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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百九十七 元佑二年（丁卯，1087）
起哲宗元佑二年三月辛巳尽其月
三月辛巳，太师文彦博奏乞致仕，右仆射吕公着以旱乞退，皆答诏不允。
范纯仁言：「臣窃见近日久无雨泽，圣心焦劳，深究军民利病，特罢厢兵远役劳费之苦，足以感动天心，消弥灾旱。尚有禁军常日教阅弓弩，斗力太重，比之祖宗旧法，驱率甚严。虽朝廷曾降指挥宽减，缘为将官人员各有赏罚，是致将官等惟顾己身利害，不暇体恤众人。其有招拣新到及老旧之人，或疾病初技，或筋力稍亏，必不能尽应格法，便遭鞭朴驱逼，不免告假百日，求为小分，不惟枉有退减兵卒，久远亦人情之所难堪。伏望特作圣意宣谕殿前三帅，今後诸营教阅，并依祖宗故事，弓弩石斗，各量人力等第阅习，不须科罚人员，及乞指挥枢密院，所有将官得替赏罚，亦皆寝罢，但令监司察其不职，自然不至废惰。如此则众情感悦，必能召致和气。臣职在枢密院，亦合奏请施行，又缘事系众情，不若特降圣旨处分。数日前，有兵士惧见教阅，商量自缢者，乞密问燕达等必知，如称不知，即乞宣问枢密院。」（此事从违当考。罢厢军远役劳苦之费，当是二十七日指挥，今附见。）
是月，宥州牒送陷蕃人三百一十八口。诏鄜延经略司，候到其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城寨，并特行给赐；其余不系可还城寨地土，各委官画定界至，开立壕堠。（政目有此二大事也，而实录不载，当考。元佑元年十月末并四年六月戊申，可考。）
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或移入三年春。）「臣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和殿进劄面奏，葭芦、吴堡二寨限隔大河，深在贼境，创建以来，困弊河东，而实无益於国家，不如弃之，为休养百姓长久之计。蒙宣谕欲令施行，至今累月，未闻别有处分。窃以二寨废兴，系一路生灵休戚，朝廷不应置而不思，必料已有计议。臣访闻二寨公使钱每年各二千余贯，河里诸州郡皆不及。逐寨官属利於所得之厚，惟恐其废，多是张皇形势，缘饰事宜，以惑上下之听。凡有被差官员到寨，献遗丰腆，人人过其所望，故帅府、监司之门，常有与为地者。臣恐虽有指挥下本路相度废置，朝廷终不得闻利害之实。伏望陛下深赐体察，特以圣意诏庙堂早决大议，无贪外虚内，贻後日无穷之悔，天下幸甚。」贴黄称：「臣风闻尝有朝旨问废置利害於本路经略司，不肯真具害实以闻，而推之边臣，边臣曰：『大帅犹不自言，我辈且何敢当？』臣窃以去大害，复大利，非朝廷决议终不可成。若上下交相顾避，不肯身任其事，则国家何赖？百姓何望？此臣之所深忧也。惟陛下省察。」
又称：「今二寨兵马减省之余，犹不下三千，腹心列郡犹不得足，又自籴於寨中。本地无所出，今来米价每斗二百已上【一】，既劳远民以输税，又倾贵价以籴粮，而养重兵於无用之地，坐以自困，岂持久之计哉？此事不难见也。」
又称：「臣窃以天下之兵，冬衣合是八月五日散，臣闻河东路诸军，冬衣直到冬节方得，及小分明堂赏赐，有至今不支处。此事岂得稳便？何若不贪新地，不添戍兵，凡百循守旧强界，兵用旧兵数，使百事自优足，岂不善哉？」
岩叟又言：「臣昨论葭芦、吴堡一事，自创置以来，晋、绦二州支移税赋，往回一千四百余里，百姓不堪其弊。非惟百姓受弊，而国家亦无所益，乞行废弃，以绝长久之患，至今未蒙施行。但见河东转运司相度，乞令合支移州军人户税赋粮草，将户一半於本州折纳见钱，余一半令就逐寨送纳本色，又云如愿并赴逐寨送纳本色者听。以臣观之，是有宽减之名，无宽减之实。盖一半折纳见钱，州县估价，必於实直上各有所增，又添入加耗数目，纽起地里脚钱，纳钱之际，复有公私一番费用，此外方始齎持一半本色，依旧往回一千四百余里送纳，比之尽数支移，乃是重成烦扰。本路转运司虽知远输为害，缘二寨侧近无人耕种，须藉支移。二寨若存，则远输终不可罢，远输不罢，则民力终不可胜。臣访闻远输之民，每般辇粮草至黄河，或遇风雪艰阻，有经旬日不能渡河者。暴露岸次，进退无路，惟相与号泣。平时如此，不知一有警急，增益转输，百姓之苦又将何如！臣欲乞下本路转运司相度，废罢二寨，只於河里旧寨为守御之备，外以息边患，内以宽民力。」
贴黄称：「臣访闻葭芦对岸克胡，吴堡对岸近上定胡，又有畿内第五将副驻劄应援两寨。万一贼马奔冲，其克胡、定胡援兵势不能急速济河，坐费刍粮，无益於事。又畿内将兵不任劳役，大河内沿边巡捕兵士，日有作过者。今春初，河上杀人并刼强贼凡七次，尽是畿内兵士。边民不安，皆谓实无西贼钞掠之虞，但有东军惊扰之患。伏乞亦下本路措置，如移葭芦、吴堡下二寨兵马过河，除合留屯守克胡、定胡外，乞并畿内将兵尽行减省，庶可以节边用、安边民。伏望特留宸念，早赐指挥。」
岩叟又尝面奏曰：「陛下欲养民力，丰国用，须是边上弃置却如此等无用城寨，自守旧界，则民力日日宽舒，国用日日饶足。民力、国用既有余矣，自是制服远人之道。若民力困，国用又空，则远人便生轻侮之心，此不可不於事前思虑也。大臣各持异见，及顾避无由议得，今日复一日，养患益深，极为不便。此事须是陛下断以一言，大臣即自然议定。今且乞陛下先了此二寨。况此等疆，纵使取得数城，终不可保。缘在他界内，自家供应费力，是他不消忙来争，且教国家自困，甚为得计。潜窥自家力疲，即便乘之。国家先见，不若早自为计。里面减浮费，节用度，皆是毫末，都未济事，惟是边上耗蠹最大，减得两三处，即万倍有余矣。陛下试下有司会计，看此二寨一年所费十万，仍未能计会得民间所费也。昨来小人欺罔朝廷，自邀功赏，修下此寨，於国家全不济事，只是添得患害，坐困百姓。今日陛下救百姓之患，尽除此等事，百姓方得久远安乐。若是他日郡县连有天灾，外面夷狄攻夺此城，自家如何支吾，其势终有一不可保。至时弃之，却是迟矣。吕大防好边上修城立寨，熙宁中，已曾与韩绦共修罗兀城，费却无限性命，随手为西人所夺，狼狈而弃之，又致庆州兵叛，几至关中之危。西则熙、河、兰、会、延州西寨，南则诚州、沅州【二】，皆是贪虚名，受实弊，尽合弃绝，以安中国。陛下观国家未开拓边地已前，边患如何，人心如何，兵威如何，财赋如何，既拓之後，四者复如何，事迹相辽，甚易见也。此等去处，不知国家将何用？使其地足以自赡犹可，况不足自赡，尽烦中国之助。兼河东民穷於他路，国家自得麟、府、丰三州而民益贫，今又益以两寨，尤非三州之比，日久月长，恐心腹之民久而生怨，不为国家之福。」（此据岩叟朝论增入。）
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伏念臣草莱贱士，蒙陛下擢置劝讲之列，夙夜毕精竭虑，思所以补报万一。昨去年六月中，常有奏陈言辅导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臣愚窃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虽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亲道德之士，岂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虑，不能自已。况臣所言非出己意，乃先王之法、祖宗之旧，不应无一事合圣心者。臣窃疑文字烦多，陛下不能详览，或虽蒙览而未察愚意，臣不能一一再言，止取事最切者，复为陛下陈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简，圣体康和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不惟省察人主进业，於陛下圣德未为无补，兼讲官辅导之间，事意不少有当奏禀，便得上闻。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只日若更亲临讲读，亦恐劳烦圣躬。欲乞只就垂帘日听政罢，圣体不倦时，召当日讲官至帘前【三】，问当主上进业次第【四】，讲说所至，如何开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辅养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对儒臣，自古以为美事【五】，陛下试从臣言，後当知其不谬。此一时之事，且非定制，如其无益，罢之何晚？自来经筵赐坐啜茶，盖人主崇儒重道之体。太皇太后省察主上进业，虽或使之讲说，亦无此礼。臣所以再言此一事，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无由上达，若得时至帘前，可以陈说，所系甚大。陛下必谓主上幼冲，间日讲读足矣，更无他事。此甚不然。盖从来不曾有为陛下极陈辅养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尔。愿陛下圣明，不以臣之微贱而忽其言，察臣区区之心，岂有他哉，惟欲有补於人主耳。臣披肝沥胆，言尽於此，伏望圣慈采纳，天下幸甚！」
又上疏曰：
臣近言迩英渐热，乞移就宽凉处，贴黄称如别无稳便处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窃闻给事中顾临有言，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本谓迩英渐热，恐於圣体非宜，今闻修展迩英，苟得宽凉，则臣之愿遂矣。如临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为陛下辨之。若临之言至於移惑太皇太后圣意，臣官非谏诤，不辨尚可也，今以临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在辅导，安得不辨？
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莫大於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在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人君功德高下，一系於此。臣非敢以谀言悦陛下，窃闻陛下博览前史，请陛下历观简册，前世母后临朝，有不坏纪纲者乎？有以至公为心，孜孜求治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简册所无之盛德，则天下亦望陛下为简册所无之功业，不止如前代维持岁月，俟人主长大而已，盖望陛下致海内於治安，诒孙谋於久大。诒谋、致治之道，当思圣德日跻，善治日新。进德在於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於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以惑乱人主之听。
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高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乃凌替之势也。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众，则人君虽有高世之见，岂能独任哉？
臣不知进道德之言，足以益圣德者有几，而损陛下之远图，移陛下之善意者则有矣，如顾临之言是也。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为说尔。夫殿上讲说，义理之至当，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於明肃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而临以为非宜。临谓讲官不可坐殿上，则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迩英讲读，只自仁宗时，亦从便尔，非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则不应置崇政说书之职。虽以殿名设职，不必须在本殿说书，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讲说之处置说书官也。臣每进讲，未尝不规劝主上以祖宗美事为法，如临之意，则是禁止主上不得复为优礼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设职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独不得为。若主上信以为然，所损岂不甚大？殿上说书，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无有重於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辅养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耀史册，不祗此一事而已。临之见与臣之心，何其异也！且讲经与饮宴孰重？真宗、仁宗时皆宴讲读官於崇政殿。从来侍宴皆在殿上，而讲经独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义也。临之意必曰彼一时事尔，日常则不可。夫於义苟当，日常何害？义或不可，一时亦不可也。
臣始言之时，执政大臣未以为非也，及临一言，则是而从之。以臣度之，以临为是者或亦有之，若谓四五大臣皆以为是，则必不然。盖非难知之事，不应四五人所见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临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义，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义。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汉明帝於桓荣亲自执业，可谓谦屈矣。周宣帝称天，自比上帝，羣臣斋戒清身数日，方得朝见，可谓自尊矣。然以理观之，汉明帝贤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乱之主，百世所贱也。如临之见，则必以桓荣为不能尊君，以周宣帝之臣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进，不合理之言日闻，虽人主圣明，习熟见闻，亦恐不能无损耳。後世功业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复见於世者，正由浅俗之论易信而得行尔。夫先王之道虽未能尽行，然稽古之心不可无也。犹学者於圣贤之事虽未能尽行，然希慕之心不可无也。此乃进学求益之道。今临之意，则以古先之事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进也。此乃塞进道之门，绝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进德之际，而其所献纳如是，使劝讲官稍思职业，不辨可乎？若陛下以臣言为非，则狂妄之诛，不敢避也；万一以臣言为是，则愿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虽鄙陋之人，见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浅近，亦将勉思义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见，惧其获鄙於圣鉴矣。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於此？臣职当辨明，义不敢默。（吕陶亦奏駮。颐请独与顾临辨，当是临疏付出也。四月十二日，顾临除待制、河北漕，或缘此议不合。四月二十日，苏轼等乞留顾临。）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
臣昨於去年尝具疏论官宂之弊，乞行裁省，澄清入仕之源。继闻朝旨以臣封章下给事、舍人、吏部会议，近闻已上都省，事多仍旧，或略加裁损，以塞诏旨。臣窃恐议者习於耳目之故常，牵於人情之所不欲，而不深究利害之本末，请为陛下重论而详陈之。
夫治天下之要，在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在夫入流不滥。今之入流，可谓宂矣。其别有进士，有资荫，有摄官，有特奏名，有胥史，有纳粟。考其自幼向学，晓知义理，累试有司，考择详悉，无甚幸进者，莫如进士。然三年一取士，进士登第者仅五百人，而年老举人每次推恩者，不减四五百人，至於资荫、胥史之类，计三年之间，又不知授官凡几人。以此较之，特奏名与夫资荫、胥史之类，在籍者常多於进士。贤愚比肩，并趋吏部，故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一万余人，大使臣二千五百余人，小使臣一万三千余人。举天下之员阙，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选用阙京朝及大小使臣官，大率须一年以上；选人须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得阙；次之，远莫如选人居闲待阙，七年之间方成一任。入流之人，可谓宂且滥矣。计入仕之人，其有才可以治事，喜名可以为善，皆莫如进士，然常患於居闲之日多，在官之日少者，以杂流之宂占妨其仕进也。不清其源，欲才者之不滞，不可得也。才者滞於闲地，而使鄙浊昏耄之辈居杂职任，欲天下政事之治，不可得也。故臣前日奏论乞罢纳粟授官，裁任子之数，节特奏名之滥，增摄官之举数，抑胥史之幸进。四者既损，则进士有才之人不久於闲滞矣。
臣窃以谓朝廷以资荫任子者，非谓其才行可尚也，以是恩宠而不绝其世也；以特奏名授官者，非谓其才德可用也，悯其困老而廪禄之也；俾胥史就任者，非谓其循法谨廉也，矜其勤力而岁久也。臣窃思之，设官分职，以待贤能，为人择官，以治政事。故不当推侥幸之恩，以害天下之公义，养不才之人，以妨有才之仕进。然而积习既久，非可遽革，故臣前日论奏乞定任子之恩，使有常数，则资荫不至宂矣；特奏举人以实历举数，俾就试省、殿，每等限定人数，则推恩不至滥矣；增广南摄官之举数，裁三省人吏酬奖之减年【六】，则入流不至太幸矣。四者既加裁损，行之十数年後，则昏耄鄙浊之吏少，而进士可用之才不滞於闲地，待阙之日少，而居职之日多，天下之政事未有不治者也。
臣窃以谓修立法制，为国远计，但当度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耳，不必待人人悦之而後为便也。自近年以来，官宂可谓甚矣。若不思澄损，数年以後，仕进益滥，鄙耄愈多，才者愈困，天下政事将愈不治矣。臣窃意会议之臣非不知官宂之弊，然聚论半年，执笔相顾，不敢少加裁损者，畏世俗之讥议也。夫畏世俗之讥议，而不计朝廷之利害，悯鄙耄之不进，而不思才者之闲滞，非策之善也。臣愿诏执政大臣检会臣前章，详议官宂之弊，深加澄省，实非小补。（均前章附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後，均又请对，面陈官宂之弊不可不革，太皇太后嘉纳。均请行法先贵近，太皇太后曰：「当自我家始也。」（均前奏在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此据均家传增入。三年十一月乙丑，始裁减宰执以下奏补恩。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裁减本家。因均请对不得其时【七】，因附再章下。）
侍御史王岩叟言：「臣伏见翰林学士苏轼上言，乞出内帑钱帛，补常平元数三千万贯、石【八】，尽以买田募役事，欲一变陛下成法，所系甚大。原无朝旨令下三路相度，其详定役法所专辄行下，窃恐三路郡县人情惊扰，妄疑国家别欲更张。陛下方务以安静养天下，今日之事，不宜轻有动摇。伏望圣慈先诏执政大臣深究可否，如执政大臣皆以为可，更乞下近臣集议，近臣又以为可，然後访之四方，未为晚也。臣欲乞速赐指挥详定役法所，追收三路相度文字，及令分析行下因依闻奏。」
岩叟又言：
伏见苏轼建议乞尽发天下所积常平宽剩钱斛三千万贯、石，买田募役，欲卓然立一大事，自陈五利、二弊。臣窃考五利皆难信之辞，二弊皆必然之理，然未足以尽也，臣与士大夫深究其说，又得十弊，为陛下列之。
无知之民苟於得也，初或应募佃地，三五岁间，或以罪停【九】，或以疾废，或老且死，其家无强丁以代役，则当夺其田而别募，乃是中路而陷其一家於沟壑。此一弊也。
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今一两顷之空地，佃户挺身应募，室庐之备，耕稼之资，刍粮之费，百无一有，於何仰给，谁此主当？此二弊也。
近郭之田，人情所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今郡县官吏迫於行法，或倍益官钱，曲为诱劝，或公持事势，直肆抑令。愚民之情，一生於贪利，一出於畏威，不复远思，容肯割卖。洎官钱入门，随手耗散，遂使兄弟启交争之患，父子有相怨之家，旧章既隳，美俗亦坏。此三弊也。
良农治田，不尽地力，故所获有常，所利无尽。今应募之人，知官田终非己业，耕耘种殖定不致力，务劫地力，以苟所收，所收浸薄，其去益轻。此法果行，数年之後，不独变民田为官田，将见坏好土为瘠土。此四弊也。
前日以钱雇役，患在市井之小人，今日以田募役，又止得乡村之浮客，均之不可为郡县。此五弊也。
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不离家，有事则暂时应用，无事则终岁在田。虽或轮次上番，自亦不妨农事，非如其余色役，长在公门，犹闻未足者难招【一○】，已招者时去。引之为比，不切事情。此六弊也。
第三等已上人户，皆能自足，必不肯贪佃官田，愿充永役。今既立法，须第二等以上人户许充弓手，第三等以上许充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以给田募役之名，得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於应募，何故第四等以下即须要第一等、第二等户委保？一有逃亡，便勒保人承佃充役，仍是知其不可，曲为之防。既不能措下户於安业，又不能跻上户於乐生。此七弊也。
民间典卖庄土，多是出於婚姻丧葬之急，往往哀求钱主，先为借钱，後方印契，略遭梗碍，犹必陈辞。今卖之入官，官吏艰阻，事节必多，设法虽严，终难杜绝。或已申官欲卖，令佐未暇亲行相验，或已定价卖到，未有投名人情愿承佃，未敢支钱，抑留多日，百姓欲罢则不能，欲诉则无路。此八弊也。
应募之人，若尽纳贫民，则水旱凶饥，何以禁其流徙？若皆收募上户，则支移、折变，却当并在何人？此九弊也。
朝廷患不理去官、赦降原减之法为太重，方诏有司更定，而又立此条，盖议者自度其难，而专欲以力制事，以法驱人。若缘久远召募不行，官吏并科违制【一一】，又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则凡历三路郡县之吏，无全人矣。此十弊也。
臣虽陈十弊，止百姓有司之事，未及社稷计也，盖有大可惜者三焉。陛下之所恃以为国者，祖宗之成法也。成法之中，天下共以为利而不可改者，莫大於差役之法。陛下复之，而行之方几日，今率然献议而欲变之。此大可惜者一也。有天下者，常以得民心为难也。自陛下与百姓休息，人人之心以父母戴陛下矣。保而勿失，安乐之福足以无穷，何苦而欲扰之？此大可惜者二也。内帑之所藏，常平之所积，积之甚艰，国家宜留以备仓猝，纾百姓之急。今平居无事，而欲倾竭之，不知将何以待非常？此大可惜者三也。
臣诚愚不足以知天下事，徒知天下苍生不容再误，故尽愚忠而无所避。愿陛下守成法，固人心，爱国用，为庙社生灵无穷之计，天下幸甚！乞下臣章与轼之议参考而择之。
贴黄称：「建议者云：『给田募役，真先帝本意。』臣契勘熙宁七年五月，因李承之奉使陕西，於役法内修立奏请施行，次年四月，即降朝旨寝罢。若非先帝意已释然明知其不可，何由有後来指挥？乞下中书省检寻本末文字详究。又建议者云：『弓箭手已有成法，无可疑者。』臣按：元丰元年，河东经略使韩绦奏，以麟、府、丰三州招置到弓箭手逃亡及放免外，其阙额人，自来为地土瘠薄招刺不得。元初招置之时，惟仰借请官中牛具、农器、钱斛以徇目前之利，复值连年不丰，官给口食养育，逃免者二千人，逋欠钱斛一万七千余贯、石，及有不会农作，只在城市卖熟食之人，其空闲地土，又大半砂瘠不堪耕种。此奏具在，乞赐考详。又建议者云：『系官田先问见佃人，若无丁应募，或自不愿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按三路百姓佃官田者甚众，往往父祖相传，修营庐舍，种植园林，已成永业。一朝夺去，遂使何归？臣恐大伤民情，非陛下今日意也。」
三路，元丰八年人户见佃户绝荒田都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顷有零：河北三千八百三十八顷，河东三千一百七十八顷，陕西八千六百七十一顷。（朱光庭奏议第五卷与岩叟此奏并同。）
右司谏王觌言：
伏见苏轼建议免役宽剩钱斛三千余万贯、石，向缘军兴借支几半，乞出内帑金帛复全三千万贯、石，於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买田募役，详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臣窃以为非计也。
夫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民也。自天地既分，君臣既立，民为君役，亦已久矣。短长之命，君所制也；天地之宜，君所相也。故食其租，役其力，而不为虐也。虽使陷水火而不敢辞，冒白刃而不敢怨者，分定故也。今买田募役之议，远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近不用一祖、五宗已成之法，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邻里之破产卖田，则啗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後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亦已陋矣。夫田连阡陌，役属佃户，匹夫用此以雄於一乡，可也；以谓此真可以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则岂不惑哉！
今陕西缘边与羌戎之地犬牙相错也，故朝廷出捐其地，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税。所谓弓箭手者，身先常役也。彼得其地以力耕，而无租税之忧，我得其人以扞寇，而省养兵之费。世以为便，不亦宜乎？以至镇戎、德顺皆在极塞，所募役人，虽有常职，而人肯应募者，亦以田无租税而已。自余惟洮、河数州未有租税之民【一二】，与德顺、镇戎事体均等，既无五等税户可以差役，则势不得已，恐须给田召募。盖常赋既不及之，则役人固其愿也。然亦岂须效富家大姓，出金币以买田而後可为耶？今若创买民田，行其法於内地，而免其常赋，则是县官先有买田之费，又岁岁以其租税而雇役也，与给钱雇人果何异哉？所谓异者，前日雇人，钱出於民，今日雇人，税出於官而已。税既太亏，岂不为经费之害？若不免其常赋，则一二顷之田岁得几何，而既夺其力，又责其税，使终身不得休息，而更为子孙之累，岂不酷哉？夫无知之民，初虽以得田为悦，及其劳於役使，困於饥馑，则以逃亡自免而已，岂常久之计耶？
今差役之法，万户之邑，岁役不过数百人也。择数百人於万户中，非物力优厚者不预也，又有时而更休焉。然论者犹恐其不能胜役，故生以田募役之议也。彼应役之民，得田於官，虽为一时之幸，若论其实，则受田於官与受田於父祖者，有以异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岂不受田於父祖者，则田虽甚多，又有更休，而犹虑其不能胜役；受田於官者，则田虽至少，又无更休，而反可以应役无穷耶？此不待深思而可知者也。
轼之议曰：「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一三】，闻之道路，出自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遽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更相駮难，遂不果行。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见称於万世也。」臣亦以为不然。谓其法出於先帝之圣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谓其法废於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是，而终罢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罢其法之意，又岂非惑耶？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务。然圣人之志，惟圣人为能知之，其知之无难者，事而已。所谓事者，亦随时而损益焉，乃所谓善述也。是故文王作丰邑，非不为长久之计也，至武王则不居而作镐京。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非不为长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则关市有征而泽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岂尽同於文王哉？然後世以武王、周公为达孝者，以其事在於适时之宜，而损益更张，不害其为善继善述也。使买田募役之法，先帝终行之而不宜於今，犹当更改，况先帝察其为非而罢之者耶？
且民不可以屡动。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无弊，暨变而为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旧法，有成书也，行之宜甚易矣，然犹众议纷纭、民情疑惑者，经年而後定也。今又欲无故改作，以骇郡县，以惑三路之民，非安靖之道也。臣欲乞圣慈详酌，指挥下有司，罢以田募役之议，以安民情。（苏轼买田募役议附见元年四月、六月。王岩叟、孙升、王觌议自注云三月十八日。升议云正月以後，而无其日。今因於三月末附王岩叟及觌并上官均议。）殿中侍御史孙升言：
臣尝读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窃以祖宗百有余年，圣贤经纶，成就太平之业，自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治。然则法度典章，万世子孙遵而守之，不可改易。虽圣人之法，行之既久，必有偏弊，要在後世救其偏、补其弊而已。伏惟陛下自临御以来，祗率旧章，允迪前烈，深知免役出钱困民而为害於天下，故自元佑之初，发德音，诏四方复行祖宗百年旧法，罢去出钱免役，尽依熙宁元年以前条贯施行。令下之日，四方民庶莫不鼓舞。然自去年九月中旬以来，复议城郭五等以上出钱，（九月十八日。）今年正月以後，又使乡村三百贯以上减半免役。一年之间，诏令凡三易矣。臣访闻四方之民，自降九月中旬指挥，又见今年正月所颁条贯，皆巙巙不安，以谓朝廷命令变更不定，而祖宗旧法将复改易。刻剥聚歛之徒，假息窃视，幸其有间，复肆毒螫。臣尝罄竭狂瞽，冒闻天听，终未蒙朝廷省察施行。
臣又闻议者建言欲废祖宗差役法，而买田以募役。中外传闻，莫不怪骇，而庙堂之论不能折其狂言，详定役法之官畏避不决，乃行下三路相度。臣窃恐四方闻之，民心益不自安。且买田募役，在熙宁盖尝行之，曾未数月而罢。今日建议之人，以谓闻之道路，出於先帝之意。臣窃以先帝励精政事，必有见於朝廷，岂当闻於道路？夫买田募役，虽甚愚知其不可行，不待臣言然後见也。臣且以建议者自言其利有五而其害有二，利之大者不过散免役宽剩钱三千万以买田，使民知先帝非有意於重歛，盖将为今日之用耳。臣以谓天下之民，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先帝有仁民爱物之意，而聚歛之臣，行法之过，岂待为区区之迹以自明哉？岂必因议者之言然後信哉？害之大者，使陛下舍祖宗百年太平之成法，而令百姓有患及子孙之害。轻重得失，较然易知。古人以谓利不百不变法，今给田募役，利之小者，犹谓不过有五，而害之大者，自言必须有二，则是利未及百而害已过半矣，徒为纷纷惑乱天下。
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正在遵守祖宗成法之时，不当轻有改易，以动人心，伏望圣慈详察，早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速止绝三路相度行遣，以慰安四方人心，则天下幸甚！监察御史上官均言：
臣窃见翰林学士苏轼近论买田募役事，朝廷送役法所相度。议出之日，中外士大夫莫不骇异，以为於理决不可行。臣辄因轼之所具利害条目，得以缕陈之。轼以为募役人大抵多是州县百姓，若所买田去州县太远，即久难以召募，欲乞所买田并限去州若干里，去县若干里。臣以为弓手给田二顷，散从官一顷，计每县役人少者须近百人，给田近二百顷。顷亩既多，又须接近城郭，势必难足。盖强民出卖则贾怨，诱民出卖则伤民，听其自便则田不可得足，此不可行一也。
轼以为今三路官吏推行，恐或抑勒卖田【一四】，或召募浮浪，或多买瘠薄，取办一时，不顾後患，欲选材质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属县，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伦理，一路便可推行，委转运、提刑常切提举，若不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觉察，重赐行遣。臣以为民之卖田未必膏腴，所卖膏腴未必近州县。今既不许抑勒，则卖田应格者宜少，虽使材质朴厚太守自辟属令，若不抑勒卖田，召募浮浪，取办一时，安能一年中成伦理耶？夫士农工商，技有所长，用有所适。盖辨墝肥、相种艺农圃之事，非士之所学也。世之士大夫自买田业，非不悉心，往往价高而田薄，地广而收鲜。何则？以其非所习也。今若以县令误以高价买瘠田为推行乖方，便加谴责，而不考其余事，则循良之吏将有不幸而罢去者矣。又既令监司督察，则往往承望朝廷风旨，要以速办。监司督州，州督县属，上下相承，苟务应法，势必至於抑勒卖田，多买瘠薄以逃责矣。自熙宁以来，监司奉法者类多如此。盖奉法严则绳吏峻，绳吏峻则苟免之心生，文具而无实，民受其弊，理之必然，此不可行二也。
轼以为百姓卖田须先申官，令佐亲自相验，委是良田，方得收买。如官价低小，即听卖与其余人户，不得抑勒。又买到田未得支钱，先召投名人情愿承佃充役，方得支钱，不得抑勒。臣以为百姓不愿与官中贸易者，盖上下势隔，情意不通，又胥吏辈辗转求索，百方邀赂，虽严明令长不能绝也。正使官中买田与私价等，百姓宁自相贸易。今令卖田之人必先申官，官价低小，方得卖与其余人户，名为不抑勒，实与抑勒无异。又乡闾之民，自非窘乏朝夕待用者，必不肯出卖良田，今令卖者申官，令佐检视，然後收买，役人情愿承佃，方得支钱，近须半年，远须一年以上。既不能纾目前之急，又重有往来赂遗之费，虽官中不至失利，而卖田之民【一五】重困弊矣，此不可行三也。
轼以为令佐如买瘠薄田，致久远召募不行，即官吏并科违制，分故失定断，仍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臣以令佐之能，在於公心爱民，宽明不扰，钜细毕举，则为善政。不当以事之一二论其殿最。今有长令世以为循吏，偶於买田之际不能辨识，有数十顷瘠薄，召募不行，便加以违制之罪，是以一而废百，得无失刑欤？熙宁之初，柄臣过计，官吏有违常平新法，不以去官赦降原减。当是之时，官吏以此获罪者，不可胜数，中外窃议，以为非宜。今既已罢烦扰矣，又欲袭前日之过计，未见其善也。大抵议者立法，意欲必行，则必严为法禁，法禁太严，则更以便文苟免，不复计民之利害，此不可行四也。
轼以为系官田若是人户见佃者，先问见佃人，如无丁可以应募，或自不愿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臣以为人户所请官田，近或五七年，远或数十年，其间有垦荒、粪瘠费用财力。耕治既熟，一旦夺之，有伤人情，此不可行五也。
轼又以为应募之民，正与弓箭手无异。臣以为并边之地既难得田，又弓箭手平居无役，止於每岁一阅，故边境之民乐於受田於官。今则受田一二顷，而役之终身，累其子孙，岂民之所愿欲哉？虽曰受田二顷，服事奔走，当费其半，岂若役属富民为佃户，中分其利，作息自如，刑责不及之为便耶？愿民既不就募，而浮浪者又不许充役，将见有名而无实，安能减色役而宽农民耶？
轼又以为谷贱伤农，而农民卖田常多不售，若官为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纾。臣以为顷岁以来，民多卖田者，以助役纳钱，常平出息，聚歛之臣肆行掊克，中民困於不足，故多鬻田。钱归公帑，岁不流布，卖田者多，积镪者少，故田苦不售。今则罢常平、助役之法，一切财利皆归於民，行之岁余，民力已纾，自今已往，卖田者必少。卖田既少，则不患其不售。如官中出钱买田，厚於私价，则是诱民破产，公私非便；与私价等，则民不愿鬻，无一可者。臣未见其可以重田谷，纾农民也。
轼又以为纳钱於官，常苦币重【一六】，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臣以为诸路之钱，今已散为平籴，又随州郡所出，变转物货，则曩时之积既流布於民矣，不待买田而後货币可均也。
轼又以为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尔，疑谤消释，恩德显白。臣以为先帝神圣文武，兴立法度，所以垂无穷者，如日丽天，孰不瞻睹者。至於役钱宽剩，盖因谋利之臣私忧过计，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安在其散钱买田而後释疑谤耶？
轼又以为宽剩役钱，令付有司逐旋支费，终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无穷之利，若用买田，如私家变金银为田产，乃是长久万全之策。臣以为买田募役，臣已缕陈其有五不可行，至於散常平之积以为平籴，以为水旱荒凶之备，此所谓出民力而为民用，亦所以结民心而裕民财也。继志之孝，无穷之利，孰大於此！又何必如私家变金银为田产，然後为长久之策耶？又况变钱为田，常平遂无本钱，将何以因时籴粜便农民耶？若夫患有司之妄费，为之节制，适当可矣，日减月亡，又何足恤哉？
臣以为三代以来至於本朝，累圣相继，法度损益，无所不有。至於治民之政，以力供役，以田供税，凡数千年未之有改也。熙宁中，先帝以议臣之请，买田募役，行之半年，田既难置，民鲜就募，士论不以为便，遂不果行。以先帝之睿虑英断，励精为治，如以此法为便，岂复疑於左右之论而中辍？臣窃意其不然也。今役法已成，颁下四方，四方之民休息安堵，沐浴圣泽，既已少定矣。愿陛下不以一臣之私论，而破天下之公议，速行寝罢，以解中外之疑，天下幸甚！
注 释
【一】今来米价每斗二百已上「斗」原作「年」，据阁本改。
【二】南则诚州沅州「沅」原作「沆」，据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诸蛮传改。
【三】召当日讲官至帘前「当」原作「常」，据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又上太皇太后疏改。
【四】问当主上进业次第「业」原作「德」，据同上书改。
【五】自古以为美事「古」原作「言」，据同上书改。
【六】裁三省人吏酬奨之减年「三」原作「二」，据阁本改。
【七】均请对不得其时「请」原作「诸」，据阁本改。
【八】三千万贯石「千」下原衍「三」字，据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二七删。
【九】或以罪停「停」原作「得」，据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四八改。
【一○】犹闻未足者难招「闻」字原脱，据阁本及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五六补。
【一一】官吏并科违制「违」原作「远」，据阁本、活字本及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四九、六六之五七改。
【一二】未有租税之民「有」原作「得」，据阁本、活字本改。
【一三】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尝」原作「书」，据苏东坡集奏议集卷二论给田募役状改。
【一四】恐或抑勒卖田「抑」原作「仰」，据阁本、活字本改。
【一五】卖田之民「卖」原作「费」，据阁本改。
【一六】常苦币重「币」原作「弊」，据阁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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