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三字经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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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前几部分内容,在综述了教育的意义、目标、教学的内容和次第以后,进入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谈的,是如何将教育的内容完全落实下去,变化成求学者思想与行为的一部分。教育的其他环节虽然重要,但毕竟还都是外缘,教育的主体是受教育者,学生本人才是教育的最终受益者。

所以《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求学者在读书求学进程中,应该遵守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同时还介绍了多个古人苦读求学的故事,以激励后学者的斗志,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人有肉身就会好逸恶劳,所以人都是有惰性的。人生如果没有远大理想、没有追求,生命的活力就没有了。读书求学也是同样道理,不是硬逼着,很少有人主动认真地求学。俗话说:“人是懒虫,不逼不成”,古代的老师有戒尺、有板子,用意就是要强迫学生把自觉性培养起来。等到读书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到了这个阶段老师反而要劝你,不要用功太过,要注意劳逸结合了。

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有所谓的“苦读”与“乐读”两种,这一部分讲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是苦读的代表。乐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去读书,人沉醉其中,乐此不疲。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林语堂在《论读书》中也说:“流连忘返,始可深入,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苦与乐本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苦能化为乐,乐也能变成苦,不可能一成不变。对于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乐读好,苦读也没什么。只要做好心理准备,就能够使“苦”变为“乐”。正如梁启超所说:“趣味总是慢慢来的,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

下面请看原文:

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几句话很重要,讲的是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三个关键,就是《弟子规》中也谈到的“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这是宋代名儒朱熹的经验之谈。朱熹曾对他的学生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朗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亦,眼口岂能不到者乎”?

三个关键的第一个是“口而诵”,现代语言就是“要读书不是看书”。古人读书有讲究五到的,就是“眼到、口到、耳到、心到、手到”,也就是这里说的“口而诵,心而惟”,口与心就代表了这“五到”。读书一定要“口而诵”,不诵怎么能叫读书呢?我们现代人改了称呼,叫“看书”,虽然一字之差,结果可完全不一样。“看”是泛泛地翻一翻、心不在焉地找点有刺激的东西看,读的概念则完全不同。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分析,人的大脑是记忆存储器,脑皮质有不同的分区:有语言中枢、听觉中枢、视觉中枢等等不同的功能区。道家早就说脑有九宫,每一宫都有一个神仙主管,我们听了一直以为是神话。实际上道家说的,正是大脑皮质不同的功能中枢。阅读只是大脑的视觉中枢在工作,换句话说,只刺激脑皮质的一个视觉功能区。如果眼、耳、口、心、手一齐来配合,脑皮质五个功能区同时工作,学习的效率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好几倍,这笔帐得会算。

第二个关键就是“心而惟”。惟是动词,有思考、思索的意思,心里面要反复思考,就是“心而惟”。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知识渊博,但是没有智慧的思想,所学的东西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罔就是迷惑、茫然。相反地,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踏踏实实地学问地锻炼,自以为是,结果就会自误误人,很危险,这就是殆。

第三个关键是,“朝于斯,夕于斯”。白天也是它,晚上也是它,象《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样,“茶里也是伊,饭里也是伊”。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一,象打井一样,选好一点就要深入下去,如此求学才能有所得。有任何疑问,先不要在外面寻找答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话头,“朝于斯,夕于斯”地诚心问自己,答案就出来了。这是佛家说的自悟,道家说的“无口先生”,是开发自己智慧的传统治学方法。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谈到:“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来而用之不竭乎?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三点教诲,并且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相信我们的智慧一定能够开发出来。

下面开始结合具体的事例,谈“业精于勤”的道理。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这里说的是孔子勤学的故事。孔子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学而不知者”。即使是生而知之者还是要学习,有的人天分很高很聪明,但是不认真求学问,倚仗自己的天才胡作非为,就把自己给毁了。孔子是圣人,也还是活到老学到老,他曾向七岁的项橐请教问题,给后人做了好榜样。

项橐是春秋时期的神童,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问题,所以被后世尊为“圣公”。相传,孔子有一次与弟子们东游。待车马行至齐地纪障城的时候,大道边上有几个戏耍的玩童,有一童子立于路中不动。子路见状,停车呵斥道:“小孩子怎么不让车呢?碰到你怎么办?”

童子说:“城池在此,车马安能通过?”孔子探身道:“城在何处?”童子说:“筑于足下。”孔子下车观看,果见小儿立于石子、瓦片摆成的“城”中。童子问:“是城让车马,还是车马让城?” 孔子笑道: “好伶俐的童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

小儿答道:“我叫项橐,年方七岁。请教您是哪一位?”孔子答道:“我是鲁国孔丘”。

项橐惊道:“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那么我请教您三个问题,答的出来我就让城让路,答不出来就请绕城而过”。

孔子觉得项橐小孩很有意思,于是笑道:“一言为定”!

项橐说:“天地人为三才,夫子可知天有多少星辰、地多少五谷、人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摇头说:“我还真的不知道”。项橐得意道:“我来告诉你,天有一夜星辰,地有一茬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

项橐再问:“请教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孔子答道:“江河湖海,水中都有鱼;柴草灯烛,是火就有烟;没有叶不成树,没有枝又哪里有花呢?”项橐听后晃着脑袋说:“不对,是井水没鱼,萤火没烟,枯树没叶,雪花没枝。”

项橐又问:“什么山上无石?什么车子无轮?什么牛无犊?什么马无驹?什么男人没有妻子?什么女人没有丈夫?孔子逗他道:“啊呀,我还是不知道。”项橐又道:“土山无石,轿车无轮,泥牛无犊儿,木马无驹儿,神仙无妻,仙女无夫”。

孔子心中实在是敬佩这个七岁的孩子,于是向项橐行礼,绕城而过。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项橐三难孔夫子”的故事。

历史上确有孔子向项橐请教有关音乐问题的记述,“三难”则纯属传说故事。山东纪城碑廓镇东北八公里处有一山,名叫躲子山,传说项橐就是在此山避难时遇害的。

项橐三难孔子的故事盛传之后,各国诸侯都派人打探项橐的住处,以便为我所用。为避祸项橐就藏到山里,但被吴国、齐国的武士发现了。两国武士为争夺项橐打斗起来,吴人看劫持不成就将项橐刺死了,其时项橐年仅十二岁。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赵中令是宋朝的中书令(宰相)赵普,这段话讲的是赵普半部《伦语》治天下的故事。赵普与赵匡胤是小时候的同学兼朋友,他出身比较艰苦,少年时期没有好好读过书,以后跟随赵匡胤打天下。宋朝开国后,赵普历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朝的宰相,自称半部《论语》帮助赵匡胤打天下,另外半部《论语》帮助赵匡义治理天下。

赵普白天忙于处理国家政务夜晚则读《鲁论》,所谓“鲁论”就是鲁国通行的《论语》二十篇。据说每当遇到重大问题,赵普总是说:“明天再做决策。”晚上回家以后,他从箱子里面拿出一本书仔细地读,第二天准能够提出一个很高明的见解。

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奇怪,觉得赵普家里一定藏有什么秘籍宝典,于是买通他的家人打探这个秘密。有一天,家人趁他不在家把书拿出来一看,原来是《论语》。可是谁也不相信,怎么可能是人人皆知的《论语》呢?

赵匡胤得知此事,亲自到他家来探问,赵普就把那本《鲁论》拿了出来。赵匡胤说:“此为朕幼年所习,如今卿家还在读吗”?赵普回答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尽在其中”。宋太宗继位以后仍然想用赵普为宰相,有人说赵普的坏话,说他只能读《论语》。太宗如实以告,赵普说:“臣实不知书,只能读《论语》。我辅助太祖定天下只用了半部《论语》,尚有半部可以辅助陛下致太平”。故此“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句美谈。

赵普官至中书令尚且如此勤学,我们后学者如果敷衍塞则地混日子,就太不珍惜生命了。要知道富人的时间与贫人一样长,贵人的机会与穷人一样多,端赖你有没有寻找机会的能力,做没做好接受机会的准备。“天道酬勤”是中国人的一句古训,韩愈也在《进学解》中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宋太祖喜欢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为与赵普一家人很熟悉,所以尤其喜欢到他家中串门。有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赵普夫妻以为这样冷的天气,皇帝不会来了。不料有人敲门,皇帝还是来了。这一下可把赵普夫妇吓坏了,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当天下午进贡送来一批东西,他还没有向上报,于是赶快奏明原因。

赵匡胤说:“没关系”,就在客厅转来转去。突然看见贡品中有吴越王钱俶送的十坛“海产”,宋太祖大感希奇,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快打开来看看!”坛子一打开,在场的人都傻了眼,谁也没料到坛子里面装的都是金子。

赵普吓得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打开,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说:“既然如此,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一手操办呢”。

彼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西汉时候有个人叫路温舒,字长君,山西潞州人,小时候给人放羊,家贫没有钱买书。中国在汉以前,非世家没有藏书,非自己下功夫抄录,就无书传学。那时候还没有纸张,非绢帛皮简无以为书,所以家贫就自然没有书可读了。

路温舒放羊时经常路过一片池塘,他注意到池塘边上长的蒲草很茂盛,就背回家一大捆,截成与竹简一样尺寸,并将其编联在一起,然后借来《尚书》工工整整地抄到上面。

有了蒲编书,他就一边放羊一边读书。因为他精通汉书、熟悉法律,以后做了狱吏,最后官至临淮太守,成为西汉着名的法律专家。

“削竹简”的是西汉的公孙弘。他出身贫贱,二十多岁时曾经当过县监狱的小官,后因过错被免了职。公孙弘本来就不甘心平庸,因为家境贫寒只好替别人放猪。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经常跑到竹林里把竹子削成竹简,把借来的《春秋》和各家的注解,抄在竹简上面。

古代的竹简是有尺寸要求的,分为长简和短简两种。长简二尺四寸长,短简缩短一半。“经书”都用长简,例如“六经”就必须用漆书写在长简上;短简则用于普通的子书,所以后世才有“说长论短”的成语。

每根竹简上写二十五个字,每个字约一寸大小,二十五根竹简用青丝绳贯起来为一编,也叫一篇。西汉时代还是用竹简,东汉以后发明了纸就不用竹简了。后世虽然有了纸张,但线装本的古书还是这个老规矩,每页纸二十五列,每列二十五个字,共六百二十五个字,几千年下来都没有变过。读过私塾、背过古书的人,老师一提第几页第几行,学生就知道了。古代着书相当不易,北方竹子少得竹简甚难,所以必须熟读强记不为功。

竹简削好了要杀青,现代叫烘干技术。古代用炭火将竹子中的竹汁烤出来,竹简才不会开裂。竹汁是青色的,一滴滴地流出来象汗珠一样,故称“汗青”。文天祥的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即是留名青史的意思。

西汉的路温舒和公孙弘,一老一小家贫没有书,还知道如此勤勉努力。我们有条件读书的人更应该珍稀自己的条件,千万不要自误。要知道条件随时都在变,机会转瞬即逝,人生匆匆而过,一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和条件。

历史上的公孙弘与董仲舒齐名,都是汉武帝的丞相,也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奠基人。

公孙弘,表字季,齐地薛国(今滕州)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了他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族,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汉武帝即位以后,号召全国举贤,各地推荐上来的人才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六十岁的公孙弘。汉武帝派公孙弘出使匈奴,希望能借贤良者之口说服匈奴不战而降。公孙弘一路看到的是百姓穷困潦倒,军士厌恶战争的实况。带着这种忧民思想,他的述职报告当然很不合武帝的心意。公孙弘很失望,就上书称病,免官回家了。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地方官又推荐公孙弘。七十岁的公孙弘推辞说:“我是因为无能而被罢官回来的,再举荐我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坚决推举他,公孙弘推辞不下,只好再去长安。

这一次汉武帝封他为博士,又派他去西南视察民情。公孙弘出身贫寒,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忧心重重。视察报告又一次违背了汉武帝的本意,武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召见他。因为直谏而接二连三地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地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慢慢地汉武帝开始喜欢他了,几年后公孙弘官至左内史、丞相,封为平津侯。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下面讲了几个古人苦读的故事,作为后学刻苦求学的榜样。

“头悬梁”的是晋朝人孙敬。孙敬,字文质,汉代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好学,后入洛阳,在太学附近一小屋安顿母亲然后入学。他曾采杨柳为简,加以编联,用来写经,这是历史上“辑柳”的典故。《太平御览》上记载:孙敬“好学,晨夕不休”,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他苦读诗书,常常通宵达旦,困倦得眼皮都睁不开了,就弄根绳子把头发绑起来吊在房梁上。打盹垂头的时候,揪一下头发就惊醒了,继续读下去。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头悬梁”的苦读精神,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晋时知名的大儒。后人对孙敬的苦读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并谈,用以教育孩童。

战国时候的洛阳人苏秦,游说秦惠王,上书十次而游说不成。黑貂皮衣穿破了,百斤黄金用光了,回到家里“妻不下饪,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家里人都不理睬他。苏秦下了狠心,日夜苦读姜太公的《阴符经》,研究其中的奇谋策略。至更深夜半,头迷眼闭,但一想到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拿一把锥子自刺其股,在大腿上扎一下,醒了以后再读。如此苦读,一年以后出山,说服六国联合抗秦,完成了合纵大计,自己也腰挂六国相印,成为历史上着名的纵横家。

这二位古人都是从布衣位列卿相,名扬四海的,都是得自于刻苦追求与勤学不辍,这种刻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苦读固然重要,但还应该讲求学习效率。现代的教育理论就极不赞成“苦读”,林语堂在《论读书》中就批评苏秦的做法是“愚不可当”并且说“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但是这二位苦读的代表并非一无所成,苏秦“终以酬壮志,功名传千古”,孙敬最终也是学有所成。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自己的书不好好读,借别人的书却看得很快,因为要还给人家。可见人读书是有惰性的,非逼着自己读不可,自己原谅自己就懒散了。由此可见,“苦读”并非要不得。孙敬和苏秦的做法或可商榷,但苦读的精神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时刻激励小孩子立志苦学,懈怠散漫是难成大器的。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缀。

“囊荧”的典故说的是晋朝的车胤,“映雪”讲的是晋朝人孙康的故事。他们虽然家境贫寒生活艰苦,却能立志苦读,没有因为读书的条件差就停止学习。唐朝李渤有诗说:“次兄一生能苦节,夏聚流萤冬映雪”。说的就是此二人的典故。曾国藩也说过:“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各者,不求珍异也”。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他就捉些萤火虫放在纱布缝制的袋子里面,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着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晋秘书监孙盛的曾孙、长沙太守孙放之孙。孙康幼时酷爱读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想夜以继日地攻读,可此时家道中落,没钱买油点灯。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了。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躺在床上默诵。

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大地闪闪发光使他眼花缭乱。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昏黄的油灯要亮得多!

整个冬天,孙康都夜以继日地苦读,从没有中断过。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成晋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南朝宋景平年间官至尚书左丞相,封德阳县侯。

元朝初年,孙氏族人从河南龙门迁到浙江湘湖,以“映雪堂”命名孙氏祠堂,以记念祖先孙康“映雪读书”的事迹。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如负薪”的典故,说的是汉武帝时代官拜会稽郡太守朱买臣的故事。《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

朱买臣未仕前,住在苏州城西穹窿山麓,因家贫又好读书,不得不靠卖薪度日。每次卖柴,他都是且行且诵古书,怡然自得。妻子崔氏见了觉得很丢人,跟他闹离婚。朱买臣劝说妻子:“我年五十当富贵,现己逾四十,俟吾富贵,当报汝功”。崔氏再也熬不下去了,就改嫁他人而去。

其后,经同乡严助推荐,朱买臣为汉武帝“说春秋,言楚词”。武帝大悦,封朱买臣为中大夫、文学侍从。朱买臣曾为武帝征伐东越出谋划策,后官至会稽太守。

朱买臣至会稽任太守时,“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就停车带回太守府中,供他们食宿。其妻十分差愧,自缢而死。元代有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的杂剧,讲的就是朱买臣的故事。

今天,苏州穹窿山东铜岭下有一块高大的盘石,相传为朱买臣昔时的读书处,又称“读书台”。山上的拈花寺,相传为朱买臣故居的遗址。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朱买臣因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不实,武帝怒而将其处死。

“如挂角”的典故,说的是隋朝李密的故事,他曾做过瓦冈山反隋义军的首领。李密,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代,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李密并不懊丧,回家后发愤读书,因以放牛为生,故此常坐在牛背上读书。

有一次,李密听说缑山有一位名士包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牛出发了,牛背上铺着用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书》,正巧越国公杨素骑着快马从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他:“这么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李密一看是越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为此《新唐书?李密传》记载:“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

李密谈吐不俗,深深吸引了杨素。回家以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个人的学识才能,都在你兄弟之上,将来你们有事可以与他商量。”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密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逃亡,后加入瓦岗军,人称魏王。李密发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数说杨广的十大罪状。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话。意思是,用尽南山的竹子作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行,决开东海的水也洗不尽他的罪恶,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成语。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北宋时期,四川有一个名叫苏序的人,从小不爱读书,晚年却读起书来,还写了不少诗。苏序有三子,依序是苏澹、苏涣、苏洵。苏澹和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苏涣更是进士及第。衰落的苏氏家族开始中兴,并为五代以来的眉州贡举破了天荒,读书风气为之一变。后来眉州出了学者千余人,苏氏一家确实起了示范作用。两个哥哥高中进士,对苏洵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鞭策,但苏洵还是游荡四方,不用功读书。十八岁上苏洵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十九岁结婚以后干脆就不再读书了。

苏洵的妻子程氏,是大理事承程文应之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文化修养。她对苏洵的所作所为,非常忧心,常常为此闷闷不乐,担心她的夫君会从此断送了前程。苏洵也察觉到妻子的忧虑,开始悔其少时不学之过。二十七岁的时候,他终于幡然悔悟,终日端坐,奋发力学,不再出游。苏洵在二十九岁时再度赴京考进士,尽管他为人聪慧,辩智过人,但因其所学与科举考试要求的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不合,结果还是没有考上。三十七岁时,宋仁宗举办特考,他再度赴试还是没有考上。就在此时,他在异乡接到父亲苏序的死讯,急急赶回家中奔丧,心中非常难过。

常人受到这样的剌激,通常都会放弃读书。但是苏洵却由此领悟到,人不应该为了考试而读书,故此绝意功名不再走此科举之路,开始为自己而读书了。苏洵毅然烧掉过去为考试而做的几百篇文章,重新阅读古书。他忽然发现不为考试而读书,书中的精华反而尽赴眼底,真正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了。

苏洵如此用功八年,前五年养精蓄锐,不写一文。五年之后,方才动笔将心中的所积所感一吐为快。他的文章文风古朴、文理深邃、文意幽远,得到欧阳修等文坛领袖的赏识。嘉佑元年,苏洵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赴试,一举成功,双双及第。两个儿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父亲纯朴的文风。苏洵与苏轼、苏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三曹”以后的“三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家。可惜苏洵年寿不永,死时仅五十八岁。

苏洵的大儿子就是苏轼、苏东坡,号老泉山人。“苏老泉”实际上说的是苏东坡,后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称谓搞错了。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他们年纪那么大了,才开始后悔读书太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及早想一想“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提高警觉性。

读书在人的一生中,有最佳“黄金期”,也就是十三岁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今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已经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犹悔迟”了。

曾国藩曾经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能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仑之一粒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退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退名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像五代时期的梁灏都八十二岁了,殿试的时候对答如流,在众多的士子里面夺魁做了状元。

北宋年间有个文人叫梁灏,少年时曾立下誓言不考中状元誓不罢休。结果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受尽别人讥笑,但梁灏并不在意。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就离状元近一步”。梁灏从后晋天福三年开始应试,历经后汉、后周,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才考中状元。为此,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

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年始成名。

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

观榜更无朋侪辈,到家惟有子孙迎。

也知少年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历史上的梁灏为北宋太宗时的进士,中状元时年方二十三岁。辽军攻打宋朝时,梁灏曾上书朝廷献策,宋人陈正敏着《遁斋闲览》中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所以后人将梁灏画成白须皓首的样子,实属传说中的误会。

梁灏(963-1004年)字太素,宋朝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中状元,人称父状元,曾任峡路安抚使、关右安抚使、翰林学士等职,在任开封府尹时暴病卒,年四十二岁。梁灏的儿子梁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中状元,人称子状元,曾任着作郎、户部勾院等职。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病逝,时年三十三岁。

梁灏父子二代状元,为官清正,皆有着作传世。直到现在其家乡东平县,仍有一“父子状元坊”,上有书法名家金一凤手书的对联:“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此外尚存梁灏、梁固及其家庭墓群及宋碑两方。

历史上的有名的长寿老状元,唐代属柳公权(778-865年)寿数最高,八十八岁;宋代属黄裳(1044-1130年)寿数最高,八十七岁。他们也都是长寿状元,而非八十岁以后考中的状元。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人家功成名就了,人们才觉得惊奇称异,不晓得成功的后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早早立志。“人活一口气,树在一张皮”,人不立志,终归是个凡人。

曾国藩教育子侄读书,提出三点要求,首先就是立志,然后才是持之以恒地向学。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中国文化里面,宋代名儒张载,张横渠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后世学者都以此立志向学,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读书求学。

上面举完了年老勤于学的例子,下面再举年幼志于学的例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北齐的祖莹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能背诵《诗经》《尚书》等经典。祖莹,字元珍,南北朝时后魏人。《魏书?祖莹传》中记载:祖莹“八岁能通《诗》、《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于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由是声誉甚盛,时号为圣小儿。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人云: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以文学见重,常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

祖莹好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时沉缅于书籍,夜以继日地苦读。父母担心他身体会出毛病,禁止他读书,晚上不给他火种。他暗将火种藏在灰里,等到父母都睡熟了,就用被子把窗户遮盖起来,点起灯读书。中书监高允赞叹说:“此子才器,远非诸生所及,必当前程远大”。

有一次,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祖莹被选为主讲。学生都已经到齐了,祖莹因为夜里读书太迟,睡过了头。他慌忙之中误将同房学生李孝怡的一本《曲礼》当作《尚书》,登上讲台才发现拿错了书。张天龙很严厉,祖莹不敢再回去换书,就将错就错把《曲礼》放在面前,诵读《尚书》三篇,不漏一字。李孝怡发现了这一情况,报告给张天龙,所有的人都极为惊异。

高祖得知此事后,招祖莹入宫,令诵五经章句并陈述大义。听后大加赞赏,开玩笑说:“昔尧流放共工到幽州北裔之地,这么差的地方,怎么忽然出来个神童呢”?祖莹后官至三司,进爵为伯。

另外一个人就是唐朝的李泌,他七岁的时候下棋,就能够以此为题,当场赋诗。李泌是宋朝以前最大的藏书家,在他父亲李承休一辈已有藏书两万余卷,到李泌相德宗、封邺侯的时候,藏书已过万余卷。韩愈有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后世将藏书之处称“邺架”。

李泌是历史上一位类似诸葛亮、刘伯温的传奇人物,但论智论功,似乎又在此二位之上。诸葛亮累死于蜀汉,刘伯温被迫服毒身亡,相比之下,李泌就比他们都高明多了。

李泌,字长源,唐朝中期赵郡中山人,自幼时以“奇童”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以后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帝,其间四落四起,位至宰相,封邺县侯。

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的大劫而能不垮,实赖两人之力:外面靠郭子仪东征西讨,朝中靠李泌运筹帷幄。李泌不但在军事上出谋划策,为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做出贡献;而且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之时,还为朝廷选荐、保全了一批中唐名将如韩晃、李晟、马燧等人。至于处理与回鹘、吐蕃等异族关系,李泌献言建策,为当时唐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人。其他如兴屯田、定人事、开财源等,李泌也无不与之,多谋善断,屡见奇效。

李泌的奇功之一,一身兼任总长、外长、财长等数职;奇功之二是对皇帝家务的全面介入。皇帝的家事历来就属于“闲人免进”之列,否则就是找死。历史上因皇帝闹家务而骨肉相残,导致政局大动荡甚至皇权崩溃的事例太多了。李泌之时,朝廷之脆弱实在容不得再祸起萧墙了。于是李泌以其过人的才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皇室调停人,竭力修补肃宗与玄宗之间的对立,苦苦维护肃宗父子间的正常关系。他甚至甘冒杀身灭门的风险,阻德宗废立太子、谏肃宗宠立张后。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

李泌之奇,还奇在他同皇帝之间奇迹般的君臣关系。李泌曾对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李泌始终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则“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曾强迫他娶妻食肉。

尽管李泌因遭权佞忌嫉,四次罢官下野,但新帝即位,立即便征召李泌。连为四帝宠幸,史所罕见,其因一则李泌忠心可鉴,所言所行无不为皇帝江山;二则李泌智比张良,洞彻人性,宠辱不惊,功高不傲,功成即去。三则李泌进谏建言极具策略,总是设身处地,循熏善诱,感悟帝心。

《旧唐书》把李泌并入八人合传中, 篇幅不过区区千多字,且评价极低,指责他“长于鬼道,随时俯仰,无足可称。”欧阳修《新唐书》虽有所匡正,语近公平,但也未充分重视。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惜笔墨,于客观之中还了李泌的真面目。

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他们的聪明才智,人人都称奇、羡慕。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地效仿,用心读书,以成大用。

读书首先要明确目标,也就是为谁读书,目标不明确,行动一定是盲目的。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使自己能够立身行道。今人读书是为了父母、为了考试委员会。

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者,很少有为自己的理想而做研究的,差不多的都是为了学位、职称、工作而读书。表面上看是为社会读书,实际是根据社会上的需要,为了自己的“钱途”奋斗而已。真的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有兴趣,想深入研究的人本就不多,在今日的工商社会中,这种人更是罕见了。

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会越来越低落。人人都只顾现实利益,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有“钱途”,能赚更多的钱,都涌向商科、电脑、医药等几个领域,而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都走下坡了。

其次,读书要存四种心,即:虚心、恒心、耐心和细心。虚则受,恒则进,耐心才不会浮躁,细心才能体会文理之意。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辒,能咏吟。

蔡文姬,名叫蔡琰,东汉着名音乐家,史书上说她“博学而有才辨,妙于音律”,她的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

蔡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过人。她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蔡邕在大厅中弹琴,忽然看到庭院里面有一只猫和老鼠在搏斗。蔡文姬在房中问父亲:“您的琴声之中为何伏有杀机之声?”蔡文姬能从琴声中听出吉凶之兆,所以说她“能辨琴”。

蔡文姬十六岁时嫁给大学子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夫妇两人非常恩爱。不到一年,卫仲道因咯血而死,蔡文姬又不曾生育,卫家的人嫌她克死了丈夫,蔡文姬就回了娘家。以后父亲蔡邕死于狱中,蔡文姬也在动乱中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二十三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十二年,育有二子。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怀念好友蔡邕,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使臣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三十五岁。回汉后蔡文姬创作了哀怨惆怅的断肠琴曲《胡笳十八拍》,并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了校尉董祀。

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志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自视甚高。但迫于曹丞相的授意,只好接纳了她。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蔡文姬不顾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就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救命的恩德,夫妻双双溯洛水而上,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之中。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前去看望过他们。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说,原来家中所藏的四千卷书,几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但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蔡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她与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司马师为妻。

谢道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东晋女诗人。晋朝宰相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公元399年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后,她一直寡居在会稽。

谢道韫识知精明,聪慧能辩,叔父谢安曾问她:“《毛诗》何句最佳?”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称赞她有“雅人深致”。有一次谢安召集子侄讲论文义,刚好大雪骤下。谢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谢安八岁的侄子谢朗回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七岁的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对杖工整,比喻恰当。谢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盛为时人所传诵。

谢道韫的作品,今仅存散文《论语赞》一篇和《泰山吟》、《拟嵇中散咏松诗》二首。

《泰山吟》已经成为传世名篇,在此诗中,可以一睹谢道韫的风采: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复非匠,云构成自然。

气象尔何然?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人家是女孩子,都如此聪慧多才,你们这些男子汉更应该以她们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好好努力。

中国历史上的女才子很多,最着名的四大才女,就是蔡文姬、谢道韫、卓文君与李清照。电视连续剧《凤求凰》,讲述的正是汉代才子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被临邛县令奉为上宾的才子,一个是孀居在家的佳人。他们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作客卓家,在卓家大堂上弹唱那首着名的《凤求凰》开始的。他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文君为追求爱情与司马相如夤夜私奔。其后的当垆卖酒、白头兴怨、长门灵赋、封禅遗书等事迹更是被传为千古佳话。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南宋女词人,为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为当时的着名学者,丈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

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金兵入侵中原,二人流落南方,赵明诚病死,李清照境遇孤苦。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前期多描写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自己的身世,情调感伤,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

李清照的作品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多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刘晏(公元718 - 780年)是唐代着名的理财家。新旧《唐书?刘晏传》上载: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东南)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有记述。刘晏的高祖自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徙曹州南华,高祖以下世代为官。曾祖刘郁为弘文馆学土,刘晏的祖父做过县令,他的父亲没有做过官。

刘晏有兄弟三人,长兄刘星,次兄刘暹为御使大夫。可见,刘晏生长在一个世系的官宦家庭之中,自幼受到良好的培养与教育。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唐玄宗赴泰山封禅。祭典结束后,唐玄宗在帐殿接受朝觐。礼官进帐殿上奏:“有一八岁童子刘晏,敬献《东封书》。” 玄宗非常喜悦,下诏命见。八岁的刘晏进帐后,毫不胆怯,跪颂自作的《东封书》:“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玄宗虽然惊叹八岁童子的文采,但又不相信是真的,于是命宰相张说鉴别真伪。

张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于是以围棋为题,对赋围棋的方圆动静。张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刘晏回对:“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玄宗甚为高兴,当即下旨授八岁的刘晏为秘书省正字郎,工作是校对藏书,校勘正误,抄写典籍。这在当时也是一大轰动奇闻,刘晏因此被称为“神童”。刘晏从此走上仕途,最后成为自桑弘羊之后,唐代着名的理财家、经济改革谋略家。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财政状况濒于崩溃。刘晏通过调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治理财政,统筹兼顾,有效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例如,粮运是唐代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是转运速度太慢,二是运杂费用太高,三是浪费损失惊人。刘晏接管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改进措施,使从扬州运粮至长安的时间由九个月缩短到四十天,损耗率由20%降低到零,时“人以为神”,唐肃宗赞他为“当朝的萧何”。

刘晏晚年,因受人陷害被唐德宗赐死,终年六十三岁。刘晏为唐王朝理财二十四年,掌管财物亿万,但被抄家时的全部财产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连陷害他的人也不得不叹服刘晏的清正廉洁。

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唐玄宗曾两次召见刘晏。一次问刘晏道:“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玄宗自然懂得,其时朝中的朋党之争正闹的不可开交,大臣之间结成朋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互相攻击。刘晏正是借此机会向玄宗进谏,可见他年级虽小,人却非常有智慧。

刘晏年龄虽然只有八岁(历史上的记载是八岁,不是七岁)就已经走上了仕途。你们这些年轻人,只要勤勉奋进也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

孟子说过:“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禹汤等古之圣贤,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与他们相比我们缺少的只是圣贤之志而已。所以不甘于堕落的有为者,一定要立志,要夺古人的志向。果真如此,学舜当然就是舜的再生,学孔子就是孔老夫子在世,哪里有不成功的道理?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道是宇宙人生的根本,人天的根本得到了,功名富贵等世间的小果,是不谋而自来的。这个小大轻重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上面用了男女老幼作为具体的例证,为我们树立起求学做人的榜样,下面再以动物为例,激励我们立志向学。

狗会在夜晚看门守夜,防止盗贼入侵。公鸡会在黎明时报晓,提醒人们天亮了。这个世间最卑贱的不过是鸡犬,他们尚且有功于人类,我们生为人,如果不求进取只是一味地苟且度日,就连动物也不如,哪里还有资格做人呢?谚话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样的人就与马、牛同缀连襟了。

蚕与蜂是动物里面最小的,但做出的贡献又是最大的。蚕能吐丝,供给人类作丝帛的原料;蜜蜂能采花酿蜜,供人类食用。如果我们不肯努力学习,不为这个世界做一点贡献,岂不是连小昆虫都不如了吗?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幼年志在求学,长大以后,步入社会就要学以致用,将自己的学问反馈给社会,上报效国家,下为苍生造福。孔子在《论语》中也反复强调“学而时习之”的重要。学了知识,要能够随时思考、随时见习,随时要有体验,要能够反省,这就是学问。如此,你才有能力上报国家下安百姓,为人类造福。

一般人认为读书就是作学问,其实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在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知识渊博、文章写得好,只是一个人的文学素养高,不认识字的人,倒不一定没有学问。学问是要将圣贤的教诲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随时将所“学”“问”于自己的行动,也就是用实践来验证圣贤的教诲。“学”即是文,“问”就是化,要把所学到的圣贤之“文”,用来变化自己的气质,使自己升华,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曾国藩也说过:“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扬名声,显父母”,是孔子在《孝经》中的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杨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人行孝道有始有终,孝之始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孝之终的儒家观点,就是“扬名声,显父母”。儒家思想偏重于入世,但是唐以后的读书人,均以建立世功、光前裕后、封妻荫子为理想目标,都涌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士子之路,错解了孔子说的“立身行道”。

立身就是立命,人非性子化了不能够立命,所以传统教育的第一关就是要帮助学生化性。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

性子化了、气质变了,人才肯吃苦、才肯吃亏,然后才能够行道。行道就是按照《三字经》中讲的“五伦十义”的道理,学做人。“十义”是人的十根命柱,也是十条做人之道,真正做到了、行圆满了,命就立起来了,“立身行道”才算做到了。

禀性化掉了,人“性本恶”的动物属性的根才能彻底拔除掉。这个业根一断,就可以上拔祖先,所谓的“一人得道,九祖升天”,祖宗八代都跟着沾光,这才是真正的“孝之终也”。

“裕于后”是向下,为子孙后代积累福德,就是《千字文》中讲的“川流不息,渊澄取映”。自己这一辈人,要在祖先建立的德业之上立身行道,让自己的德行象奔腾不息的江河水一般,一代代地川流下去。前人植下的道德之树,会成为佑蔽后人的福荫,能做到“光于前,裕于后”,人的一生才没有虚度。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

世人留给子孙的都是物质财富,是满箱的金银财宝,我留给子孙的只有这一部《三字经》。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其中的道理却非常人所能理解,更是难以做到。

汉朝的着名学者疏广,字仲翁,是西汉兰陵人,对《春秋》有独到的研究。汉宣帝征他为博士,授以太子太傅的官职,他的侄子疏受也被聘为太子少傅。二人都是辅导太子的老师,地位相当高。五年后的一天,疏广对疏受说:“我们的官做得够大了,名声也不小,再不急流勇退,就该树大招风了”。于是二人就向汉宣帝奏请告老还乡。宣帝与太子厚赠给他们一笔钱财,让二人荣归故里。

疏广回乡后,将这些钱财都分送给了亲朋故友。有人劝他给子孙留一些,他摇摇头说:“我的子孙如果有才德,钱财只能损伤他们的志气;如果愚昧昏庸,钱财只会掩盖他们的过失”。人们都很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人的福德属于心性,是可以遗传的;物质属性的钱财是不能遗传的,故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我们反复强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留财给子孙的人,心里面先就存了子孙一定不成才的念头,否则你为什么要留财?种了这样的因,将来就要结子孙不成才的果。所以古人才说“积财给子孙是留祸,积德给子孙才是留福。

有智慧的父母无不教导子女“幼儿学,壮而行”,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长大以后行道做德,立身于社会。有出息的子女,一定可以独立开创一份事业,没出息的子女有了钱反而坐吃山空,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会。等他们老了,钱也用光了,自己又没有本领,你让他们怎么办?古人说:“糊涂的爷娘,败家的儿郎”,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所以遗财给子孙,不如遗德给子孙。祖先把自己的经验、嘉猷、忠告遗留给子孙后代,这些才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所以这里才说“我教子,惟一经”,一部《三字经》就够了。《三字经》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史,用极简单的文字将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朝康熙年间的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传给儿子们的则是一楼图书,他说:“吾无美田宅、园池、台榭、金玉玩好之物以传后,所传者惟是尔”。因此将其藏书楼命名为“传是楼”。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这是最后总诫后学者的箴言警语。“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顾炎武),只有勤奋向学才能有所进步。一味的嬉戏懈怠、得过且过,是没有益处的。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成于思,毁于随”,我们都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地勉励自己。

前面说到诸葛亮的《诫子书》,这篇文章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简单谨慎没有废话。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而他仅有两篇不为作文而写作的《出师表》,却成为千古名篇。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他教导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来修身。德才兼备人的品行,是依靠内心的宁静来修养身心,是依靠俭朴来培养品德。不看轻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不是身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求学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增长才智,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追求过度享乐和怠惰散漫就不能振奋精神,轻浮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着光阴流逝,意志随着岁月消磨,最后就像枯枝败叶那样,成了无所作为的人,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到那时,守在自家的狭小天地里悲伤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杨雄在《法言》中说:“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意思是说千条河流学大海滚滚东流,终于汇入大海。丘陵想学高山却呆着不动,永远也成不了山。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时已经无法挽回了。古人说:“勤一分有一分的收获,闲半刻少半刻的光阴”,我们都要戒之哉,应该时时勉励自己,以成其道,千万不要虚度光阴,蹉跎岁月。

《三字经》的六部分内容,到此已经全部向大家介绍完了。这1450个极其通俗易懂的汉字,将完整的中国文化史高度浓缩起来,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相信诸位都已经深有体会。《三字经》古称“小纲鉴”,可以将我们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我们以往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我们可以《三字经》为鉴,检查一下头脑中的哪些知识是没有用的,哪些知识必须补充进来。

人在一生中要读几部真正的“书”。我说的“书”,是指四书五经、《左传》《史记》之类的经典,至少要有一部书垫底,一生的学问才能扎住根。林语堂说过,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不算书,拼鼻子凑脸的小说也不能算作书。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完全被媒体所控制,满脑子都是报纸上看来的消息,自己完全没有中心思想,变成了随风倒的草。孩子们那一点可怜的历史知识,还都是从“秘史”中“戏说”来的。影视文化本就是无根之草,影子本来就是虚的,这种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孩子,哪里会有根呢?对比之下,就更显得《三字经》之可贵,因为它是谈教育的专着。

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教导后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最后达到转凡成圣的人生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教育已经与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当然,人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当今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争贪的社会,教育制度自然就变成这样一个训练竞争意识和谋生技能的培训体系,人人志在挣钱,而非志在圣贤。大势所趋,人人如此,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尽人力听天命了。

我们能做的只有以私塾的形式为孩子们补上传统教育这一课。自古以来,官府关心的都是治权之类的大事和群体意识,真正关心学生个体的只有父母和老师。所以父母一定要觉悟,要为子女补上这人生第一课,千万不要让你的后代毁于你的无知。

《三字经》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与韩国,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三字经》被译成俄文流传到俄国,此后陆续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一九九零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发行。可见这部书早已不属于中国人专有,它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

作为《三字经》故乡的同胞,我们今天不但不会背诵《三字经》,有些人甚至一辈子连《三字经》都没读过一遍。你为此将给你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呢?

乙酉年清明讲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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