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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努力，《马可·波罗游记》终于付梓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并凭借自己辉煌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而马可·波罗作为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其它各国而又将其系统的介绍给西方和欧洲人，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两个世界第一的碰撞而产生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因此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此书不但是研究历史者的灯塔，为人们对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地理学的重要指南，马里诺莎努托的一三二○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就有许多资料取自《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连着名航海家哥伦布也从本书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冒险西行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自成书以来，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一本跨国性的历史、地理着作，也引起了人们众多的争议。不少学者对书中的矛盾和可疑之处提出了种种置疑，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就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首先，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书中有许多值得怀疑和难解之处；各种版本分歧颇大；人名、地名难以对证，似乎都是从波斯语言翻译而来；而且旅行路线往来重复，难以考证。
其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提到，妇女缠足、使用筷子也无一语论及；尤其是对举世闻名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说明，这完全不是一个旅居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第三，《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对蒙古皇族的家谱说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准确；对许多城市的描写完全是公式化的，苍白无力的语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隶属大汗”、“使用纸币”等，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后，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只不过是马可·波罗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以及到过中国地区的商旅的叙述，再加上记录者鲁思梯谦先生的生动想象力及天赋而创造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谓虚假报道）。
应该承认，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扩大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讲述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如献炮攻襄阳，任职扬州三年，同时对汗八里（北京）、苏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断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却有待商榷。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的确有一些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行文单调、路线不明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可·波罗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讲述其故事的，因此难免有偏颇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须按顺序记录事件。而且，马可·波罗作为欧洲人，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触作为“下等人”的汉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游记是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编写的。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茶，这完全和他保持着国内的习惯，不喝茶有关，再加上当时西域人大概也无饮茶的习惯。同样由于马可·波罗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种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识学汉学。同时马可·波罗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会印刷术等文化学术方面的事情。至于长城则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秦汉的长城已废弃多年，破坏风化严重，残存遗迹也无实用价值，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只字未提，也当不足为怪。诚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还很多，但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国家档案中也没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否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吗？
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历史材料部分，杨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给予了回答。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权作抛砖引玉之用，望众多有识之士能多提出独特的见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也正是我翻译《马可·波罗游记》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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