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师道序_战国策（汉）刘向

吴师道序

　　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愚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缪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学莫善於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又其所引书，止於淮南子、後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监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监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後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訑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

　　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川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後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

　　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予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後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取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愚何择於鲍氏哉！特寡学謏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国策之书，自刘向第录，逮南丰曾氏，皆有序论以着其大旨。向谓战国谋士，度时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讥之，以为「惑流俗而不笃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贤之法，而终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於天下」。其论正矣。而鲍氏以为是，特求其故而为之说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恶兼书，初无决择，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违，若之何置之？鲍之言，殆後出者求备邪？

　　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唯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慷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闻孔氏之徒，其存者仅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详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恶兼书，而圣人之心，则欲寓褒贬以示大训。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夸从亲之利，以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厕雅於郑，则音不纯；置薰於莸，则气必夺。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君子所以举而谓之邪说者，盖通论当时习俗之敝，举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读书志，列於纵横家，亦有见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义士之行，不系於言者。而其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曾氏固已言之，是岂不知其为史也哉？

　　窃谓天下之说，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书也，考事变，究情伪，则守益以坚，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书也，见其始利而终害，小得而大丧，则悔悟惩创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尝知是书，而其心术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然则所谓明其说於天下，为放绝之善者，讵可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