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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百三十七 元佑五年（庚午，1090）
起哲宗元佑五年正月尽其月
春正月丁卯朔，御大庆殿视朝。（刘挚云：仁宗即位之五年，行冬会；神宗即位之五年，行元会。今稽据之。）
澶州观察使、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崇国公克惧卒。
庚午，诏温、明州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淮南、两浙各三百只，从户部裁省浮费所之请也。
丙子，御史中丞梁焘言：「臣近论奏乞罢裁减浮费所官局，葢以为此特户部一事，不当置局别领，徒成侥幸，无益政体。朝廷虽有指挥，遣放官吏，风闻本局岁前尚有取索，乃是宋肇违诏慢令，为迁延之计，其终必再有干求，阴遂所欲。访闻肇之人品，刻薄猥下，专以谀从谄附为事，前日差遣，全由请托。既急于进取，又昧于大体，凡所裁抑，不究本末，但以多目为数，意在冒窃恩典，殊失救弊之意，滋为行事之害。至於细碎烦猥，搢绅传以为笑，上玷公朝，臣实深惜。伏望圣慈明察，特赐指挥，送吏部与合入差遣，除已支赐外，更不推恩，少为黠吏妄作之诫。」贴黄：「其裁减之意，本为去浮冗之费，抑侥幸之辈，今来不可却资置局官吏贪冒之私。朝廷既有支赐，无名更与推恩，如有夤缘陈乞，伏望一切寝罢，或已施行，并乞追改，庶全公道，不招物议。」（焘集自注云正月十日，今从之。）
丁丑，荆湖南路安抚使谢麟言：邵州关峡、城步、真良等处团峒元谋作过酋首杨晟进等四十三人投降【一】。诏等第补授奉职至军将，充江、浙僻郡指使、土军将校，随处羁管。
户部言：「江、湖盐未有往外州县般监管押法【二】，乞衡州茶陵、安仁县往潭州衡山县般运，并监令郡官管押交割出卖。」从之。（新、旧录同。存此可见江、湖卖盐如故，当考。）
己卯，婕妤林氏薨，赠贵仪。（二子：俱、偲。）
庚辰，幸凝祥池、中太一宫、集禧观、大相国寺，御宣德门，召从臣观灯。
甲申，户部看详浮费裁省事，乞宗室缌麻亲再娶身分合得财费房卧钱三分支一，袒免亲不支；宗女系缌麻、袒免亲出适日，依治平故事。如臣庶之家，止行聘礼增赐，旧支房卧等钱，其例物进财并罢。从之。（旧录云：改宗室嫁娶法，非先帝制也。新录削去。政目：裁省浮费所申：「宗室娶妻财费，缌麻二千二百五十千，袒免二百五十千；再娶，缌麻七分，袒免全支，今後缌麻三支一，袒免不支。嫁女，罢赐壻家钱。」）
御史中丞梁焘言：「尚书左选有本等人不就知州、通判、知县，员缺数多，虽许权宜发遣，须候过满起请，致常有积压。乞许以次等人指射差注。」诏吏部相度以闻。
诏应诉讼事属枢密院者，经枢密院，从陈师锡请也。（师锡时任何官职，本传亦不详，当考。）
乙酉，范祖禹言：
臣闻报国之忠，莫如荐贤；负国之罪，莫如蔽贤。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举，孔子以为窃位，又以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谏省，又迁门下，兼职经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无裨毫发。常思竭尽愚虑，无有所隐，庶几以此少酬万一。窃慕古人报国，以荐贤为忠，实惧有臧文仲窃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并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圣意处分，则臣之幸；如以臣言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诛，惟陛下裁赦。
其一曰：臣伏见经筵阙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选。韩维素有鲠直之称，先帝以维东宫之臣【三】，眷遇甚厚。维与王安石不合，以此龃龉，不致大用。未尝少屈于安石之党，天下皆以为贤。陛下用为门下侍郎，中外皆为得人。维于政事虽有执滞不通，然其人风节素高，疾恶如雠，奸邪畏之。前年罢免，不闻显过。今久领宫观，乃与章惇为一例，甚非宜也。先帝东宫之臣，惟孙固与维二人见存，陛下所宜加礼。若召维以经筵之职，不惟学识论议，足以开益聪明，维有人望，物论必大以为惬。臣窃恐执政以维触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于臣，如父之于子，有过则谴而逐之，怒既息则召而使之，岂有终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来，言事之臣，亦尝以所言过当，上忤陛下，或罢其职，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复召还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圣意至公，不以喜怒进退羣臣。昔仁宗平生不怒，惟是唐介弹文彦博，其日，仁宗极怒，贬介春州别驾，寻复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复召为御史，因此重介刚直，骤拔擢至两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为盛德。陛下若出圣意复召韩维，天下必皆服陛下之至公，此深为圣德之美。
其二曰：臣伏闻翰林学士承旨苏颂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诏不允。臣窃谓颂博闻强识，白首好学，至于详练国朝典故，尤非诸臣所及。熙宁中，王安石用选人李定为御史，颂知制诰，封还词头，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职归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为奸臣所恶，追摄对狱，卒无一事，恐其进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书，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历夷险，操守不变，方今朝臣资望履历，未有先于颂者。颂年七十有一，精力不减少壮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殚见洽闻之士，以备顾问。臣窃虑颂别有陈情，伏望圣慈且留之经筵。
其三曰：臣伏见知杭州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窃观轼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其立朝多得谤毁，盖以刚正嫉恶，力排奸邪，为王安石、吕惠卿之党所憎，腾口于台谏之门，未必非此辈也。陛下举直错枉，别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况轼在经筵，进读最为有补，臣愚伏望圣慈早赐召还。今尚书阙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朝廷选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阙，久之不补。今有一苏轼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为才也？臣窃为陛下惜之。
其四曰：臣伏见刑部侍郎赵君锡孝行书于英宗皇帝实录。昔周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称鲁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诗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与孝友之臣处内。古之选臣，先取其孝者，人伦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与孝友之人处，则德性粹美，而风俗淳厚，是以辅导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锡之孝，士大夫所共知，为人温良恭敬，动有规矩。给事中郑穆馆阁耆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静端洁，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谨无过。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备讲读之职。如经筵阙官，伏望圣慈於此选择。
丁亥，诏徐王壻、供奉官石激参班日免试并短使，今後亲王壻准此。（新无。）
御史中丞梁焘言：「臣窃以朝廷治河之意，本为爱全生灵，故不吝国力为之。东流、北流，盖其利害相易，本无一偏之私。今东流未成，边北之州县未至受害，其役可缓也；北流方悍，边西之州县日夕可忧，其备宜急也。缓者犹可以岁月待，急者不可以一日弛也。今倾半天下之力，专事东流，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大可忧也。臣窃恐此事陛下犹未知之，陛下一以生灵为念，岂为西北之重轻耶？但以河事为计，岂问人谋之同异耶？奈何将命之臣，谨忽不同如此，得不误国计乎！去年屡决之害，全由堤防无备，水官不职，此可痛治，仰惟陛下至仁，使能期赎以今岁之有功也。臣愚欲乞圣慈特赐指挥，严责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不得更致疏虞。其人兵、物料，非受朝旨，并不得那移应副。庶使二方之民，均被恻隐之恩。」贴黄：「伏乞圣慈详酌，差李伟兼管勾北流埽岸，庶使小人任责，不敢作奸败事，仍令都水监常切提举。」（焘自注云正月。元佑密疏有全奏，末称正月二十一日，今从之。）
戊子，录石介子师中为郊社斋郎，从知枢密院事孙固、门下侍郎刘挚、尚书左丞韩忠彦之请也。（三人请，在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诏京西路提刑司拨十二万贯坊场名额付转运司，不用出卖条约，从本司随宜经画，资助岁用。（旧录云：先是，坊场旧以酬衙前，折其重难，而酬不如所费。熙宁裁节衙前，所费官酬其直，以坊场官自出卖，收其赢入常平，以禄役人及助歛散，公私皆便。自元佑初，磤以隶提刑司，至是，又有是诏。新录辨曰：出卖坊场之法，元不曾改变【四】，乃因新隶而强为浮词，自「先是」以下七十二字合删去。）
己丑，户部言：「诸路起发正纲及附搭官钱到京，例皆少欠。元丰公式令诸州解发金银钱帛，通判厅置簿，每半年具解发物数及管押附载人姓名，实封申省。元佑敕误有删去，合重修立。」从之。
三省吏任永寿等以吏额、禄文字了当，推恩。（此据刘安世章，附三月末。政目二月二日、三月二十六日可考。）
初，文彦博起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是年九月，刘挚、王岩叟再上疏论韩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韩忠彦复上疏，既批出付外，踰三年莫有言者。及贾易为殿中侍御史，乃上疏曰：
臣闻圣主记人之功而不忘，故忠臣劝而天下安，是以赏一人而天下趋之者，诚以不僭不滥而得之至当也。则有纪于太常，藏诸盟府，灿然与日月齐光而传之不朽，又况有能为诞谩以诬亡殁而盗其勳业者哉？
恭惟仁宗皇帝圣德居位，跻世隆平，享年长久，而继嗣未立；英宗皇帝历数在躬，龙潜藩邸，天下归仁，而位号未正。韩琦忠义动金石，精诚贯白日，建言定策，为宗庙万世之福，人神之所庆佑，夷夏率皆悦服，故其生则位极台鼎，死则配享庙廷。神宗皇帝绍休圣绪，缉熙帝业，知琦有大勳劳于天下，故尊宠异数，褒嘉尽礼，始终一意，恩荣绝等；犹以为未也，又亲撰其神道碑，以「两朝定策元勳」为之名，昭示天下後世。不刊之烈，虽山河之誓，无以加此，世世忠臣义士，孰不激扬而叹服！
不幸十数年之後，有国子监博士王同老上疏，自言其父尧臣在仁宗朝尝任参知政事，于至和三年，仁宗不豫，罢朝七十余日，内外寒心，尧臣与宰臣文彦博、富弼数陈宗社大计，求立英宗皇帝为嗣，又率同列各求罢免，必冀开纳，仁宗感悟许之。彦博令尧臣草制，定立英宗为嗣，既而仁宗渐安，事遂少缓。其後，韩琦卒因尧臣、文彦博、富弼论议绪余，决定大议。又自言罢任赵州过北都，文彦博道及此事，且曰彦博与先君及富弼皆当日协心论议之人，难于自发明。故同老又言：今惟文彦博、富弼同知此事本末，所有先臣亲笔撰立英宗皇帝为嗣制草及劄子草本共三道，谨缉缀封进。于是神宗皇帝因文彦博入对，诏问其事，令作文字进呈。彦博劄子言：「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药，罢朝两月余，至四月初，仁宗圣体康宁，尧臣乃与臣及刘沆、富弼窃议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臣以尧臣久居禁近，因谓之曰：『必得贤嗣，以压人心。』尧臣曰：『岂不知素育于宫中者？』尧臣以指书案，作『下贯』字，臣等各言：『无易此矣。至上前伏奏得请，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庐令堂吏书圣旨。』刘沆云：『沆欲袖纸笔于上前亲书。』翊日，于垂拱堂【五】，臣等四人具奏：『春中服药，内外人情非常忧恐。』盖谓储副未立。仍引西汉故事，人主初即位即建储，今当以时立嗣，以固根本。仁宗渊默寡言，欣然嘉奖曰：『知卿等尽忠，然此大事，朕更熟思之。』臣等再三论奏，乃曰：『知子莫如父，尝选贤者育于宫中，计无易此。』仁宗虽渊默，而首肯之。是日晚，臣等再聚议，谓翊日必得旨，请尧臣密作诏意，欲进呈施行。尧臣归草诏意，然未及示臣等。既登对，复申前请，尧臣越次而奏曰：『愿陛下早定此意，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无忧。』臣等既得此意旨，谓无疑矣。是年八月，乞召韩琦充枢密使，盖以琦忠义，必能当此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继有议论，未几，臣得请判河南府，尧臣寻卒。」
窃寻同老之言，谓：「仁宗不豫七十余日，内外寒心，尧臣与文彦博、富弼求立英宗皇帝为嗣，又率同列求罢免，仁宗感悟许之。彦博令尧臣草制，定立英宗为嗣，而仁宗渐安，遂少缓。」彦博则言：「仁宗服药罢朝两月余，至四月初，圣体康安，尧臣乃与臣及刘沆、富弼窃议，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因问尧臣必得贤嗣之言【六】，尧臣以指书案，作英宗藩邸旧名。翊日，臣等具奏，以时立嗣，仁宗欣然嘉奖。臣等再三论奏，尝选贤者育于宫中，计无易此，仁宗首肯之。退令尧臣密作诏意。翌日，复申前请，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无忧。』」是说与同老之言前後抵牾，自相矛楯，灼然易见。
兼详彦博所陈，则仁宗未尝拒而不纳，何因尧臣率同列求罢免，以必冀开纳？此固不可信者一也。又所草诏意，将有待于得请而进呈以行也，彦博言「仁宗云，朕意已定矣」，同老亦云「仁宗感悟许之」，则彦博、尧臣等何为不奏知已草诏意，乞遂行之？此固不可信者二也。且建请立宗室为皇嗣，天下之事无大于此者，其危疑机会，间不容发，肯容大臣方共谋议，已窃草诏命而藏之私家，殆如儿戏？此固不可信者三也。又四月建请，而仁宗言「朕意已定」，彦博所言「臣等得此意旨，谓无疑矣」，何至八月乞召韩琦为枢密使，欲当重事，而继有议论，直至彦博补外、尧臣身死，而竟无定议？则所谓仁宗「欣然嘉奖，朕意已定」者皆为何事耶？此固不可信者四也。同老又言：「道过北都，彦博语及尧臣忠义，乃言「与富弼皆当日协心论议之人，难于自发明。」推迹此言，恐涉相期附会之意，此固不可信者五也。又富弼于治平中辞免进官表云：「窃闻制词叙述陛下即位时，以臣在忧服，无可称道，乃取嘉佑中臣在中书日，尝议建储，以此为效，而推今日之恩。嘉佑中，臣虽曾泛议建储之事，仁宗尚秘其请，于陛下则如茫昧杳冥之中，未见形象，安得如韩琦等後来功效之深切着明也？」如弼此言，则何有至和三年与尧臣、彦博坚请立英宗皇帝为嗣之事，此固不可信者六也。
又韩琦初作宰相日，有劄子言：「近岁已来，内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临御四海三十余年，而皇嗣未育，天下无所系心，乞于宗室中择幼而可教者，权以为嗣。臣愚窃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兹事至大，当独断于圣心。如陛下素有所属，已得其人，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观琦此奏，方以择宗室为嗣，且言「如已得其人，望宣示而行之」，则至和中决无定议明矣。同老乃以琦谦挹不自有其功，谓圣意先定，遂取以为其父之功，何其不仁之甚，狂妄之极耶！
又李清臣状琦之行，曰：「仁宗春秋高，继嗣未立，天下以为忧，虽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为议首。公数乘间乞选立皇子，他日，复进曰：『惟万世之业，不可不虑。臣备位冢宰，思所以报陛下为无穷计，宜莫先此。』上顾曰：『後宫一二欲就馆，卿其无亟。』後诞育皆皇女。公一日挟孔光传进对曰：『汉成帝立二十五年，无继嗣，立弟子定陶王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乎此哉？太祖为天下长虑，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继，则陛下真有子矣。惟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辞，公复启曰：『陛下属之以大任而不肯当，盖其沉远详重，识虑有以过人，非有他也。且名未正，尚得以辞，名体一定，父子之分明，则浮议亦不复得摇矣。』仁宗欣然曰：『如此，则宜乘明堂大礼前，亟立为皇子。』又诏学士为诏书，学士亦请对，然後进藳。」由此观之，尧臣辄草诏意藏之私家，以天下大事为儿戏然，岂亦常窃议而妄作之，终不敢建言而死，故其遗藳虽在，亦何足为功，但足彰其愚妄之罪尔。用此欲以揜琦之大勳，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况天地鬼神临之在上，岂可欺也？
加以神考圣作之碑，最着于天下，其略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为忧。大臣顾避，莫敢为上言，公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他日，又言：『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无子，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子。陛下聪明睿智，奈何久不决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恳辞不就命，仁宗以问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难也，臣窃忧之。』帝悟，遂立为皇子。」由此论之，谓因尧臣论议绪余，决定大议者，妄也。又太常諡议，谓：「琦素蕴忠义，尊立明圣，固天下之本，延生民之命，顾大臣所不敢议，而身先之。」彦博自为祭琦之文，亦曰：「正朝廷于指顾，定社稷于须臾。」然则琦之殊勳伟烈，虽平、勃、霍光不足比伦，而尧臣碌碌备位之人，曾何足算，顾足预于此乎？
若夫包拯、范镇、司马光、吕诲、王陶则皆能抗论激切，以天下为忧。包拯则曰：「方今大务，惟根本一事。根本若固，则枝叶之患何恤？」吕诲则曰：「周爰忠谠，审择宫邸，以亲以贤，稽合天意。」范镇则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陛下宜择宗室贤者，以系天下人心。」司马光则曰：「为人後者，为之子也。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继嗣，立弟之子定陶王欣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过之，岂可不为宗庙社稷深虑哉？况今亦未使之正东宫之名，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王陶则曰：「去岁，陛下发德音，稽故事，择宗室，使知宗正寺。厥後成命稍稽，四方观听，岂免忧疑？」是数人者，则皆忧国忘身、摅意敢言之人，其言则着闻于世，非如同老所讼尧臣私窃计议，而未尝敢发之事，妄欲希觊恩赏，而欺诬白日者也。
臣昔在疏远，传闻同老之疏与朝廷褒称之诏，以为尧臣真有援立之功，而韩琦定策乃为绪余之论。臣于是时，窃怀愤懑，深叹真主在上，而小人诈险得行，自伤其身卑贱，无路叩阍，隳裂肝胆，以明大义。因往来四方搜采公忠信实之言，以质其真伪，前後所得诏敕、碑志、表状、书疏、传记、諡议、祭文等凡二十余篇，参考本末，可谓详矣。今备数言路，稔闻史臣论撰先帝实录，未能决议者，在此一事。夫信史之作，垂训万世，苟史臣顾避，不敢建明是非，而并载方册，传疑于後，恐不足为一代之典，其体不轻。臣是以敢触冒雠怨，援据实理，陈天下之公言，非特发韩琦千载之忠实愤懑，诚欲敬述仁宗与子之盛德、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圣谋如皦日丽天，後世无敢窃议而献疑者，臣虽陨身，死无所恨。伏望圣慈深赐省览，推春秋善善之法，明诏史
臣，直笔无隐，以伸正论，天下幸甚！
贴黄称：「同老碌碌庸人，见利忘义，固不足责，所可惜者，韩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载之遇，故以身任天下，独建大议，援立圣明，以安社稷，垂福无疆，声名事业，近古未有，一
旦无根横议，攘而取之，亏忠义之实，悖廉逊之风，所损岂小哉！且君子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臣窃伤一代名臣，其志与名皆遭掩蔽，是以剖心折肝，终究其说，使贤德晦而复明，公议缺而复着，诚有补于仁圣之治，伏乞哀怜幸察。」又称：「议者谓韩忠彦方在政府，而臣论辩其父勳劳，恐招附会之言，无乃避其形为是乎？臣则以谓不然，盖天下公议为之标的，若谓忠彦形迹可避，孰与文彦博位势极人臣之贵乎？夫天下以为忠义之事，人有盗而揜之者，忠义之人所当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惟恐白之不早。使规规小嫌是畏，而为自全之计，是公朝无敢言之士也。恭惟太皇太后仁圣聪明，如韩琦定策大事，必闻之最详，伏望濬发德音，宣示史臣，俾直笔传信，为万世法，岂不尽善尽美哉？臣不胜昧死祈天之至。」又称：「范镇凡十余疏，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後；吕诲、司马光之言，皆在嘉佑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後。果如王同老所陈，已有定议，则此数人何为激切开陈如此之至耶？犹足验其狂妄不实。陛下纂承大宝，实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与子之意，而蔡确辈尚敢希冀盗取定策之名，盖其窃迹有自来矣，不可不察也。国史今已垂成，若不早赐降出臣此疏，使之决疑传信，则恐他时不免追改，其事不细，所宜深虑。
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谕曰：「韩琦定策功甚详悉。在仁宗朝，无敢言此事者，惟韩琦一人言之。」忠彦即称谢帘前，刘挚因请检元佑初挚与王岩叟二疏，悉付实录院，从之。或曰：「易等为此，盖傅会忠彦，攻彦博也。彦博由是不安於位，寻罢去云。」（旧录云：先帝明彦博等功，而琦功盖不废，至书其碑额曰「两朝定策元勳」。易诋先帝之诏，欲傅会忠彦也。苏辙龙川别志云：嘉佑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韩三公方议所立，参知政事王公尧臣之弟正臣，尝为宗室说书官，知十三使之贤，即言之诸公。诸公亦旧知之，乃定议草奏书，即欲上之【七】，而上疾有瘳，即止，尧臣私收奏本。後韩公当国，羣臣相继乞选立宗子，乃定立十三使为皇子。及仁宗晏驾【八】，皇子践祚，赏定策之功，以韩公为首。及元丰末，尧臣子同老，上书缴进元奏，时诸公惟富、文在，皆归老于洛【九】。会文公入助郊飨，神宗访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悦焉，故一时诸公皆被赏，而韩氏子恶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罢平章军国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誉，布于诸公，则始于尧臣，而其为皇子，嗣宝位，则韩公之力，不可诬也。按：仁宗始不豫，乃至和三年，寻改嘉佑元年，辙称二年，误也。又此时韩琦在相州，辙称宰相，亦误也。文彦博私记云：初，先帝既下褒显之诏，有云「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佑之诏，但宣之耳。又宰相王珪赠彦博诗，有「功业迥高嘉佑末」之句，实叙上语。韩氏子孙、故吏，始大切齿。後忠彦自高阳入为给事中，数进见，陈其父勳，又言其初不知有至和之议，殆同老辈造为之耳。据同老奏状，叙琦之言，则前议固已知之。帝常谓丙吉、霍光之事，前後两不相揜，而尧臣手蹟在前，不容有伪。忠彦诉不已，先帝察其意，大望不过自欲求进，非为父勳之不明也，遂自给事中超拜礼部尚书。王珪以谓迁之太峻，前无此例，蔡确独左右之，帝曰：「此特以其父故，不可为例也。」故训辞专以父勳为言，方且觊大用矣。明年，先帝登遐，而元佑初，刘挚、王岩叟皆在言路，皆琦之门人、故吏。琦治平中，荐挚馆职，又忠彦常举挚自代；岩叟久从琦辟在幕府，父子皆出琦门。忠彦与其子治又使岩叟与挚累疏申琦定策之勳，力诋同老之妄，乞付史官备书其事，屈公论以报私恩，结朋党以欺圣听，其迹如此。未几，忠彦迁职，出帅定武，内怀怏怏。将行，复上书自列【一○】。岁余召还，止缘勳阀，以致大用。御史贾易复承望忠彦风旨，附会挚与岩叟之论，更唱迭和，以是为非，诋欺先帝之圣诏，蔽惑二圣之聪明。盖韩氏门人孙贲，贲黄州人，字公素，喻风旨于易，并录忠彦、挚、岩叟之疏，与之使言，仍同草疏，故易所叙与忠彦之奏一一符同。韩琦书疏、诏谕独藏琦家。又王同老、文彦博奏状等尽在史院，并至和议论，迨今三十余年，他人无得知之，而易何从而尽得之？乃贲录于韩氏而与之耳。此宰执而下，中外士人所共知也，特以朋党方盛，莫敢言者。易疏言六不可信，挚与岩叟之论大抵以同老所进诏草为不实，文彦博附会同老，以揜琦之功烈也。至易疏出外，忠彦遂自陈谢于帘前；又挚奏请检出元佑挚与岩叟二疏，尽付实录，令书其事，相为表里，欺罔之迹如此。易言：「久在江湖间，熟闻其事，每怀忠愤，今始得言之。」且易前为谏官岁余，既详知之，自可言矣，岂可直至再为御史，忠彦执政，方遂论列？则朋附之迹自明。言「在江湖间闻其事」者，乃欲避孙贲阴受风旨之迹。又言「今忠彦方执政，而臣论其父勳，涉于附会之谤，孰若文彦博爵位极人臣之贵乎？使琦勳烈得明，虽死无所恨，何嫌疑之足避？」易为此言，巧欲盖其附会，而奸状愈明。其无所忌惮罔上如此。且琦之勳烈，英祖、神宗褒大显着，炳然共明，未尝掩蔽，固无待易等言之，则独出于附会执政，非为琦发也。若使韩氏子孙零落不振，朝廷不录其勳，则易为之言可矣。今韩氏果如何哉？为琦门人、故吏者，当以义报知己；为子孙者，当扬先父之美，可交利冒进，诬诋宗庙，上欺二圣，而自谓论报旧恩；发扬先德乎？使琦有知，当媿地下，故先帝尝谓：「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也。」易又引蔡确自称社稷之臣，盗定策之名，以谓其窃迹有自而来，盖由彦博等窃琦之勳，故其流及此。易之此论，尤为可骇，则是彦博之罪大于确矣。且彦博未尝自言此事以为己功也，先帝亦未尝掩琦之勳，尝曰：「正如丙吉、霍光，各不相揜，至和、嘉佑之事，前後相成，无相夺也。」盖先帝不独赏彦博等能建议定策之为难，而特以有功不言之为难，故圣意具载于诗、诏中，以为希世之高行也。易乃引确之事以为罪首，其说尤为险怪，盖欲巧发以中上意，而入其奸言耳。缘中丞梁焘，琦举馆职；谏议大夫刘安世父子，皆琦与忠彦幕客，合为一党，牢不可破，上下相应，邪说得行，无敢辨者。贲既通道，而岩叟出力助之。又方御史阙员，论者谓易为此，冀得其处。疏方出，盛传易旦夕必有除命，不意江东部吏、知饶州鄱阳县梅昌宗之子谈以易在江东挟私怨，捃拾其父罪，方頥炼犹未竟，谈诣登闻诉其父冤，且条上易奸私丑秽之状十余事，乞辨正，其迹甚明。奏既付外，而所附执政者出死力以左右之，格谈奏不下，卒平其事，言路无一人请治之者。其交结奸罔如此。缘忠彦既由旧勳，内挟中宫之援，外有间附之众，去年六月，元佑四年六月七日，遂致大用，七月，其弟复尚公主。未几，谏官范祖禹、吴安诗等言：「祖宗故事，戚里、宗室不许执政，今忠彦弟既尚主，宜如故事。此本朝至公之大法也。恐自此启例坏法，则宰执得以交通宫掖，非朝廷之福。」圣意方许候进财毕，而安世、岩叟辈出力庇之。至九月，明堂毕，范、吴等再欲论列，而忠彦阴与挚先是移罢此二人谏职。其奸私如此。既而忠彦终以亲嫌故事不自安，故又使贲等交通言者，称扬父勳，为己之地，以固权位，易所以亟有此举。且言路乃二圣耳目之官，而遂为执政鹰犬之用，显为大臣论列，然则御史之设专为是乎？彦博方任师傅，易指为罔上冒赏之人，朝廷既不白其是非，又付之史官，以为可信。彦博前日不言，今日不辨，诚无所媿，然而朋党之论，上诋祖宗之圣德，以制诏为不实，谓先朝为过举，恐非圣时所宜有也，又非所以彰二圣之聪明，示天下以孝治。兹事甚大，诚系国体。唐李德裕贬制曰：「恭惟元和实录，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夺他人之懿蹟，为私门之令猷。」正如今日之事，岂可使一代信史，肆自改易，使传疑于後世，两朝圣作，擅加诋议，侮灭为不足凭，以徇朋蔽之私，而为交利之地乎？况自古圣贤，不以立君为功，盖天命所在，非由人力，故介推有「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之论。仁宗盛年无子，养英宗于禁中，亲付大器。大臣遭际此时，奉行而已，何名为定策乎？虽使英庙未为储嗣，而值仁宗上仙，中外属望之久，慈圣之意已定，则知神器固有归矣，恐不假琦之力也。私记不知谁作，称「去年六月，忠彦遂致大用」，则作此时盖五年彦博罢平章军国重事後也。语多激讦，必不出彦博之手，葢其子孙或门人、故吏辈为之耳 。「先帝谓如此恐非韩琦之意」，当检。「御史方阙员，论者谓易奏此疏，冀得其处。疏方出，盛传易旦夕必有除命，会梅谈讼之。」案：易除殿中侍御史，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具奏此疏时，任御史久矣，称易冀得御史，误。又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苏辙除中丞，易即请回避，改度支郎官及礼部郎官，又改国子司业，旋出为淮东宪。称「易旦夕必有除命」，若谓超迁它官则可，若御史，则易固在中也，此言亦恐误，今不取。梁焘行状云：御史贾易进呈劄子，言：「嘉佑策立，天下着闻，功在韩琦，他人岂得乘时妄意邀取？」宣读次，帘中感伤之，焘曰：「琦不独嘉佑之功，又有治平预建大计之忠，太皇必记其事。」太皇曰：「记得当时只说有韩琦一人，仁祖见英宗，便曾宣谕功在韩琦，後来慈圣光献太后亦对仁宗备说本末子细。」焘对曰：「惟正人能成大功业。」焘与易盖共攻文彦博者，今附见，候考。陈天倪作颍滨语录载，苏辙云：仁庙至和末，富公、潞公、王文忠公尧臣皆在朝。一日，仁庙服药，而皇嗣未立，执政等忧之。时王文忠公尝与富公、潞公等议，请立英宗为皇嗣，事未上，而仁庙已勿药，遂绝口不敢道，中外无有知者。嘉佑间，魏公作相，英庙入为皇嗣，及即位，则首尾皆魏公了之。至元丰初，文忠公之子同老言于朝，明其父至和之末，与富、潞二公尝议请立皇嗣事，议既定而未发，今遗藁则存，以二公为证。时富公在南京，潞公留守北都。是年秋，大享明堂，神庙有诏，令二公入陪祠，事既毕，令登对，遂以同老事问潞公，公具道其事；问富公，云不知，神庙亦不能强之也。有诏令潞公留守西京，加太尉，宠遇甚厚，而郑公之意不欲于不分晓处受朝廷恩赏，终不肯言，亦退居洛，不复与潞公相见。时潞公作耆英会，置酒于富公之第，及会当富公，但送羊酒而已，盖鄙之也。然援立之功，归之潞公，则前日魏公一番恩例，亦当夺去。时神考但两平之，因言王旦，指及潞公晚节，尝为惜之曰：「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王同老事见元丰三年闰九月，此时富弼致事久矣。弼致仕，即居西京，未尝在南京。是年明堂，文彦博自北京入觐，弼亦未尝赴阙也。陈天倪所录差误，又与龙川别志不合，恐不足据也，今姑存之。）
御史中丞梁焘兼侍读。焘再辞免，从之。（再辞免得请，在二月十二日，今并书。）
焘尝奏疏曰：「臣闻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齐【一一】，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尧。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修身之谓也；『九族既睦』者，家齐之谓也；『百姓昭明』者，国治之谓也；『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者，天下和平之谓也。其始则正心诚意，而不出方寸之间；其终则德业滂洋，而徧满天下。是圣人之道，所持者约，而所致者广也。有天下者，能知尽心致力于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国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学而已矣。礼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学以发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虽天子之尊，而能成圣，必由圣学乎！说命曰：『王人求多闻，时维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盖事不稽古，从政则迷，是君人者不可以无学也。又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盖学之在躬，非一日而致，由积善以成之，是学之时不可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万国，日就月将，学以成性，此正其时。愿择吉日，诏开经筵，优接观讲进读之臣，使从容熟复治乱之事，究先王之蕴，辨历代之蹟；无惜圣问，再三询考，使圣心晓然无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愿加圣意无忽。臣又愿陛下万机之暇，留思经筵讲读臣僚所论之事，以考政事之从违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聪明，屏远声色，造次不忘古训，博厚高明，与天地并德。臣不胜拳拳恳切之至！」
又奏疏太皇太后曰：「臣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护皇帝，周密严谨，委曲纤悉，起居寝食之间，无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于其道，无一日之或怠也。诚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天下矣。陛下锺爱皇帝，如此其至，然特为爱之小者，非所谓大爱也。若教之以大爱者，在成其圣德尔。成德者，其必由学也。仰惟陛下之聪明，非不知其大爱之以成德，而独以为皇帝冲眇，而未暇学乎？今皇帝圣年十五，齿亦已长矣。自古人君，十五而冠。冠者，谓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则为童子，在天子则为成人，何也？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责善而进之以成人，是亦古之学者十五入大学之义，谓七八之数，阴阳备而志明，可以学矣。志已明，则当识其至善，而远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皇帝清明在躬，天禀英异，以圣人志学之时稽焉，则不可以不学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则不可以多暇也。伏愿陛下当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一二】，面勉圣德，早开经筵，召见儒臣，谈经论史，从容赐对，熟复古今；宫中遴选茂俊之人，以诱掖诵说，审择谨厚之人，以辅视兴寝；服勤道义，为聪明睿智之助，疏远纷华，为康宁寿考之资。习之既久，乃如自然。至于诚意喜书，正心乐道，终副海内圣神之望，不贻宸衷逸豫之忧，蒙成静治，为太平之真主焉。然则陛下他日退托深宫，还辟自处，则保护之慈，有始有卒，佑我大宋万世无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诚清衷素所属念者，臣敢妄论以发之，亦惟陛下亟行而无疑，非独臣之愿，乃天下之愿，非独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胜惓惓尽节之至！」是月己丑二十三日，命焘兼侍读，而焘卒不受命。（听辞在二月十六日，今并书之。焘二疏无月日，疏称「当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则当附正月，因焘辞侍读，即见于此。）
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言：「累行指挥分画地界官，遵依朝旨，坚执商量。如西人要依绥德城体例修置堡铺，未审许与不许本司方圆商议。」枢密院同三省奏：「昨绥德城分界日，御前处分：须打量足二十里如约，不可令就地形任意出缩，三二里地不计。恩威轻重，但朝廷所坚守不易者，约故也。其堡障宜自择地修筑。後来已于二十里起立界堠，即无十里外作两不耕地，十里内修建堡铺指挥。今若指定十里内修筑堡铺及分生熟地，即不惟不依绥州体例，兼于已牒过西界相照接连取直为界，事理相戾。又元约分画疆界，以二十里为定，卓立封堠者，为分别汉、蕃界。至界堠内地，即汉人所守；界堠外地，即夏国自占。其彼此修筑堡铺，各于界内取水泉地利为便，岂可更展远近？所以前来绥州城外堡有十八里或只有八九里处，夏国堡铺亦去所立封堠自便修筑，既各不侵出封堠之外，即是并为本界，不可别生事端，害讲和之意。」诏卨於二十里相照接连取直为界，卓立封堠；其堡铺，或相度于界堠内三五里，择稳便有水泉去处占据地利修建【一三】，即不得分立两不耕地。（去年十二月末，政目云：宥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两不耕，作草地。）
诏河东路经略使、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曾布特降一官，管勾麟府军马赵宗本特追两官勒停，知麟州王景仁、通判魏缗罚金有差并冲替，同签军马司事折克行赎金。以本路将官宋整实病而摄入禁，致触阶而死，故有是责。
中书舍人王岩叟言：「布任元帅，所宜与诸将同安乐、共患难者也。失其欢心且不可，况致之抱冤而死乎？昨陛下以河东全道之师属曾布，使护诸将，以当一面，所以寄托者重矣。而布骄简自居，喜怒随意，蔽于谗谄，不究下情。将官宋整实有病状，而不加恤，偏信赵宗本挟怨之言，按整以罪。整以将兵为麟州私占，申乞遣还，乃是整能谨职事，布复偏信宗本徇私之说，判收不问。整既下不得伸于本州，上不得伸于本帅，非辜系狱，冤愤不胜，遂触阶而死。按整堂有母，室有妻，傥非甚冤，宁肯轻死？此陛下可察也。将佐致此，不知安用帅臣！若不重行窜黜，恐无以慰生者之恨，平死者之冤。今虽降官，不害为帅，陛下推此考布，尚可以统御诸将，当帅臣之寄乎？伏望圣慈特令黜职降郡，稍正典刑，以示陛下重人命，惜士心之意于四方，臣不胜幸甚。所有布降官告词，臣未敢行。」贴黄称：「臣闻河东诸将，自宋整以冤死，无不归罪于帅，日日望朝廷为平其冤。今不重黜布，恐无以慰军心，激士气，惟陛下深察。」诏徙布知河阳。（曾布年谱：五年二月，以在太原日，武人宋整有罪当逮自杀，坐夺一官，徙知河阳。布责河阳，旧录于此并书，且云其後中书舍人王岩叟云云。按：岩叟不肯草词，盖即命下之日也，今削去「其後」字，仍附梁焘言。政目月日差错，当考。布日录绍圣三年五月戊申云云。）
御史中丞梁焘言：「臣窃闻河东转运司差官勘到将官宋整触石身死事，朝廷次第行遣，诚有意惩恶，惟曾布责轻，未服公议。众谓孟州大镇，附近京师；学士清班，侍从上列，皆非罪人所当得之。布狥私挟怒，妄起大狱，赵宗本、王景仁刼于帅臣威令，事非出己。今宗本、景仁已被重责，而布独优游如此，是帅臣得以喜怒高下其心，坏乱国法，轻残人命，苟为快意而无所忌惮，非所以制罚之平，而为天下之公也，臣实为陛下惜之。欲乞圣慈详酌，特赐指挥，削布近职，与远小一郡，使之循省，以示惩劝。」
御史台、合门言，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忌辰，于天兴殿西掖库屋设位行礼。从之。四后皆祖宗正后，神宗升祔太庙，而景灵未及享故也。（政目云：四后忌辰，移就景灵西掖。）
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捠身亡，一子颐素蕴学行，尝为迩英讲官。今其父亡，窘于襄事，伏望特赐矜悯，优其赙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相继有请。诏赐绢二百疋，下所属葬日量行应副。（旧录捠传云：子颢、颐行怪学僻，为司马光等所知。新录削去，改云：二子皆为名儒。）
诏：品官及诸军旧有铜及鍮石腰带、军器、鞍辔并赐物、古器、佛道像、钟磬、妇人首饰之类许存留外，余并卖入官。（元年四月十八日，朱光庭云云。政目：二十四日，立铜、鍮禁。）
诏：「亲王女郡主遇大礼，许荫亲属一人，奏所生子与右班殿直；两遇，奏子或孙与奉职。即奏子孙，若回授与外服亲之夫及夫之有服，有官者转一官，不得转升朝官；选一人循一资；白身者，期以下亲与借职。」以徐王府长女京兆郡主申请，故有是诏。
辛卯，诏召募押纲官员到吏部日，会所属合与差遣，方与差注，以户部言大名冠氏尉赵峋押钱纲有欠，乞追改已注官故也。
壬辰，神宗第九女嘉国长公主薨。
甲午，诏赵槩神道碑以「忠纯」为额。
户部言：「前任利州路转运判官韦骧奏，元丰中，梓州转运司请止绝阆州栈闭盐井【一四】及创开井，恐侵本路盐课，致本州亏减课额。乞验实，如委咸桩变淡，许栈闭及创开别井煎轮。」从之。
尚书省言：「诸路、府界每上下半年奏到贼盗数，刑部通前五年已未获人比较增减，多者劾之。」诏刑部自元佑四年下半年为首，比较闻奏，仍状前列旁通图。
给事中兼侍读范祖禹言：「臣伏闻陛下已许文彦博求退，降诏俟至中春议从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极，惟是得解重任，归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悯其过老，以其累请而从之，为彦博身计、私计，则可谓美矣，若为朝廷计，则臣请试言之。彦博为相四十余年，历事四朝。仁宗时，平贝州之乱，名闻夷狄。英宗、神宗时【一五】，为枢密相八九年。先帝已加优礼，许其致仕。陛下嗣位复召而起之，葢藉其威名宿望，以为朝廷之重也。京师及四方军民，久服彦博之名，以为在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复召之，则亦已矣，今既起之，则不可使轻去朝廷。彦博虽老，精力尚强，卧置京师，足以为重，外则西北二方必怀畏惮。夫以四海之大，若常无事，则人人皆可为大臣矣，岂无万一非常之虑哉？彦博在朝，非谓日日有用，葢备缓急，或有时而用之耳。当先帝之时，足以容彦博闲退，今二圣垂拱，委政大臣，犹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于国之典法也。葢以其经历既多，但问以累朝之事，所知犹胜他人，况其别有所补哉？今旧老惟彦博一人，若去，则其余在朝者，皆是後进，无前辈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国家所宜重惜。臣自闻陛下许彦博之去，朝夕思虑，窃谓陛下若欲彦博更得优逸，但听其解军国重事，以太师就第，留之京师，以备访问，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贵老尊贤之美，足以系属天下人心，所得实多。陛下进退元老，臣不当预论议，然臣职在侍从，苟有益于国，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圣意，更赐裁择。其劄子仍乞留中。」（据范祖禹集自注劄子云：五年正月上【一六】。然所称降诏俟中春从彦博之请，却未见。即政目云：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彦博乞致仕，奉圣旨中春施行也。）
宥州牒：「除塞门屈曲分画，其余比接诸城取直画定，其间地土虽甚阔远，亦割属汉。」（政目正月末事，但板数差错，恐是三月末事，今两存之。三月十八日可考。）
注 释
【一】杨晟进等四十三人投降「投」原作「招」，据阁本改。
【二】江湖盐未有往外州县般监管押法「盐」原作「监」，据注文改。
【三】先帝以维东宫之臣「维」原作「为」，据范太史集卷一九荐士劄子改。
【四】元不曾改变「曾」原作「会」，据阁本改。
【五】垂拱堂按：宋朝廷无「垂拱堂」，而以垂拱殿为皇帝日常治事之所，疑「堂」为「殿」之误。
【六】因问尧臣必得贤嗣之言「必」原作「又」，据阁本及上文改。
【七】即欲上之「上」原作「立」，据龙川别志卷下改。
【八】及仁宗晏驾「晏」原作「宴」，据同上书改。
【九】皆归老于洛「皆」原作「富公」，据同上书改。
【一○】复上书自列「列」原作「劾」，据阁本、活字本改。
【一一】身修而家齐「身修」二字原倒，据阁本及礼记大学乙正。
【一二】王正授政之始「始」原作「时」，据阁本及注文改。
【一三】择稳便有水泉去处据地利修建「水」字原脱，据宋会要兵二八之三三补。
【一四】栈闭盐井「闭」原作「门」，据宋会要食货二四之二九改。下同。
【一五】神宗时「神」原作「仁」，据范太史集卷一八乞留文彦博劄子、长编纪事本末卷九六用旧臣改。
【一六】五年正月上「正」原作「五」，据阁本及上引范太史集注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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