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明儒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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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定王顺渠先生道

  王道字纯甫,号顺渠,山东之武城人。正德辛未进士,选庶吉士。山东盗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应天教授,召为吏部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大学士方献夫荐其学行淳正,可任宫僚,擢春坊左谕德,引疾辞归。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寻陞南户部右侍郎,改礼部,掌国子监事,又改吏部而卒。赠礼部尚书,谥文定。

  先生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锢於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执情为性,不足以服诸子。孟子指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即性也。舍情何从见性?情与性不可离,犹理气之合一也。情者,一气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善,无残忍刻薄之夹带,是性也。故《易》曰:“利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从性之善而来,但情之善可迁,而性之善不可迁。不知情之迁,迁於外物耳,当其无物之时而发之,何尝不仍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乎?其不迁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说者以为性,无乃复锢於成说乎?先生初学於阳明,阳明以心学语之,故先生从事心体,远有端绪。其后因众说之淆乱,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谓致知之说,局於方寸;学问思辨之功,一切弃却。夫阳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学问思辨以致之,其万死一问思辨也。先生既知心体之大,而以事心者为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谓良知是情之动,於本然之体,已落第二义。夫阳明之所谓良知,不曰未发之中乎?以念头起处,辨其善恶者,此在门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阳明,不受也。先生又从学甘泉,其学亦非师门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文录

  或问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理气之别何居?”曰:“奚别之有哉?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方其混沦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极。迨夫酝酿既久,升降始分,动而发用者谓之阳,静而收敛者谓之阴,流行往来而不已,即谓之道。因道之脉胳分明而不紊也,则谓之理。数者名虽不同,本一气而已矣。”

  “理气不杂不离之说非欤?”曰:“非也。黑白相入曰杂,彼己相判曰离,二也。气之脉胳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为物不二也。杂与离,不可得而言矣。”(《天道说》)

  “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气为之形。”“孰性之?”曰:“气为之性。”曰:“气为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即气也,而以为有二乎哉?天地之气,一阴一阳而已。阴阳之形而上者,谓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阴阳之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人物分之以范其形。道不离於器,而性即具於形,本一气而已矣,岂外此更有所谓理,而与气为偶者耶?”“然则人物之别,何如?”曰:“阴阳也者,运而造化者也。运则不齐,不齐则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生皆善,而有知愚贤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气,絪縕停滀,流行推荡,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岁之灾祥,上而日月之薄蚀,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运之不齐也。况人於天地间,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气,而其资生资始之时,或适感天地偏阴偏阳,与夫阴阳之乖戾者。则其既生之后,通者有时而或塞,正者有时而或偏,偏有轻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贤不肖之等分矣。”(《性说》)

  自南宋崇尚道学之后,其学未尝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尝不传於下也,而卒不见成命世之才。由今观之,想望庆历、嘉佑之盛,韩、范、富、欧之风,邈乎不可觌矣。况等而上之乎?(《道学》)

  性善之善,不与恶对,与恶对者,情之善也。孟子执情以为性,故虽竭力道性善,终不足以服诸子之口。子由辟之是矣,但欠源头一句分明耳。盖情之善,原从性之善而来,但情之善可迁,而性之善不可迁,情之善有对,而性之善无对。今概以为无是无非,是以恶为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晓。(《性善之说》)

  为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实亦根也。(《孝弟为仁之本》)

  朱子论性,千言万语,只是一意,大抵谓人与物所禀之理一般,但人之气清能推,而物之气浊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难之,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其气之清明,视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虽不能全,而亦不至尽废。四物虽灵,曷尝见有彷佛於人者哉?就此处观之,可见人与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辟告子以牛犬之性,与人不同,正与此处看得明白耳。(《性学》)

  圣人所示学问思辨之功,皆从发明此心,以恢复其广大高明之本体,所谓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穷尽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准则,孟子所谓权度,心为甚者此也。心体苟明,则权度精切,而天下之长短轻重,应之而有余矣,岂待求之於外哉?(《为学》)

  所谓物者,指外物而言,即《乐记》“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所谓格者,以扞御为义,主温公之说。(《格物》)

  “孟子后,千载无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读之戚然。姑就汉一代言之,董、贾兼文学政事之科,萧、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远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优。至於孔明,则兼四科而有之矣。黄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辈也。管幼安龙德而隐居於辽东,一年成邑。陈太丘、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闵之次也。其诸表表,难以悉数。三国人才尤盛,至晋及唐,代不乏人。今一举而空之曰“无真儒”,呜呼!悠悠千载,向谁晤语。

  宋自庆历以前,英贤汇出,当时治体,风俗人才,皆淳庞浑厚。於时程、朱未生也,亦曷尝如长夜,直待程、朱出而后明哉?

  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谓理也,义也。”是义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体用之谓也。今曰在物为义,处物为理,则是用由内出,而体全在外具矣。不知体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谓之义外之见也亦宜。(以上《批林国辅讲余答问》)

  天理平铺於人情物理之间,舜之所以为圣,不过明於庶物,察於人伦而已。所贵乎学问之功,正要在日用应酬人物处,观其会通。动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无凝滞,然后为得,少有扞格龃龉,即是学力未至,便当反己研求,务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无毫发之不尽,而后委外之通塞於所遇焉。(《答魏庄渠》)

  阳明先生致知之说,大略与孟子察识扩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实不同。孟子见得道理平实广大,如论爱牛,便到制民常产,论好色好勇好货,便到古公、公刘、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实,所以气象宽裕,意味深长。阳明先生所见,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执此以尽。盖为学工夫大,《易》所谓“学问辨”,《中庸》所谓“学问思辨”,《论语》所谓“博文约礼”,“好古敏求”,“学《诗》学《礼》”,一切弃却,而曰“为学之道,端求之心而已”,是几於执一而废百矣。

  若论道之本体,天大无外,心大亦无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浑然一理,何所分别?吾心体会尽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复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知性知天,却只在尽心焉得之,则心体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虑之动,局而言之,不几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尽心,不尽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圣人之学,吾未之信也”。(以上《答朱守中》)

  次阳明咏良知

  若把良知当仲尼,太清却被片云迷。良知止是情之动,未动前头尚属疑。

  独知还是有知时,莫认独知即正知。寻到无知无物处,本来面目却为谁?

  本来面目却为谁?绝四宣尼定自知。学子欲寻绝四处,不先格物更何为?

  孟子良知即四端,乃情之发动处,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为已发而未远於中者也。阳明指此以为圣人之本体,落第二义矣。

  格,扞格之义,御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即孔子所谓克己,孟子所谓寡欲,周子所谓无欲也。格物以致知,犹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则垢尽而明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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