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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全文卷十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灵宫使宋庠屡请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诏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当配何祭。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请循周公严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议：『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称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移于成王也。当仁宗嗣位之初，傥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御史中丞王畴言：『配考之文见于《易》，严父之义着于经，圣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翰林侍读学士孙拚等奏：『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诏从拚等议。
三月，司马光言：『臣闻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况濮王之亲以恩，皇太后之亲以义，其奉养之谨，非特有所加，则无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听断之勤，非特有所加，则无以致治也。』吕诲言：『陛下孝养之礼，臣不得而知之。安亲之道，诚有未至。何则?累圣成业，靡思经缉；邦国大事，都无裁处；献纳之言，尽决帘帷之下，是陛下自处休佚，而置圣后烦劳，得谓之孝乎?』又言于皇太后曰：『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帷宜五七日一御。』
夏四月，司马光言[1]：『前代帝王升遐之后，后宫下陈者尽放之出宫[2]，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费、远嫌疑也。』癸未，放宫人三百二十五人。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诗曰：『方日永，讲读官久待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
五月，上既康复，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廪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太后衣也。
吕中曰：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佑之时[3]，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动中事机，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其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欤。
辛亥，上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对曰：『恐须以渐厘改。』又问：『宽治如何?』吴奎对曰：『圣人治人固以宽，然不可以无节。《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癸亥，宰臣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闰五月己丑，召枢密直学士，知瀛州唐介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面谕介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韩琦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于进退，实系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六月己亥，进封皇子淮阳郡王顼为颍王。增置宗室学官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知太原府陈升之言母老，请扬、湖、越一州，庶便奉养。上以边臣当久任，难于屡易，不许。上谓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对曰：『戡在鄜延已三岁，习边事。』上曰：『延州都监高遵教卒。戡数言其能绩，乞加赠恤。此高琼族子，朕知其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尔。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赖焉?』戊午，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诸王府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进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尤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致。』
秋八月丙辰，入内都知任守忠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及上即位，遂交斗两宫间。司马光、吕诲交章劾之。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丁巳，以上供米三万石赈宿、亳州水灾饥民。
九月丁卯，诏复置武举。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侍讲。吕公着、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诏从之，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又奏：『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终弗听。光又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不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辩，琦谓光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尔。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矣。
吕中曰：庆历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方平曰不可，韩公曰可。治平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温公曰不可，韩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为兵，犹莫之免，良以费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至为寇，何韩公之虑不及张公邪?义勇之刺，其后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何韩公之虑不及司马公邪?曰：『张公、司马公之虑诚是矣，而韩公亦未可深贬也，《石壕》之诗，公盖诵之久矣。彼诚见汉、唐调发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养以为兵，则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乐。公之虑及此，又安得以一时之见尽非之哉?』
《讲义》曰：刺义勇有议。温公曰：『陕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敛农民之粟帛以赡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运粮戍边，恐重为民害。』韩公又曰：『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即唐府兵。收拾强悍，以养为兵，则良民可以保相聚之乐。』非求异也，亦同以国事为念耳。
屯田员外郎、知襄邑县范纯仁为江东转运判官。襄邑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田，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有诏劾纯仁，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释不问，且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纯仁，仲淹子也。
十二月丙午，翰林学士王畴为枢密副使。上尝谓辅臣曰：『畴善文章。』欧阳修曰：『其人亦劲正，但不为赫赫之名尔。』一旦晚御小殿，召畴草诏，因从容谈中外事，语移时。上喜曰：『卿清直好学，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数日，遂有是命。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词头，言：『畴望轻资浅，在台素餐，不可大用。』上以初政除两府，而公辅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责授滁州团练副使，不签书本州事。内侍省押班王昭明为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供备库副使李若愚为泾原路钤辖，令体量蕃情，治其诉讼公事，及有赏罚，则与其帅议，而大事即以闻。各许岁乘驿奏事。后数日，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寔领秦凤内殿承制，韩则顺领鄜延。谏官吕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于监军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员?如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亦不胜其害。况今钤辖寄重，其实已均安抚使之权矣。欲乞朝廷罢之。』御史傅尧俞、赵瞻皆有论列，讫不从。集贤校理宋敏求、直集贤院韩维同修起居注。初，修起居注缺，中书进敏求及集贤校理杨绘。上问修起居注选何等人，中书对：『近例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有才望者。绘第二人进士，今以次当补。』上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诰，岂以次补?』乃命易绘。丁巳，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张徽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知东明县皮公弼权发遣度支判官事。近岁，三司官以次迁而任不久，凡天下财利盈虚出入，虽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迁他职，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事其职。至是，中书奏：请择其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今命徽等，用新制也。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丁丑[4]，赐许、蔡州见钱钞十万贯，令和籴以救饥民。壬午，命供备库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往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淮南路募兵。司马光言：『边臣之请兵无穷，朝廷之募兵无已，仓库之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愿陛下断自圣志，罢招禁军，但选择将帅，训练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不患不足。』
二月辛丑[5]，权发遣户部副使吕公着言：『今京畿诸县及京东西、淮南州军类多饥馑，民有饿莩。凡力役之事，皆宜权罢。』从之。三司使、给事中蔡襄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皇太后垂帘，外人稍稍言襄尝有异议。上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烦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琦等初尚剖解，上意不回，至是，因表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巳闻之。』琦曰：『事出嗳昧。若虚实不明，乞更审察。』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众人传之，便以为实。』欧阳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上曰：『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至和初，公弼为三司使。帝在藩邸，尝得赐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许。至是奏事毕，上曰：『朕往在宫中，卿不欲与朕易马，是时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顿首谢。又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上益以公弼为长者。赐贡院奏合格进士、明经、诸科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翰林学士贾黯对：『天下未尝乏人，顾所用如何尔。』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养育以渐；三、才不求备；四、以类荐举；五、择取自代。
三月辛未，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以尝言中丞贾黯过失辞职。黯奏曰：『谏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时公言，非有嫌怨。且诲为人方正谨厚，臣得与之共事，必能叶济。』诏以谕诲，诲遂受命，因言：『朝廷之事，台谏官不得预闻。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则曰：「已行之命，难以追改」，是执政之臣常自取胜，耳目之官与不设同矣。又闻近日臣僚建议，以先帝临政信任台谏官，所陈已行之事多有追夺，欲陛下矫先帝之为，凡事坚执，不可易行，一缪令进，一匪人倡，言于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动摇。果有之，是欲窒塞圣聪，恐非庙社之福也。』
夏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辛丑，诏：『向命监司、知州荐所部吏岁限定员，本防其滥，不问能否，一切取足，非诏意也。自今务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数。』
五月，资政殿学士陈旭为枢密副使。丙子，权御史中丞贾黯奏：『近者皇子封拜，并除检校太傅。臣按：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今皇子以师傅名官，于义弗安。臣愚以为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并不可带师傅，改授三公。』诏可。
六月辛卯，江东转运判官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权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近制，御史有缺，则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迭举二人，而自上择取一人为之。至是缺两员，举者未上，内出纯仁、大防名而命之。
《讲义》曰：此即仁宗言台谏必由申旨，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之意也。盖谏臣乃人主之耳目，出于宰相之进拟，则为宰相之鹰犬。今也皆由内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于左右之所举，此治平台谏主权所以重也，此治平台谏之争所以激也。
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考之今古，实为宜称。王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已酉，中书又奏：『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甲寅，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纵王珪等议。奏皆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政府言《仪礼》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本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曰：『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
秋七月，枢密使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罢，至二十余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戊寅，亲文殿大学士贾昌朝卒，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从为名臣，及执政，不为善人所与。或以为结宫人、宦官，数为谏官、御史所攻。庚辰，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觐，上谓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备闻始议，公于朕盖有恩者。』彦博逊避不敢当。枢密使张昪判许州。先是，韩琦、曾公亮欲迁欧阳修为枢密使，将进拟，不以告修。修觉其意，谓两人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两人服其言，遽止。及张昪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辞不拜。辛巳，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韩绛权三司使，请以川、陕四路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上叹曰：『众方姑息，卿能独不徇时耶!』诏行之。内诸司吏有干恩泽者，绛执不可。上曰：『朕初不知，当为卿改。』而干者不已，绛执益多，因为上言：『即有飞语，愿得究治。』上曰：『朕在藩邸，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惮谗。宫中所用财费，悉以合同凭由取之。』绛请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始得会计。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民畜产不可胜数。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时正阙失及当世利害。执政大臣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初，学士草诏曰：『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上书其后曰：『淫雨为灾，专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协德交修』。司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东南十有余州，庐舍沈于深渊，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离，捐瘠道路。许、颍之间，积尸成丘。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黑风。今夏疫疠大作，弥数千里[6]。至秋幸而丰熟，未及收获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荡无一遗。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当陛下初得疾之时，外间传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宫之前为陛下叩头祈请，额为之伤，岂可谓无慈爱之心?不幸为谗贼之人交相离间，遂使两宫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于陛下，陛下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皇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谦逊，深自晦匿，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或非才而骤进，或有罪而见宽，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国家置台谏之官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当自察其是非。今乃复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为非，而以他人所言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独取拒谏之名，而大臣坐得专权之利者也。』吕大防言：『雨水为患，此阴胜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夷狄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知制诰郑獬时知荆南，上疏曰：『陛下诏求忠言，将欲用之邪?将欲因灾异举故事而藻饰之邪?敬欲藻饰之，则固无可议者。必欲用之，则宜选官专掌群臣所上章疏，许两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从容讲贯，其可者则熟究而行之，不可则罢之，有疑焉则广询而后决之。群言得而众事举，此应天之实也。』知制诰宋敏求、韩维同修撰《仁宗实录》。
九月辛酉，编纂礼书成，百卷。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司马光言：『窃见陛下将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袭故事，请上尊号。属者暴雨为灾，五稼漂没，陛下正宜深自抑损，伏乞拒而勿受。』吕诲亦言：『陛下思所以应变之实，洪名盛美，抑而弗居。望宣谕辅弼所上第五表批答，宜丁宁训告，以断封章。』上嘉纳之。己巳，策制举人，又策武举人。甲戌，以制科人等着作佐郎范百禄为秘书丞，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为着作佐郎。百禄所对策言：『《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臣愚请因濮安懿王建国为之立长，以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为一国太祖，则神灵享于礼义，人心悦而天意解矣。』清臣，安阳人。欧阳修奇其文，以为似苏轼。及试秘阁，试文至中书未发也，修迎语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则缪矣！』发视，果第一。时同发策者四人，或谓清臣当以《五行传》对所问灾变，当复得第一。清臣曰：『此汉儒说：清臣不能知民间得无疾痛不乐，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则五官不宁。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其异，止民之疾痛不乐者而已。』清臣竟在次等。
冬十月，吕诲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天圣、景佑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缺失，然犹不下十数员。今御史台缺中丞，御史五员，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报罢者八九。谏官二员，司马光迁领他职，傅尧俞出使契丹，诤臣近同废置。自古言务壅塞，未知今日之甚也。』
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
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知制诰范镇知陈州。初，镇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镇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欲罢镇内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而有是命。或曰：『镇与欧阳修雅相善，及议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间为上言镇以周公待琦，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镇坐此出。上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辛巳，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上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上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而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是月壬戌，即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韩琦饰非傅会，曾公亮、赵概苟且依违。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于上。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庶几群疑可释。』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诲等因激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
吕中曰：人之言曰：『濮邸有议，当以称亲为非，称伯为是。』愚谓称亲固非矣，称伯亦未安也。程子曰：『为人后者，谓其所后者为父母，而谓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义；生人之大伦，不可得而废易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礼，既降其服以正统绪，然不以正统之亲疏而皆为齐衰，期以别之，则所以明其至重而与诸伯叔不同也。』观程子之言，则欧阳修称亲之义，其失礼固已甚矣，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礼，乃欲事以高官大爵，但如期亲尊属故事，则亦非至当之论也。要当揆量事体，别立殊称。若称曰皇伯父、某国大王，而使其子孙袭爵奉祀，则于大统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极尊崇之道矣。
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未尝预闻朝政，岂当复降诏令，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过。且三代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奉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寝前诏，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知休宁县。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今骤用之，适足累之也。且近例当召试。』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三月己未，彗星晨见于东壁，长七尺许。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尧俞等终求去，乃以尧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马光言：『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特发宸断，召见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不从。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伏望圣慈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辛巳，彗昏见于昴，如太白，长丈有五尺。壬午，孛于毕，如月。
夏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纪传之体，文字繁多。窃不自揆，尝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诏从之。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刘邠代之。司空致仕宋庠卒。庠自初执政，遇事辄分别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资忠厚，尝曰：『逆诈恃明，残人矜才，吾终身弗为也。』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自逵始。于是知制诰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庙堂。』弗听。或以咎韩琦，琦曰：『故事，西府当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倾邪，故以逵当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张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复故事。』上督其人，无以应，乃遽用逵。知谏院邵亢、御史吴申、吕景交章论逵『黠佞小才，岂堪大用?』不报。
五月，诏：『在京文臣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观察使以上每岁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二人，今后并罢。』是月，彗行至张而没。彗之未没也，言者多以为忧。或告韩琦，琦曰：『借使复有一星出，欲何为乎?』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赠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安石游，而安石亦愿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吊，洵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略曰：『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张方平尝论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吕中曰：司马温公尝叹先见不如吕献可，然献可疏安石于参政之时，不若吴奎、唐介已见于熙宁初召之日。吴奎、唐介见于熙宁，又不若苏老泉见于嘉佑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诸公知之，仁祖先知之矣。盖安石之法可以用之一县，而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备侍从献纳之选，而不可以为参政宰相者也。
壬子，改清居殿曰钦明，召直集贤院王广渊书《洪范》于屏，谓广渊曰：『先帝临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无为。朕方属大事，岂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访广渊先儒论《洪范》得失，广渊对以『张景所得最深』，遂进景论七篇。明日，复召对延和殿，谓广渊曰：『景以三德为驭臣之柄，尤为善论。朕遇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刚断。此屏置之坐右，岂特《无逸》之戒也。』
秋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刘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八月已亥，龙图阁直学士吕公着知蔡州。公着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敦谕，又数令公着兄公弼劝之，公着起就职。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九月，皇城司尝捕销金衣送开封府，推官宝卞上殿请其狱，会有以内庭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销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谓此尔。』诏卒如卞请。是月，夏国主谅祚举兵寇大顺城，又寇柔远寨，谅祚中流矢遁去。鄜延经略安抚使陆诜言：『朝廷积习姑息，故虏敢狂悖，不稍加诘责，则国威不立。』即止其岁赐银帛，牒宏州问故，而谅祚果大沮，乃报言言：『边吏擅兴兵，行且诛之。』
冬十月丁亥，诏：『今礼部三岁一贡举，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同签书枢密院事郭逵为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兼权判渭州。自吕余庆以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其后见任执政无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签书枢密院事出镇。甲午，诏宰臣、参知政事举才行士可试馆职者五人。先是，上谓中书曰：『水潦为灾，言事者多云不进贤，何也?』欧阳修曰：『近年进贤之路太狭。』上曰：『如何?』修曰：『往时入三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谓三路?』修曰：『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时进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试馆职，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而第二人以下无复得试，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之即召试，今止令上簿，候馆阁缺人与试，是荐举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臣所谓进贤路太狭也。』上嘉纳之，故有是诏。于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所举蔡延庆、夏倚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试。
十一月戊午，上不豫，至十二月。先是，上久服药，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上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辛丑，上疾增剧，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上颔之。琦请上亲笔指挥，上乃书立大大王为皇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上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即召学士草制，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上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因请进笔。上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之，上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上既用辅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
丁未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大风霾。丁巳，上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
二月，龙图阁直学士韩维陈三事，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施设自身有先后。惟加意谨重。』上嘉纳焉。
吕中曰：宽仁之主常失之不为，刚果之君常过于有为。是时安石未召也，而维之言及此矣。观仲淹在庆历之时，独以为事有先后，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况当神宗有锐然必为之志乎!壬辰，手诏曰：『朕尝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可诏有司革之。朕恭承遗旨，敢不遵行?下中书门下议，降诏有司，以发扬先帝盛德。』于是令陈国长公主行见舅姑之礼，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行见舅姑之礼自此始。
三月，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王陶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陶入对便殿，上引《书﹒咸有一德》谕陶曰：『朕与卿一心，不可转也。』问以时事，陶请谨听纳、明赏罚、斥佞人、任正士。复转对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勤农桑，先俭素以风天下，限年艺以汰冗兵。权知贡举司马光等上言：『所考试合格进士许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经、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诏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同出身，明经、诸科第一、第二等并赐及第，第三等赐同出身。敕下贡院放榜。壬申，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知亳州。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同，修未尝不力争，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既出守，遂连六表乞致仕，不从。修年才六十也。癸酉，枢密使、礼部侍郎吴奎参知政事。奎入谢日，上尝语以追尊濮王事与汉宣帝异。奎对曰：『然。宣帝大臣所立，岂同仁宗能以义立?先帝追尊事诚牵私恩。』上深然之。又言：『此为欧阳修所误。』奎对曰：『韩琦于此事亦失众心。』他日，奎进言：『帝王所职，惟在别判忠邪，自余庶务，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则自治矣。』
闰三月甲申，夏国主谅祚遣使来献方物，谢罪。诏自今馆职试论一首、策一道。庚子，诏布告内外文武群臣：『若朕知见思虑之所不及，至于朝之缺政，国之要务，边防戎事之得失，郡县民情之利害，各宜直言，抗疏以闻，无有所隐。』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屡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一朝，召不起，或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宜膺大用。不敢欺罔。』吴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局，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癸卯，诏王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庆历中，尝诏宰臣贾昌朝：凡军国机务及沿边兵马事，知州、钤辖宜同枢密使陈执中参议。自后寝废，至是复之。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吕公着并为翰林学士。光累奏固辞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遣内侍强光受诰，光拜而不受。诏趣光入谢。光入，诏以诰置光怀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上问王陶曰：『公着及光为学士当否?』陶曰：『二人者，臣尝论荐矣。用人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夏四月，殿中丞唐淑问为监察御史里行。上谕曰：『朕以家世用卿，卿当谨家法。人臣病外交阴附，卿宜自结主知。比言者尚抉剔细故，以为能浊乱人聪明，无益也。论事必务大体，乃为称职。』淑问，介子也。先是，诏陕西沿边宣抚使郭逵赴阙。御史中丞王陶斥逵乃文彦博之走吏，范仲淹之弄儿。上初许罢逵，寻复止之。以手札谕陶等曰：『先朝用逵，今遽罢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过。朕宁负暗于知人之责耳。』辛酉，诏内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学士丞旨张方平、学士司马光详定利害以闻。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佑编敕》，常朝日，轮宰臣一员押班，寻常多据。引替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伏乞明降指挥。』中书不报。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专恣等事为谕，其略曰：『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仪之礼，重若丘山。』
吕中曰：有权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其心实弄。天下之人恶权臣之专，重臣亦不容其间。夫权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无。徒见其外而不察其中，见其皆侵天子之权，而不察其所为不类，亦过矣。国家置台谏以察政府，固所以防权臣。然韩琦之在当时，乃重臣，非权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陶遽劾其专权，何哉?
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丁卯，光入对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诰已进入，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坚请绌陶于外，上不许。请复授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送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去位，奎即具奏曰：『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螣孽生，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今乃挟持旧恩，排抑端良，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非是始于二臣。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典布四体。臣辄违制旨，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称疾乞罢。上封奎札子以示陶，陶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台。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庚午，上批付中书：王陶、吴申、吴景过毁大臣。王陶知陈州，吴申、吴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知青州。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光复奏：『外议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盖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臣愚欲陛下且留奎在政府。』上不怿。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辛未，公亮入对，恳请留奎，上许之，使复为参知政事。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他，欲起坚卧者耳。』坚卧者，盖指琦也。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琦固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抗?』琦不从。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臣蒙陛下委以风宪，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仁宗时，臣初为谏官，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愿陛下勿以为迂阔，试加审察。』
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从翰林学士王珪、范镇之荐也。英宗初立，唐英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谓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公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珪、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乙巳，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以翰林学士吕公着兼宝文阁学士，右司郎中邵必为宝文阁直学士。先是，公着与必同编集仁宗御集藏宝文阁，故因授以此职。御史吴申言：『乞自今内外官并令久任，非经三载，不得迁移，以合尧舜考绩之法。』
六月己未，遣官于永泰、景阳、通天、安肃四门赈济河北流民米。司马光言：『如此处置，欲为恤人之名则可矣，其实恐有损无益。』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亦以为言。乃诏四门给米尽六月止，仍晓谕以河北近得雨，令归本贯，不愿归者勿强。又令河北转运司约束州县，倍加存恤。同知谏院傅卞为宝文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赵拚知谏院，既见，上谓曰：『卿匹马入川，以一龟一琴自随，为政简易称是耶?』人言拚独处室中，惟有一龟对之，效其服气故也。前此自蜀还者多历省府官，大臣以为言，上曰：『用拚为谏官，赖其言尔。傥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拚献疏言任道德、委辅弼、别邪正、去侈心、信号令、平赏罚、谨机密、备不虞、勿数赦、容谏诤十事，又言：『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马默皆骨鲠敢言，久谴不复，无以慰缙绅之望。』复论五费，谓宫掖、宗室、官滥、兵冗、土木之费，多见纳用。辛未，诏逐路转运司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欲望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役法之议始乎此。陕西转运使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令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御边五利，一曰任将帅以制其冲，二曰亟攻代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称善，尝置诸左右。上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招纳者，是日召向入对，凡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知汀州周约进桐板二片，其木成文，有『天下太平』四字。赐奖谕，付史馆。乙亥，御史张纪言：『近岁以来，百司庶务，多禀决于中书。臣谓政府不当侵有司之职，有司亦不当以细务汨政府。』诏中书、枢密院应细务合归有司者条析以闻。后中书具三十一事，枢密院具六十二事，皆归之有司。
秋七月戊寅，御史张唐英言：『河北安抚使陈荐乞留知磁州程珦再任。夫进能退否，使者之职。然不加考察则贤否混淆，臣愿下荐具珦治状而任之，庶不失实。』中书言：『荐曾言珦廉勤而刑狱详平，此为实效。』遂如荐请，令珦再任。庚辰，翰林承旨张方平等言：『本朝典礼循唐之旧，真宗、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请以英宗配。』诏恭依。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司马光疏言：『居简性资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从之。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司马光累劾居简，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吕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愿择其重者。』光因曰：『凡左右之臣，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乙未，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惠卿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丙午，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之邵为曲水令，岁饥，转运使以轻薄绢高其贾，使县配卖。之邵言：『县有户九千六百，而役于公者二千五百，可耕之田无几，不可以重困之。』拂转运使意。及上书，不报。之邵曰：『吾不可仕宦。』乃以太子中允致仕，退居十五年，卒，年五十五。司马光曰：『吾闻志不行，顾禄位如锱铢；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今于之邵见之。』
八月丁未朔，太白昼见。辛亥，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愚，切以为非宜。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邪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初，张方平、司马光等受诏详定内外所上封事。既奏，上又令中书参议。光对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决行之。』上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询刍尧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上曰：『如有言无行何?』光曰：『然不知言无以知人，要面询，仍试以事，则真伪自辨矣。』癸亥，诏：『详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商量不同或难行者，可召详定官赴中书问难，令述利害以进。』己巳，京师地震。上谓辅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对曰：『天裂阳不足，地震阴有余。』上曰：『谁为阴?』公亮曰：『臣者君之阴，子者父之阴，妇者夫之阴，夷狄者中国之阴，皆宜戒之。』吴奎曰：『但为小人党盛耳。』上不怿。
吕中曰：国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犹一阳之复而渐进于正阳之月也。自熙宁以至靖康，犹一阴之姤而渐进于纯阴之月也。熙宁之初，其阴阳升降之会欤?曾公亮因地震之变而进阴阳之说，愚以为小人之阴、夷狄之阴，皆胚胎于此矣。
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是月，判河阳富弼上疏曰：『帝王都无职事，惟别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职，岂尽烦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谓大臣者，不使小人参用于其间，则千官百职，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谓所采既广，便望所得必多。其间当防奸诈小人惑乱圣听。奸谋似正，诈乱似忠，疑似之间，不可不早辨也。』
九月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英之舞》。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上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实高出于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上谕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称谢。擢琦子忠彦秘阁校理，端彦为光禄寺丞。琦乞令忠彦赴试而命之。吕公弼为枢密使，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诏，上手诏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而又善以多为少，意博辞寡，虽《书》训诰，无以加也。』赵拚为参知政事。拚尝密奏：『臣僚有被谤于外，始疑而终释者；有诡说于前，初惑而卒明者。愿陛下察其言，观其行。敢有挟情论奏，怀谖罔上，屏之远方，罪在不赦。』手诏曰：『卿政事之余，能时以经义启沃，苟非博达治理，诚节内固，何以臻此指意?泛远罔究，所谓药非瞑眩，厥疾弗瘳，宜不惮烦，悉陈覼缕。』拚复具奏，上嘉纳之。三司使韩绛、权知开封府邵亢并枢密副使。先是，薛向、种谔言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光曰：『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光曰：『钱谷诚知之，边事则未知也。』又言张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贪猥。上曰：『有何实状?』光曰：『请言臣所目见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执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趣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与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迳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也。』癸卯，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权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材下，其言不足采。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乞尽令检取言方平章奏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告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着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缺，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着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敕直付阁门，趣光等令受。公着亦具奏：『朝廷既以臣言不当，当显行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他日登对，上独留公着，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尝谓公着曰：『光方直如迂阔何?』公着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
冬十月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先是，种谔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以故首领嵬名山者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庚申，入绥州。壬戌，入银州。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谔寻得罪去。权发遣秦州李师中言：『夏人方入贡，徒起衅端，无益于事。』
十一月丁丑，文彦博等曰：『诸路帅臣、转运使职任至重，一道惨舒系焉，所宜审择其人，久于其任。』又曰：『两府堂陛之重，亦当久任，使其下不能倾危，乃可立事。』韩绛曰：『汉王嘉以为二千石尊重，难危乃可使下，况堂陛之势也。』戊寅，诏令御史台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转对。丙戌，手诏曰：『故事，二府初拜，各举所知者三人。自今宜各言其人才业所长，堪任何事，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韩琦判相州。上谕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暂往相州，却来永兴经抚西边。丙戌，改命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手札，趣令治装。琦即奏曰：『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已而种谔擅取绥州，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赴兴灵。帅臣肆意妄作，取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难，但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丁亥，诏：『宜令天下州军各上所辖县令治状优劣，其条约令考课院详定以闻。』乙未，诏令内外两府、两制、文臣三司副使[7]、武臣正任以上、台谏、诸路监司于京朝官、使臣、幕职、州县官内各举所知二人，见任两府三人。或耻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废周行者，咸以名闻。』己亥，新知澶州向传范改知郓州。谏官杨绘言：『传范后族，不当领安抚使，无以杜外戚侥求之源。』上曰：『谏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干请也。』绘又尝言：『宰相不当用其子判鼓院。』上谓滕甫曰：『鼓院传达而已，何与干事?』甫曰：『人有诉宰相者，使其子传达，可乎?且天下见宰相子在是，岂敢复诉事?』上悟，为罢之。上谕枢密院曰：『近有投匦者言：知永宁军魏康用公使钱兴贩收利。』因咨嗟久之，曰：『何以使官尽得人?』文彦博曰：『朝廷择转运使，转运使检察州县吏，则庶几得人也。』邵亢曰：『政治之本，在于得人。若官得人，虽无法，事亦自举；苟非其人，虽法密，无补于事。』上曰：『将帅最难得人。唐三百年中，惟一郭子仪耳。』又曰：『汉元好儒，而史称孝元之业衰焉，何也?』亢曰：『汉元之患，在优游不断，不在好儒也。』
十二月丙寅，手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其具为令：提点刑狱岁终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检察，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是月，韩琦至长安。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诏琦度其可弃可守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贼今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将求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耻于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乃诏绥州如琦议。
校勘记
[1]司马光言 按，此札子奏于嘉佑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见《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七。《长编》卷二○一『司马光言』前有『先是』二字，是。
[2]后宫 原脱『后』字，据《长编》卷二○一、《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七《放宫人札子》补。
[3]庆历 原作『庆佑』，据文意改。
[4]丁丑 原作「辛巳』，据《长编》卷二○四改。
[5]二月辛丑 原脱『二月』，据《长编》卷二○四补。
[6]千里 原作『十里』，据《长编》卷二○六、《司马公文集》卷三十四《上皇帝书》改。
[7]文臣 原作『文武』，据文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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