《东南亚研究》，4（1968年），第13—23页。迈克尔·布莱克默在《与南诏有关的人种学问题》一文中，有说服力地反对将南诏民族与任何现代人各集团等同起来的尝试。此文载雷德里克·德雷克编：《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历史、考古和语言研究论集》（香港，1967年），第58—69页。

　　［13］《资治通鉴》，卷250第8101—8109页；《旧唐书》，卷19上第656页。

　　［14］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内辩论，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04—8205、8227—8228页。关于唐与南诏关系的一般论述，见芮逸夫：《南诏史》，收于凌纯声等编《边疆文化论集》，卷3（台北，1963年），第358—386页。

　　［15］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27页。

　　［16］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见《资治通鉴》，卷249第8072页；《册府元龟》，卷498第26页；《旧唐书》，卷19上第654页。

　　［17］关于这些叛乱的最好论述是：谷川道雄的《关于庞勋之乱》，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1（史学4），第27—42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50—53页；戴何都：《庞勋叛乱》，载《通报》， 56（1970年），第229—240页。庞勋在正史中无传，但他的叛乱在康承训传中有充分叙述，见《新唐书》，卷148第4773—4779页。

　　［18］最坦率的批评见孙甫：《唐史论断》（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第3卷第65页。

　　［19］《资治通鉴》，卷253第8123—8144页。

　　［20］关于使用外族军队镇压叛乱的情况，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第194页；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第三次异族乱华》，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1（1930年），第851—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