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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4卷 卷五十四 水心学案（上）
水心学案上 （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补定）
水心学案表
叶适 陈耆卿 吴子良 舒岳祥 戴表元（别见《深宁学案》。）
（郑氏门人。） 林处恭
（徐氏再传。） 刘庄孙
（安定四传。） 车若水（别见《南湖学案》。）
王象祖
王汶
丁希亮
方来
周南
孙之宏 （从孙）嵘叟
林居安
赵汝铎
王植
滕宬
孟猷
孟导
邵持正
陈昂
（祖尧英。）
赵汝
夏庭简
王大受
邓传之
（附师曾丰。）
宋驹
王度
厉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赵汝谈（别见《沧州诸儒学案》。）
叶绍翁
毛当时
张垓
周端朝（别见《岳麓诸儒学案》。）
陈埴（别为《木钟学案》。）
陈韡
戴许
蔡仍
吴子良（见下《篔门人》。）
陈亮（别为《龙川学案》。）
刘愚 余嵘
项安世
陈景思（并见《晦翁学案》。）
尤
王绰
（并水心学侣）薛蒙
戴许（见上《水心门人》。）
蔡仍（见上《水心门人》。）
王汶（见上《水心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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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心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闲，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述《水心学案》。（梓材案：是卷原本并入《永嘉学案》，自谢山别为《水心学案》。）
◆郑氏门人（季节再传。）
忠定叶水心先生适
叶适，字正则，永嘉人。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授平江节度推官。召为太学正。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入为尚书左选郎官。赞赵忠定定内禅，迁国子司业。力求补外。赵公贬，先生亦降两官，奉祠。起为湖南转运判官，知泉州。召入权兵部侍郎，丁忧。服除，权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罢，夺职。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梓材案：以上系梨洲原本，以下则谢山所补也，今合为一传。）
开禧用兵之说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当淳熙时，屡以大仇未复为言，至是谓韩侂胄曰：「是未可易言也。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仗，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闲，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当是时，我不渝约，挑彼先动，因其际会，河南可复。既复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况谋因力运，虽大战亦无难。此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者也。」侂胄意方锐，不听。先生上劄子曰：「我朝系积弱之後。宣和之际，以关、陕骁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来，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与抗者。其後有大仪、顺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颜亮自殒，始得以敌国并立，则绍兴、隆兴之际，疑若可尽用其力，以报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为强，作东南幸安之气，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熟虑，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却而不收，备成而後动，守定而後战。或谓敌已衰弱，有天变，有外患，怵轻勇试进之计，用麤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後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隆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愿陛下先定其论。论定而後修实政，行实德，变弱为强，诚无艰者。所谓『备成而後动，守定而後战，以修实政』者：：臣伏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两淮、襄、汉，而敌人冲突无常，势不暇及。既议和，则收兵撤戍，有定约，又不敢谋，故淮、汉千余里，常荡然不自保。今虽分兵就边，稍图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来。是时淮、汉守备不全，仓猝不过移治，而专倚大军迎敌，胜负不可知。要必扼江後止，如此则往者未足以系西此之望，而来者已足以摇东南之心，万一摇动，将何赖焉！故臣欲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做家计，牢实自守，敌虽拥众而至，阻于坚城，披此策应，首尾相接，藩墙御扞，堂奥不动，然後进取之计可言，此所谓实政之一也。四处御前大兵，国家倚以为命，岁费缗钱数千
万，米斛数百万，东南事力尽矣！譬如亭子，所赖四楹，一楹有阙，累及三陲，无独全者。其闲统副将校，人马器甲，营伍队陈，进战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晓夕用心，事事理会，若其人未当，则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审之重之。此兵几三十万，未望一可当十，十可当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汉能守，此兵能战，数年之内，制敌有余，此实政之二也。图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极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责也，积安之久，素所不习，耳闻目见，茫然生疏。然天子亦非无知意才力愿得自效者。若淮、汉千里，果能固守，四处大军，果能精练，四方之才，使之观事揆策，自能习熟，易脆腐而为坚强，劲敌在前，行者思奋，此实政之三也。至于号令赏罚，黜虚崇实，条目甚烦，然总是三者，则其余可次第举矣。所谓『行实德』者：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敌，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钱，所在充满，绍圣、元符闲，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宁旧人，矜伐其美。然陈瓘讥切，曾布以为转天下之积，耗之西边，邦本自此拨矣。于是蔡京变茶盐法，括商贾所得千百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之後，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邑始立，燕、云乍复，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东南之赋，遂至八千万缗。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然则英主身济非常之业，岂以财之多少为拘。近者诏书期于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两浙盐丁，既尽免矣，而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疑将复取，臣以为必不至是。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理固当然，然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蠹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轮、青苗、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和买、折帛之类，民闲至用一半以上轮纳贪吏，展转科折，民穷极矣！以此自保，尚无善後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伏乞诏国用司详议：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定所出，和气融浃，小民自活，实政与实德交修，所以能累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改弱以就强，孰大于是﹖」盖先生之意，在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时以为迂缓，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诏，先生力辞。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汉闲，俱大败，或不战溃。先生叹曰：「所谓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两淮。先生上状枢府，言「濠、盱、楚、庐、安、丰和扬七郡之民，冻饿疾疫而死，被敌驱掠而去，或散为盗贼者不论，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万家，皇皇无所归宿，无以处之，则地为弃地，而国谁与守！设今岁边报复急，此三十万家者，且尽丧其生。春秋、战国之时，画国而守，大为城邑，小为壁垒，百里之国，皆有边面，南、北、六朝，人在战地者，各有堡坞，得自为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区，无有扞蔽者。一旦胡尘猝起，星飞云散，莫能自保，生聚荡然。故某昨于营度规恢之初，谓未须便动，且当于边淮先募弓弩手，耕极边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汉，东尽楚、泗，列屋而居，使边面牢实，敌人不得踰越。今事已无及！长、淮之险，与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杰，借其声势，縻以小职，济其急难。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将凭城郭，诸使总号令，敌虽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设伏以诱其进，纵兵以扰其归。此谋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敌」。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讨论防江事宜，诸将各呈故事，曰葺治战舰，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钉设暗桩，曰开掘沟堑，皆数里而屯，计步而守。先生深忧之曰：「恐皆不足赖也。夫此数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摇，敌兵一至，皆弃之走，谁与力拒！」已而复传金人南下，淮民渡江亿万，所在震动。一日，有两骑伪效金装，跃马江岸，皆相传曰：「敌至矣！」渡舟斫缆离岸，橹楫失措，争济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书至官，皆手颤不能出语。先生叹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径渡，真非难事，而逆亮之不得济而殒者，幸也。」乃用门下士滕宬计，捐重赏，募勇士，别渡江北，劫其营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闲，凡十数往返，俘馘踵至，士气稍奋，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师之在江中者，终无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终苦无所驻足。先生相度形势，谓「石跋足以蔽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乃修其故坞，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敌若窥江，则堡坞足制其後，舟师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风而走，虽登岸击逐，亦有接应。若攻堡坞，则舟师之在江中者，以强弩前救之。若舍堡坞而攻和、滁等城，则堡坞分出其前後以袭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层耳。」由此而北，豪杰团结山水为寨者四十有七。此时官司之力，无缘周遍，事稍有绪，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败。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营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为备陈南人唯长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证之，强而後可。宣司犹深忧以为生事，先生笑曰：「敌实不能战也﹖所以胜我，由于此闲之自为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时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为不必，但请力修堡坞以自固，乃徐为进取之渐。而韩侂胄死，朝事又一变。许及之、雷孝友本韩党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会侂胄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弃疾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庙堂，竟莫能明其本末，盖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门家居，绝不自辩也，尝叹息曰：「女真崛起暴强，据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复为，天祚盛极将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盖其先见如此。（修。云濠案：谢山《学案劄记》：「先生着有《习学记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制科进卷》九卷，《外禀》六卷，《荀杨问答》。」）
祖望谨案：许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当时无以为然者。自方始据之以诋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论学有所异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说以毁之。《宋史》亦不复白其诬。予续修《学案》，始别为立传，而特详具其事迹以明之。
总述讲学大旨（因苑育序《正蒙》，遂述此篇。）道始于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有包牺、神农、黄帝在尧之前，而《书》不载，称「若稽古帝尧」而已。
「命义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
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濬玑玉衡，以齐七政」。
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叹治有兴废也。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说怪诬，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说，今不取。
次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陶始。
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始终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汤自言：「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呜呼！尧、舜。禹、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谨案：学统似不应遗傅说。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鸟至于高，鱼趋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举轻以明重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难知而难求也，故自「允恭克让」，以至「主善协一」，皆尽己而无所察于物也，皆有伦而非无声臭也。今颠倒文义，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盖自是始，不可谓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着《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
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後，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 ，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车从者之盛，故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
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着《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着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後，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後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後，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後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後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
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扞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邪﹖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强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坏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絪縕」，「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以上谢山补。）
水心习学记言
舜言精一而不详，伊尹言一德详矣。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将有时而隐。孔子不必待其人与治也。道者，自古以为微眇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万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然予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之，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之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测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称「天之未丧斯文」为己之责，独颜渊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余无见焉。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予以为不能，予岂与曾子辩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
案：《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後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皇极言淫朋比德，则民有罪焉。下无好德，而上之福则不锡焉。王义王路，以我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盖待于民者已狭，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犹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则夏、商之季，俗坏民薄，而尧、舜、禹、汤之道已不可复反乎﹖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无乃异是与﹖盖亦有不得已者与﹖然则成、康之後，遂为杂霸，不复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见矣。九畴于古无见也，禹称九功，或者几近之。
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後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止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岂得以孟子貉道之言为断邪！
《曲礼》中三百余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余篇如此要切言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入。岂惟初入，固当终身守而不畔。盖一言行，则有一事之益，如监像，不得相离也。古人治仪，因仪以知事。曾子所谓笾豆之事，今《仪礼》所遗与《周官》戴氏杂记者是也。然孔子教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为所贵者「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是则度数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矣。故予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数折旋既已无复可考，则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几可存。若他无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则厚者以株守为固，而薄者以捷出为伪矣。
案：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後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闲极有当论者。《尧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为自明其德。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条目，略皆依仿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为《大学》之要，在诚意正心之先，最合审辨。《乐记》言「知诱于外」、「好恶无节于内」、「物至而人化」，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为非。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邪﹖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案：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耳，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後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不论有物无物。「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无物；「发而皆中节」，非有物。三章真学者趋诣简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继者。今欲以《大学》之语继之，当由致知为始，更不论知以上有物无物，物为是，物为非，格为绝，格为通也。若是则所知灵悟，心意端一，虽未至于趋诣简捷之地，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贯穿通彻，比于诸书之言，先後断绝，彼此不相顾者，功用之相去远矣。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窒滞而不闳，方为学者之患，非予所敢从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谨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则《大学》头脑，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义，「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虑」，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强不息」，《坤》「以厚德载物」，《屯》「以经纶」，《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饮食宴乐」，《讼》「以作事谋始」，《师》「以容民畜众」，《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俭德避难」，《同人》「以类族辨物」，《大有》「以遏恶扬善，」《谦》「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随》「以向晦入宴」息，《虫》「以振民育德」，《临》「以教思无穷，容保民疆」，《贲》「以明庶政，敢折狱」，《大畜》「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以慎言语，节饮食」，《大过》「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坎》「以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恒》「以立不易方」，《遯》「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大庄》「以非礼勿履」，《晋》「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泣众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以同而异」，《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过宥罪」，《损》「以惩忿窒慾」，《益》「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夬》「以施禄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劳民劝相」，《革》「以治历明时」，《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惧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渐》「以居贤德善俗」，《归妹》「以永终知敝」，《丰》「以折狱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巽》「以申命行事」，《兑》「以朋友讲习」，《节》「以制度数议德行」，《中孚》「以议狱缓死」，《小过》「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既济》「以思患豫防」，《未济》「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孔子与弟子分别君子小人甚详，而正条目于《易》乃着明之，又当于其闲，择其尤简直切近者。
祖望谨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条，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说。夫力则当用，而端无事于他求也，求诸此，足矣！
祖望谨案：水心又曰：「颜、曾而下，讫于思、孟，所名义理，千端万绪，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于《论语》无所见，然《彖》、《象》辞意劲厉，截然着明，正与孔氏者，妄也。
《大传》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尧、舜至文、武，君臣相与造治成德，虽不为疏以致败，亦无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论杂霸战国之事可也，去帝王远矣。
祖望谨案：此论最是。
《易》以《彖》释卦，皆即其画之刚柔逆顺往来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无所谓思为、寂然不动、不疾不行之说。予尝患浮屠氏之学至中国，而中国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学能与中国相乱，而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今传之言《易》如此，何以责夫异端！
「天一地二」一节，此言阴阳奇耦可也，以为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传之所无，而学者以异说佐之。
孔子《彖辞》，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後学，後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
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诗》、《书》何尝有此义﹖从之则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比》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崇高富贵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汉矣。
祖望谨案：车玉峰谓水心此言太过，予谓水心以富贵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义。
既谓包牺始作八卦，神农、尧、舜续而成之，又谓《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未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时，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浅鄙。
《书》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非孔氏加损，其闲《书序》，旧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书》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叙三德，乃视世厚薄，而称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权强陵上之俗已成，纣虽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尝用也，秦、汉乃卒用之。
皇极虽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党偏已扇，虚伪已张，廉耻已丧，欲救于末流甚难。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节日坏，是时帝王之道，非降为刑名法卫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过于汤矣。武庚弗从而灭。周公无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谓犬牙相制为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贵家旧族，终顽不率，周公方为之营洛，迁以自近而化诲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盖与禹、益同意。不随世变而迁，惟圣贤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丧而後即阼，古人之达礼也。成王当弥留之际，被冕凭几，以其子托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报诰之，何忽以位为重，而为是衰末之举与﹖呜呼！纣、武庚之时，变故烦矣。管、蔡流言，成王疑虑，道将丧矣。周、召恐惧，师保协心，卒能复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自力，大延群臣，还以周、召训己者而训之，是可为难矣。是故召、毕变礼，传命于康，仪物粲然，四方风动，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陈矣。然而人材日陋，世变日下，皆依势倚法之类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为畏，非畏其顽，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纪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观《毕命》而成、康之道备矣。
《诗》三百，皆史官先所釆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删。
诗不当以正、变分，要以归于正。
《七月》之诗，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自後世言之，不过日用之麤事，非人纪之大伦也，而周公直以为王业，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洪范》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此诗乃《无逸》之义疏，协居之条目也。後世弃而不讲，其讲之者，亦自笑其迂浅而无用，乃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可不惧哉！
祖望谨案：末句似已甚，然要异乎同甫矣。
厉王後，天下不复有号令。宣王咏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宫室之事，其一时作起，观听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泽厚，本根有托，敬保元子，绸缪室居，则未可谓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传而坏，读《诗》者徒乐其辞，而不察其事，则治道失之远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远，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祸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迁，而後世相传，转为自安之卫，殆于诬德矣。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揜前闻，一归孔氏，後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当孔子时，鲁、卫旧家，往往变坏，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而纷更之也。後世赖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盖失之。故曰《诗》、《书》不因孔氏而後删。
《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自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所着，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
祖望谨案：此永嘉以经制言学之大旨。
《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是则民伪者，天之属也，民情者，地之属也。伪者，动作文为辞让度数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节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而儒者因谓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易传》又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後世皆以魂知为阳，体魄为阴。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则魂知者固阴德也，体魄固阳德也。伪不可见，而能匿情，故为阴。情可见，而能灭伪，故为阳。礼乐兼防，而中和兼得，则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笃论也。若後世之师者，教人抑情以徇伪，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谨案：此节说得有病。
《檀弓》肤率于义礼，而謇缩于文辞。
孔子时，圣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统，故所述皆四代之旧。至孟子时，所欲行于当世，，与孔子已稍异。不惟孟子，虽孔子复出，亦不得同矣。然则治後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所能干也。
以曾子问礼及《杂记》诸礼与《仪礼》考之，益知其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者，盖曾子之所厌而不讲也。虽然，笾豆，数也，数所以出义也。古称孔子与其徒未尝不习礼，虽逆旅苃舍不忘，是时礼文犹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将弃之矣。贯而为一，孔子之所守也。执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惧也。
大小行人、司仪，所以亲待诸侯邦国之礼，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孔子谓管仲身不由礼，则礼不能行于天下，故谓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详，因亦并废管仲。
诸侯之国，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齐、晋、鲁、卫、陈、蔡、宋、郑，皆自五百里以下，谓必百里者，妄说也。
祖望谨案：水心欲主张《周礼》以非孟子。
观《经解》所言，当时读书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难以责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则《经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学缘此堕处不少。
礼非玉帛所云，而终不可以难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终不可以舍钟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献、酬酢不必谓之礼，而以言而履之为礼，以缀兆、羽龠、钟鼓不必谓之乐，而以行而乐之为乐，是则离玉帛，舍钟鼓，而寄之以礼乐之虚名，天下无复礼乐矣。
《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闲，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若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书》又称「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谓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盖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当然者。若人而有恒，则可以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当然也，而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而非率也。《书》又称「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也。然可以言绥，而不可以言修。盖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绥之，无加损焉尔。修则有所损益，而道非其真，则教者强民以从己矣。
祖望谨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极称之，而不满于此三句。慎独为入德之方。
《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而《中庸》显示开明，尤为精的。盖于未发之际，能见其未发，则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将发之际，能使其发而皆中节，则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则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颜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继之。
师之过，商之不及，皆知者、贤者也。其有过、不及者，质之偏，学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则安取﹖道之不明与不行，岂愚、不肖致之哉！今将号于天下曰：「知者过，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贤者过，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则欲道之行与明，必处知愚贤不肖之闲邪﹖任道者﹖贤知之责也。安其质而流于偏，故道废，尽其性而归于中，故道兴，愚不肖何为哉！
祖望谨案：此说是。
饮食知味，自为一章，犹足以教世。若系之此下，是以贤知愚不肖同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着，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
「素贫贱，行乎贫贱」，可也。「素富贵，行乎富贵」，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尽其义也。
「知致而意诚」者，不期诚而诚也。「意诚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谨案：此说亦未尽。盖开截分段固非，而此说则太直。
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不明。学者又章分句晰，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可惜也。
纪侯见灭，《公羊》以为百世可以复雠，妄也。就如其言，哀公虽纪侯所谮，而周所诛，是并雠周也，《春秋》又从而贤之乎！
管仲仗信秉礼，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诸生又别为阴谋之书，申、商、韩非之术并兴。
琴张、宗鲁事，知孔子所为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颜、闵、二冉为所同。外此虽曾子知道，亦未能尽其义，子路之流不论也。
祖望谨案：未必尽然。琴张事正从性分来。
齐桓、管仲但为情欲不制，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功，喜怒用师，无不殄厥愠、不陨厥问之德，至于贪土地、自封殖、行诈谋、逞威虐如晋文者，盖皆无之，宜孔子以为「正而不谲」，「如其仁」也。
驩兜等虽奸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污尧躬，居大位，而不能去，盖传习之误。
「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遂围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国无一日不在兵，其兵无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穷于战■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盖自是以後，世道当别论，前志不复可接续也。
「喜怒以类者鲜」，庶几哉！不迁怒之学矣。
分谤，後世所称以为美，然以伪为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圣人之道也。临深履薄，贤者之事也。
穆姜所称四德，古人说《易》有此论，其义狭，不足以当《乾》，孔子推明其义，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传》，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战国所为仁义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抶筑者，不受德，与却克分谤，意同义异。盖自君言之，则当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则当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禄不在不朽之数，然古亦未有无功德而世其禄者，学者要当德义为无挟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归，不从崔、庆歃，从容去就之际，然要为有走作处，而亦不足以则折乱臣贼子之奸心。
蘧伯玉「不闻君出，敢闻其入」二语，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自此而坏，後世则不然。
子产相郑，若止是施政子民，亦非难事。大要国体不立，如既坏之室，扶东补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旧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张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难，故有思始成终如农有畔之论。
郑作丘赋，当由人多于地。若无故重敛，亦子产所不为也。然君子以变古为难，须更有商量，子产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郑铸刑书，子产于扶补倾坏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变古处，先王之政，遂不可复。治道固不能不与时迁移，然亦有清静宁民，可以坐消四国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为是纷纷，此老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废其初也。
以晏子答齐侯问疾及梁丘据和、同二义考之，古人听言者，要是自己切近处，易有所觉，故进言者苟有动悟，则于政事反之不难。後世人主，本身去义理甚远，人臣止能就事开说，至其身过，则不复敢向迩，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陈，犹是援证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淡无执捉处，景公便深省解，然则非独晏子能言之功也。盖春秋以前，据君位利势者，与战国、秦、汉以後不同，君臣之闲，差不甚远，无隆尊绝卑之异，其身之喜怒哀乐，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则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验殊少，反被迂拙之诮，曾不如就事开说者，犹能得其一二也。呜呼！君德不同若此，欲尽为臣之义，岂易言哉。
成鱄说《文王》诗与马、郑何远！所谓经生陋儒，非独秦火後有之也。
吴「始用子胥之谋」。孟子谓「服上刑」者，此之类也。
夫差虚内事外，轻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灭越以求霸。使越可灭，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亩而料民，战国之风气已开。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诵，得非新进骤起，以旦夕成功，旧人前辈所不与邪﹖故太子晋以与幽、厉同称，学者所当知。
《齐语》载管仲相齐，细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
「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晋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惧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则晋《乘》、楚《檮杌》，当时战国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从谏，其谏者，不加怒也。
祖望谨案：泄冶则以此死，亦未必尽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举卫武公语，当是时，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聪明寄之佛、老，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庄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则荣。」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荣，仁之报也，而不能必高与荣。必高，是不可下也；必荣，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诱人使为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谨案：孟子特以诱人为仁，然水心论却极正。
《国语》非左氏所为。
志学至「从心所为」限节者，非所以为进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学而不思之类也；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思而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途。
体孔子之言仁，要须有用力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其操术也。「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又术之降杀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无不在仁，庶可矣。
「见其过而内自讼」，足以入德矣。人能见其善而内自誉耳。
「不迁怒，不贰过」，以是为颜子之所独能，而凡孔氏之门，皆轻愠频复之流与﹖是孔子诬天下以无人也。盖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学，而一世之人，常区区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内而不获，如搰泥而扬其波也。呜呼！必若是则惟颜子耳。
天下之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无所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学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则道终以不明。
徙义犹迁怒也，义则必徙以就之，怒则不迁以就之，其机一也。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学，则以其学为道之病。
言勇至「不惧」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无惧矣。然必兼仁与知，故「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虽伊、吕不能易。不然，则以独勇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云富贵之说，《诗》、《书》所未有，盖是时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谨案：《书》则无之，《诗》则已有之矣。
百圣之归，非心之同者不能会。众言之长，非知之至者不能识。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识之，又着于《大畜》之《象》。
礼教至周而大备。道盛仁熟之士，周已揖让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据，外不失人，内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礼之废，而欲其复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礼则以其质成，无礼则以其质坏。人非下愚，未有无可成之质，使皆一于礼，则病尽而材全。
「克复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孔子未尝以全体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颜渊曷为能受之﹖能问其目故也。全体因目而後明。
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说齐、梁之君，几得政于齐。问答十数章，大抵逆来顺往，无问其所从，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谓：「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闲，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夫指心术之公私于一二语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迷复得路，涣然昭苏，宜若不待尧、舜、禹、汤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当是时，去孔子虽止百余年，然齐、韩、赵、魏皆已改物，鲁、卫旧俗沦坏不反，天下尽变，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顾，但言「以齐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发，岂遂破长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艰」，伊尹「一德」，周公「无逸」，圣贤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机括，後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反手之治亦复艰兴，可为永叹。
尧、舜，君道也，孔子难言之。其推以与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为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风俗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帅。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告子谓「性犹杞柳，义犹桮棬」，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尚不为恶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虽论者或以为有善有不善，或以为无善无不善，或直以为恶，而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予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仅善字所能宏通。通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
许行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虽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间乎﹖孟子力陈尧、舜、禹、稷所以经营天下，至谓其「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词气峻截，不可婴拂。使见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语，又当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疑皆执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饿死于首阳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与乡人处」，则无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无乱亡之择，则曷为不度其君﹖案《书》，伊尹去亳适夏，武王观政之比，而传者以为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为「与乡人处不忍去」，则诬辱已甚。夫孟子之称伊尹不几于所谓狂，伯夷不几于所谓狷，而柳下惠疑若乡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记「孔子从老」事，礼家儒者所传也。司马迁记孔子见老，叹其犹龙；关尹强之着书，与《庄子》合。是为黄、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使果为周藏史，尝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着者，岂无绪言一二辨晰于其闲﹖而故为岩居川游、素隐特出之语，何邪﹖然则，教孔子者，必非着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妄人讹而合之耳。自伏羲以来，渐有文字，《三坟》、《五典》今不传，大抵多言变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尧、舜、禹、以至周、孔，损削弗称。（云濠案：《习学记言》此下有「管子尚权谋，子华子言仁义，其人老子并时，或相先後，亦皆与道德之意相首尾」数语，应补入。）老子之学，固昔人之常，至其能尽去谬悠不经之谈，而精于事物之情伪，执其机要以御时变，则他人之书固莫能及。盖老子虽为虚无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验，远不过有无之变，近不过好恶之情，而其术备矣。其徒列御寇、庄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极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宁、程、马，于其指归，终不能识，上则渎天，下则欺人。
凡人心实而腹虚，骨弱而志强，其有欲于物者势也，能使反之，则其无欲于物者亦势也。圣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顺道节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为抑遏泯绝之，使不至于乱。
予固谓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验，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则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详于《易》，即其运行交接之着明者，自画而推，逆顺取之，其察至于能见天地之心，而其麤亦能通吉凶之变，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为窥测，而其说辄累变不同。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阴阳，阴阳成四时，杀此生彼，岂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则是不以乾统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夫飘风骤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发达，起于二气之争，至于过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为「振民育德」，「赦过宥罪」，而区区血气之■，何敢拟于其闲﹖盖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伦如此。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圣贤，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则又忘之，曰「天道其犹张弓」，则是天常以机示物，而未尝法道之虚一无为也。然则从古圣贤者畏天敬天，而从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劳谦君子有终」，而「万民服」，盖以功与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为而已。
盖老子之微言才十数章，其有见于道者，以盈为冲，以有为无，以柔为刚，以弱为强而已。然谓尧、舜、三代之圣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尽废之，而以其说行天下。呜呼！使其为藏史之老，则执异学以乱王道，罪不胜诛矣。使其非，而处士山人乘王道衰阙之际，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无所考，学者放而绝之可也，柰何俛首以听，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则学而不尽其统，与不学同。
子华子：「太初实生三气：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异哉！盖古之言道、，《三坟》、《八索》旧闻记，往往皆然，故问者有「风轮谁转，三三六六，谁究谁使」之语，明其为常所传习也。案浮屠在异域，而风水诸轮相与执持，上至有顶，其说尤怪。《洪范》九畴，箕子言天所锡，一为五行，即是书所谓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离」，未尝如是书所谓「独斡中气，生生万物，新新不穷」者。经籍乖异，无所统一，转相诞惑，而不能正。後世学者，幸《六经》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可以日用而无疑矣，柰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皆由于《大传》、《文言》诸杂说之乱《易》，是以学者纷纷至此。
祖望谨案：陈振孙深以水心之笃信子华子为诮，水心亦自尝云：「子华子书甚古，而文与今人近，则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条。亦言其驳而终不以为伪，则蔽也。
《家语》载季氏用田赋详于《左氏》，因叹唐人自天宝一时仓猝，不知以田养兵，而以税养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国策》：「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势，至是始成。古今固无人臣自贤以贬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无自毁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乱者。夏禹有训，君臣克艰而已。谈客妄论，能使人心术下移。
范台举觞，鲁君择言四事。自伯禽以来，惟僖公称贤，犹未能及此言也。鲁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贤如此而不能兴其国，岂流传之误邪﹖抑偪侧于暴强之闲，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当然，进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论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义理之余；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先物而流，造势为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机，皆背心离性而行者也，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後已。自汉及今，学者复求于人心之所止，则有道矣。然其质者不能论世观变，则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顺德轧行，则挠而从之矣，故有以《战国策》为奇书者。
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亦不起自孔子也。禹、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祢而忘祖哉！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阙不敢论，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陶，而羲、黄、后、牧之伦不与焉。史迁未造圣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着之，然既数千年，所言不可信，审矣。
项籍「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学兵法。上世教法尽废，而亡命草野之人出为雄强。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後，不监于後，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卓然谓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晓然见後世可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
《天官书》，星文，占验家所存，方术所眩，晏子、子产之所不道。
《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汉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缗之令，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夺之以自利﹖何名为抑﹖
周人崇尚报应，史迁所称唐、虞之际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陈氏篡盗，亦曰舜所致，则是不复论天德也。孔、孟之论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则虽势位消歇，而道德自存，迁所未知。
王莽时通知锺律者，所言声数、度量、权衡，无不傅合于《易》。又传伶伦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马迁言「六律为万事根本」，汉人之论因之。《书》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数同为一物，未尝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赞《易》，无以八卦合度、量、权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见，司马迁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刘歆又推《春秋》与《易》参合为一书。案尧、舜时《易》道未备，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历法盖不起于律，《易》亦不兼历数。以今逆古，皆无用之虚词。
人主以有德王，无德亡。至驺衍妄造五德胜克，孔、孟之徒未尝言也。
「阴阳之精，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後世天文术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经星之传，远自尧、舜，其时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验家固无其文也。《左氏》载祸福，其後始争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古圣贤所不道。
刘向为《五行传》，归于劘切当世。然《洪范》之说，由此隳裂。
箕子陈《洪范》，曰天所以锡禹，今寻《典》、《谟》，不载被锡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独明其所传于後，以是为三代之秘文，此後世学者之虚论也。禹以六府、三事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则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福极之分也。九功九畴，名异而实同也。禹言略，箕言详，天之所锡，非有甚异不可知，盖劝武王修禹旧法，乃学者以为秘传，迷妄臆测相与串习。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阳、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牵引已事往证，分剔附着，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可为痛哭。
汉武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仲舒前以灾异禁之，後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旋至之立效，则尧、舜、禹、汤之所为兢惕畏慎者终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羡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将豢而深之，岂能治哉！
以乐论治可也，求治而以乐为先，钟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败乎﹖而仲舒亦以乐为先，躬行之实废矣。又终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讳也。
汉武动民于干戈，习俗于奸诈，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内。
居君子位，为庶人行，诚後世通患。然师友议论以此自责则可，以此教人主、责士大夫则不可。盖人主当化小人以有耻，不当疑君子以无耻也。疑君子以无耻，则人才扫地，不可振矣。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凡正言之理无不具，而隐显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为经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为文也。若夫穷虑殚词，以无为有，自处于妄而後反之正，此违于经而谬于文，《上林》、《大人》诸赋是也。
汉世以术数操纵为吏，赵广汉尤为民所称。强家巨姓，盗夺纵横，自古皆有，必待有以胜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职，则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陈，皆无用矣。若後世吏术不明，妄以廉明自许，但欲其下重足敛迹而善恶颠倒者，又广汉之徒所不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独向，察众人之所共疑。」可谓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学饰吏事，心诚好之，而本质克治不尽。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过不专在人主也。
郑玄虽曰「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然不过能折衷众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见圣贤藩墙！
锺离意《疏》：「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鹿鸣》之诗必言燕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气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难。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内，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虽春秋时尚然。及苏、张资揣摩之学，韩、彭起飘扬之思，张骞、陈汤凿空外国，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开西域，其後愈降，分内者枯竭不继，如济水之绝，分外者诞漫不，如幻人之奏，俱无用矣。
乐恢诮杜安「干人主以窥踰」，孟子所谓龙断、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汉，未有达此理者。西汉末，节士始渐知之。王良之友所谓「屑屑不惮烦」，所以成东汉之俗。
仲长统二诗，放弃规检，以适己情，自是风雅坏，而建安、黄初之体出。
崔实《政论》绝无义，其大意不过病季世宽弛，欲以威刑肃之，不知乱亡之证不在此。
黄叔度为後世颜子。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汉人不知学，而叔度以质为道，遂使老、庄之说与孔、颜并行。
以善形恶，自是义理中偏侧之累，故孟子谓「以善养人，然後能服天下」。东汉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胜天下之不肖，宜其累发而累挫也。
吴佑、延笃，进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愿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处，则寡怨而远罪矣。如佑与笃，未尝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乱世，率是道也。
党锢之祸，实由太学，盖是时诸生三万余矣。唐、虞、三代之为学，其君皆圣贤，以身所行，与士相长，取材任官，又与相治。後世不然，如贾、董之流，尚不知人主当自化，而徒欲立学以化人，如明帝始终以学为重，然褊察无宏裕之益，其意谓不迁怒、不贰过，惟用之诸生而已，此知劝学而不知明义之过也。况翟酺、左雄，止要盖千百闲好屋，使四方游士自来自去，于人主好尚，国家教养，了无干涉，师门徒者踵陋习，希辟召者养虚声，贤否相蒙，名实相冒，激成大难，皆太学为之。至鸿都，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不逞趋利者争从之，士心益蠹，而汉亡矣。群聚天下学者，使之极盛，而人主庸騃，视为赘疣身外之物，其势固必至此。故予以为，群萃州处，非管仲语。若人主不自为学，徒设学以教之，欣厌不同，忿心欻起，小则为然明之毁，大则为东汉之禁。
彭城王据《玺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古人垂诰乃至于此。」「常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则德明矣。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则心夷矣。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则行全矣。」此作诏者，非能解释义理，而言与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谓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末世所谓度内者，皆愚儒；所谓度外者，皆群不逞。安得度内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从杨阜、高堂隆之谏节减宫室，而欲传苏林、秦静之业课试学者，缓其实而急其华，汉武帝误之也。
亨国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广狭。孙权残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马德操谓：「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自末世，揣时变者负算略，语世事者极纵横，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废焉。德操所谓俊杰，幸有亮在，然犹未免于纵横。法正之流，勿数可也。
诸葛亮、庞统以诈取刘璋，所谓识时务者欤﹖如此俊杰，比之古人，更当吉蠲以荐明德。
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当更有事。
「司马徽釆桑树上坐，庞统树下共语，自画至夜」。微行懿筐之闲，乃有王霸之略，足以乐而忘忧，贫贱诚不能为士累也。
「晋永宁元年，自正月至闰月，五星互经天」。当是时，天下之乱固大。然《左传》叔兴既占齐、鲁、宋事无不验，又言「君失问，吉凶由人」。盖先王旧学，天不胜人，叔兴尚有闻也。然自此占验终胜，而人道不立，故予以为五星互经天，虽变异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复，犹不当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职，君之所得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为，必以归于君，此古今通义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复戒舜而终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尽欲以其职委禹，禹戒以亦自听览，无专畀臣下，安于纵逸也。然陶以为，「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堕」，则是君终不当自为也。靖郭君劝齐宣王：「五官之政，日听数览。」既而厌之，靖郭君由是得专齐权。夫六卿各自以职倡九牧，相犹无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与人，君相之职兼失矣。始皇程书决事，盖不足论。汉高、惠事尽出萧、曹、文、景虽稍自亲，然陈平犹谓「有主者」，则是时公卿各自分职，丞相至欲斩邓通、错，尚循古义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项文士，中我相应以分外朝之势。及赵禹、张汤更进，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职涣然离异，君所欲为，不复以命相，相一切听其君所为矣。其後尚书权益重，领录出宰相上。魏初，别置秘书，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中书。刘放、孙资、倾动中外，侍中给事黄门，通掌门下，最为禁密。则尚书更是外朝，而中书门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内尚书，由外达尚，转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内决，人主之职，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损，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职任甚简，故学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长，职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谧能道自分界中言语，非耀文华者所能至。
销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学者尤其弛备。然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销兵节次也。则销兵未必非，视其君思治进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战者岂少邪！
李暠言：「经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此语当记。然所谓勤者，非渔猎搜取、课劳计获而後能也。
晋有正始微言，胜会韵士，至于江左，虽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学者未宜略也。
伊尹谓「肇修人纪」，後世虽不足议此，然周之诸侯，大者秦、楚，小者鲁、卫，传世数十。盖其为国，尚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维持制服之具与之并行，所以久而犹存，不止富贵自身也。李斯首破坏此事，君臣俱得富贵，然亦相随而亡。西汉虽皆李斯余本，但时作一二，有所凭藉，故享国麤久，此後无有知者。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恐未必能及。其余君臣上下，自富贵娱乐，一身之外，更无他说，以致国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约叙祓除事，约固非知经。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
「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薰蒸」，「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桂怀蠹，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文士中颜延之颇存义理。
西南夷、诃罗、阿罗单、婆达、师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与佛书之行于中国者不异。然则今释氏诸书，是其国俗之常文，中国人不晓，相崇尚以为经耳。微言妙义与夫鬼神之贯通，诚无闲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浅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谓「未闻变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後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闲，视玄愈下矣。
张融《自序》言：「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言诚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尽人职，必以圣人为师，师圣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见己之所当得者。若随世见闻，转相师习，枝缠叶绕，不能自脱，锢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诸子以儒家、道家、释氏「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自南北分裂，学者以周、孔与佛并行，其言乘异，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学已出于汉，则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区种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复何在。然则如韩愈知识，乃是数百年而一有，豪杰之士，何其难也！
中国之学，自不当变于夷。既变而从之，而又以其道贬之，颠倒流转，不复自知。
祖望谨案：此盖指当时之染于禅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谓「真师正在于此」。古者师无误，师即心也，心即师也。非师无心，非心无师。以《左氏》考之，周衰设学而教者，师已有误，故其义理渐差。及至後世，积众师之误，以成一家之学，学者惟师之信而心不复求。遵明此语，殆千载所未发。虽然，师误犹可改，心误不可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礼陆法和，盖畏冥祸。予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成，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闲，而亡果能存，败果能成，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後可。盖人力之所能为，决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数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极原本，追配《雅》、《颂》，只是驰骋于末流，无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乐毅、萧何、诸葛亮、王猛、苏绰。亮地势不足自立，猛无坚凝之功，而绰由晋以後，南北判离，弃华从戎，至是自北而南，变夷为夏，使孔子复出，微管之叹不付余人矣。六条平实无华，自董仲舒，萧望之、刘向、崔寔、王符、仲长统之流，皆论治道，而无一言之几。然则，如绰者亦未易也。
乐逊陈时宜五条，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虽大要不过强兵，亦其国是所定，立论常向上一着，故逊辈能言之。
侯气之术，「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气即应，或中下旬气始应，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夫气之必应，灰之必飞，阴阳之情，天地之理当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尽齐者，人道之厚薄，时政之宽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贵于和阴阳，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议，而不知身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规讽，而未极理事之精，彼技术者，焉能测之﹖叩之愈急，其说愈谬。
天地阴阳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窥测。
昔之言月者，谓「其形圆，其质清，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後人相承，遂谓「月无光，因日有光」。月果无光，安能与日并明﹖万物无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则光夺，为日所临，则奄而不明。数术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异。
自战国、秦、汉已言天子气。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气。有气而无德，将为不祥，以祸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宝志、陶弘景，号达者，陆法和已下矣，然皆验。予谓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迹象数之末，竟堕术士之口，若圣人御世，彼恶得而谶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齐。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汉以後，稍号平时者，法无不宽，其君之薄德者，无不苛。则叔向所云「不为刑辟」，固非高远不切之论也。世道之衰，虽缘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样子，不敢转，如子产者是也。
「河出《图》，洛出《书》」，孔子之前已有此论，而其後遂有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学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虽焚纤，而妄称祥瑞，又甚于谶。
立言非专为文，言之支流派别散而为文，则言已亡，言亡而大义息矣。欧阳公乃通以後世文字为言，而以立言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为言矣。
祖望谨案：此说与温公语异而同。
为国不患无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灭，材虽多，不能救。
《儒林》称「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华，或穷枝叶，」此甚不然。英华即枝叶也。使其是，则溯枝叶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则无章句。近世虽无章句之陋，其所以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无异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虽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义言之，只谓之反，今乃美其名曰「义兵」！唐人义之可也，後世亦从而义之，可乎﹖范氏谓「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独创业不正，无以示後。夫济世拨乱，必不志于利。今朝为匹夫，暮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禅，不受九锡，范氏谓其「虽不能如三代，而优于魏、晋」，此亦後世大议论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视其德，天下虽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谓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群盗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炀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夺而不惭，是又在魏、晋下。
尧、舜、三代之统既绝，不得不推汉、唐，然其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汤、武不忍桀、纣之乱，起而灭之、犹以不免用兵有惭德，谓之功则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复旧物，犹是一理。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与为百姓之主刑赏足矣。若便说向汤、武，大义一差，无所准程，万世之大患也。
长孙无忌、褚遂良转导无法，方武氏从感业寺再入，不能引礼廷诤以绝其萌，至于夺嫡，然後言其托体先帝，将何及也！
李德裕论韦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说，其言「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从令者死」，令之严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又却不以为证据。若不顺民心，遽从而杀之，可乎﹖制置职业，虽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议，然须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议，岂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许，後人亦以其自许者许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义以率下，若姿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许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奸昏者一日而有余。世之贤者，不自量而欲以岁月售功，其君与一时之人亦皆以岁月责之，所以有谤而无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诚知此，惟不求用为庶几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门族相高」。案孟子称故国世臣，人材之用，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亡所从出，故叔向以栾、却降在皁隶，忧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虑国，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饰进取为门户计，如汉韦、平之流，此叔孙豹所谓「世禄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为李德裕秖校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已。
孔子系《易》，辞不及数，惟《大传》称「大衍之数」，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五行之物，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传》以《易》之分揲象之，盖《易》亦有起法也。《大传》本以《易》象历，而一行反以为历本于《易》。夫论《易》及数，非孔氏本旨，而谓历由《易》起！揠道以从数，执数以害道，最当先论。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说以要省胜去离。汉初尝用之，虽化中国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虽亡不悔，盖本说然也。梁武不晓，用之，当身而失；唐宪、懿又出其下，直谓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诃陵国治太子，与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败，而後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哀哉！
议论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术始。
孔子讲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明。荀子言学数有终，义则须臾不可离，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又隆礼而贬《诗》、《书》，此最为入道之害。扬雄言「学，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与专门者校浅深耳。古人固无以教人为下者，雄习见後世陋儒专门，莫知所以学，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近世又偏堕太甚，谓独自内出，不由外入，往往以为一念之功，圣贤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诸子，苟操无类之说，其是非不足计，乃列攻群辩，至于子思、孟轲，并遭诋斥，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与仲尼并称。安有与仲尼齐圣，独为荀卿所私，而他书无见者﹖非妄则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
谓「无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谓闇」，案穆王命太仆、左右侍御、仆从「无以便嬖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强本而节用，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天不能祸」。夫古人备是三者矣，其不贫、不病、不祸则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圣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灭天也。
「全其天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古圣人曰「则天」，曰「顺帝之则」，未尝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荀卿谓天子如天帝，如大神，盖与秦皇自称曰「朕」意同。
「礼者，养也，刍豢五味以养口」等语，则礼者，欲而已矣。
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盖辩士索隐之流多论心，而孟、荀为甚。
孔子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学即《六经》也，至于内外不得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专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辞而辩胜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辩士之锋，怒目裂眦，极口切齿，先王大道，至此散薄，无复淳完。或者反谓其才高力强，易于有行。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贤圣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断港绝潢，争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农已分，法久而坏，齐民云布，孰可徵发！以畏动之意，求愿从之名，虽至百万，无不用寡。且井田丘乘，所以人人为兵者，天子不过千里，诸侯不过百里，其势无独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为兵，不复任养兵之责，则圣人固所不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养兵至于百万，独任其责而不能供，则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县者，兵须地着，给田力耕；（是一说。）千里之内，番上宿卫，已有诸御前兵，不可轻改，因其地分募，乐耕者以渐归本；（是一说。）边关扞御，尽须耕作，人自为战，（是一说。）三说参用，由募还农，大费既省，守可以固，战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谈而忘实用矣。
竭天下以养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横敛，有加不已。
立节而不辨义，下者为利，高者为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诏「以近代皈依释、老，有异皇王之术，习俗因循，并宜停罢」。此开成四年也。唐世礼文，不为知礼者所许，然如此等事犹能厘正，不若後世定着不刊，以为臣子恭顺报效之节无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荡尽，奈何犹用授田时法税之﹖後世谓杨炎两税变古，全不究始末。
桑弘羊与刘晏无异。所可怒者，晏以用兵故兴利，不得已耳。史家无识，妄立论。
孔父、仇牧死，晏婴不死，以恕扬雄则非矣。
以位当卦，以卦当日，出于汉人。若夫节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祸福死生至《玄》而益详，盖农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趋舍者。扬雄为孔氏之学，将经纬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书，司马迁不能辨，而刘向父子与雄尤笃信之。
汉人皆由赋入，扬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谓「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司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转关捩处，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谨案：董仲舒、刘向亦不由赋入。
雄所谓「遐言」，为《太玄》发也。以言为学，孔子没後事。
「君子避碍则通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碍而我通之，未尝自碍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为申、韩之先驱，鞅、斯之初觉。
秦、汉书，孔、孟之论未行，学士以管子之书为教，视《六经》无有也。贾谊短世，错杀死，是书不极其用。
留令罪死之论，处士无故创奇语，後人遂倚为口实。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顺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开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谆悉，终于无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设，所以为民，非为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杀之者乎﹖数术家闇于先王之大义，私其国以自与，以为命令，特为我发，而操制之术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无所不用。孔子赞《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诰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是数术家以令为令，而孔子以不令为令也。数术家以言而不违为兴国，而孔子以言而不违为亡国也。不以《易》、《论语》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为主，而申、商之祸无时可息也。
「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药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雠，法者毋赦民之父母」。当时论不可赦如此，岂如司马迁所记陶朱公子之类，或者君臣之闲售私以长恶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而鲁肆大眚，无贬词，此有国旧典也。处士发语偏陂，遂与帝王之道离绝。刘备谓「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闲，言治道未尝及赦」！汉以後为此等见识不为无助。
「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君门远于万里」。然矣！古之圣贤，所以昭明大德，荡涤疑阻，《周官》一书，通达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数术家猜虑积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无非蔽欺，钩钜设而告密用，群情惴惴，所以来谗贼而长作伪。
所以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杂乱重复，叙事颇与《左氏》不异。而《国语》又削除其杂，复以就简。知此书之出在《左氏》後，《国语》成在此书後。
「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案孟子称「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论之已详。然则执心既甚，形质块然，视听废而不行。盖辩士之言心也，其为心之害大矣。《洪范》「思曰睿，睿作圣」，各守身之一职，与视听同谓之圣者，以其经纬乎道德仁义之理，流通于事物变化之用，畅沦浃，卷舒不穷而已。恶有守独失类，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刑事，管子之语不如《左氏》所言，予尝谓《左氏》中管仲语，已降古人数十等，盖不复见「葛伯仇饷」，「朕哉自亳」，「有罪无罪，惟我在」之风矣。然侯伯救灾讨罪，所引文王之诗正合礼体，亦未可遽引汤、武责之。今辨士之词，又降《左氏》数十等，使人君任法为道，要始于管子，其说以为佚乐驰聘宫中之欢，无所禁圉，利身便形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尧及黄帝皆然，浅鄙无稽，遂成战国亡秦之祸。
为管氏书者，变诈百出不穷，其盛在于盐铁，其用着于宝龟，畜泄废居，豪夺商贾，至于决瓁、洛之水，沐路旁之树，倾鲁、梁之绨，搜荆楚之鹿，戏词误论，今不举者众矣，独盐铁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案其书，计食盐之人，月为钱三十，中岁之彀，粜不十钱，而月食谷四石，是粜谷市盐，其费略不甚远，虽今之贵盐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是时衰微苛敛，始有禁榷，晏子忧之，而齐卒以此亡。然则岂管仲所行，而齐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责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者，无甚于《轻重》诸篇。
《左氏》无孙武。同时伍员、宰嚭一一诠次，乃独不及武邪﹖详味《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
穰苴、孙武，皆辩士妄相标指，无事实。穰苴斩宠臣，孙武戮爱姬，所谓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陈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无道，匹夫贱人以意言兵，行陈部伍，无复常经，其流及上，而为国者顾听命焉，岂小故邪﹖
「兵，诡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今「诡道」二字于兵外立义，遂为千古不刊之说。古人之言兵者尽废矣。禹、汤、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诡道也。孙子不学，所知者，诡而已。
孙子尽用兵之害，而于守与不战持之最坚，学者未之详。
祖望谨案：此可以见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扬雄不喜孙、吴，而曰「不有《司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马也。
吴起较孙子却近。
祖望谨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谓吴不如孙。」
《司马法》多不成语。「夏赏而不罚，殷罚而不赏」，尤不成语。
司马迁谓「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即此法邪﹖抑别有指也﹖穰苴事，予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迁之所云闳廓深远才如此，悲夫！」
《六韬》阴谲狭陋。
《龙韬》以後四十三篇，似为《孙子》义疏。其书言避殿，乃战国後事，固当後于《孙子》。其《励军）所言，又本于吴起。然庄周亦称九徵，则真以为太公所言，岂足据哉！
《周官》：「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所贵于礼者，谓能有所别异，而军礼独言同。《三略》所云「将礼」，不可谓不得古人之意。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不知当时所言礼指何事。後世不言礼，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终朝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荐贾以为「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吊死哀丧，同士卒甘苦，则又以为恩而不复言礼矣。夫礼者，将之本；威者，将之末；恩者，威之余也。
祖望谨案：以恩为威之余，尚未圆，然大意甚佳。
《尉缭子》「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而孙子「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视尉缭此论，何其狭也。
李靖谓陈法必黄帝所制，太公缮之，管仲复修之，诸葛亮八陈即握奇法，此皆山林隐约夸望相承。《周官》司马蒐、苗、猕、狩，其陈即战陈，当时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广，晋之毁车，虽临时，或乱常制，终不能变大法，乃後世以为奇术。《握奇》遂为秘文。前人未尝学《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学者已学《周官》，乃相与别画陈法无休时，可叹矣！
自战国以来，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诸葛亮非驱市人之比，所以其国不劳，其兵不困，虽败而可战。夫教者，岂八陈、六花之谓﹖特其色别耳。抚循安集，上下相应，使皆晓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犹在其家室也。然则孙子之术，李靖与太宗所讲，正亮所弃也。《庄》、《列》诸书，向前多少聪明豪杰之士，向渠虀瓮里淹杀，可怜！可怜！
文中子说经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虽不背驰，而模榻形似，无卓特见识，此为大病。至于房、魏礼乐，或信或疑，要是浅者，未足论也。
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文辞者所能知也。《诗》既亡，後世存其礼可也。韩愈便谓古人未肯多让，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谨案：谢山所补，以下有四条，移入《庐陵学案》一条，移入《百源学案》三条。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礼害之也。
（梓材谨案：以下有五条，移入《泰山学案》一条，，移入《伊川学案》一条，移入《范吕诸儒》一条，移入《华阳学案》一条，移入《吕范诸儒》一条。）
古者赋禄制田，其权在上，贫贱富贵无大踰越，而为之宗以维之，故长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亲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贫贱富贵各极其欲，荣悴异门，交相为病，于是贤者谢宗以自远，不肖者挟长以行私，盖■阋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贵而贤者也，富而义者也，非是二者，而拥虚器以临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贵而贤，富而义，则上礼异之，命为其宗，爵不必亲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贫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为宗主，无犯义，无干刑，相趋于实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谨案：以下一条移入《蜀学略》。）
使知义理者常为主司，学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於一时，虽因今之时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虽累变其法，而学者之趋向亦终不能一。
王曾中第，以为「平生之志，不在温饱」。欧阳修执政，以为「惟不求而得，与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寻于官职矣，而东莱吕氏嫌予此论太高，自天下治体大变，虽君子无策以振起之。贤愚同轨，邪正并辙，苟免其身，而复以其弊遗後人，则虽不思得，不患失，而卒与庸众同归于温饱者无异。呜呼！此有志者之所当深思也。（以上谢山补。）
祖望谨案：论果太高，然有益于学者。
（梓材谨案：以下七条，移入《庐陵学案》四条，移入《百源学案》一条，移入《明道学案》一条，移入《东莱学案》一条。）
宗羲案：黄溍言「叶正则推郑景望、周恭叔以达于程氏，若与吕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盖直目水心为文士。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暇梯级，谓「洙泗所讲，前世帝王之典籍赖以存，开物成务之伦纪赖以着」；「《易》、《彖》、《象》，夫子亲笔也，《十翼》则讹矣」；「《诗》、《书》，义理所聚也，《中庸》、《大学》则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参也鲁」，「以孟子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则于本统离矣」。其意欲废後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矣。
百家谨案：《习学记言》存於今者，《序目》而已。内说经共十四卷：《易》四卷，《书》一卷，《诗》一卷，《周礼》、《仪礼》合一卷，《礼记》一卷，《春秋》一卷，《左氏传》二卷，《国语》一卷，《孟子》一卷，若《记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见矣！是书前有山阴孙之宏序，叶氏门人。（梓材案：此条录自朱氏《经义考》，盖系《学案》原本，而竹垞录之者。竹垞尝寓吾郡二老阁，与郑南溪称後二老，故得见《学案》原■。又案：是书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监》四卷，合为五十卷，名《习学记言序目》，非别有全书也。）
（云濠谨案：陈直斋《书录解题》谓《习学记言》五十卷：「大抵务为新奇，无所蹈袭，其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谢山所录，又何尝不纯明正大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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