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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记

　　这祗能说是由於兴趣的关系，对於文献丛刊的每一本书，至少我都通读过三遍以上；有时，甚而至於整日伏案校对。在我前此所校读过的文献丛刊中间，这本蓝鼎元着的东征集，可说是我最为「欣赏」的。因此，不惜「画蛇添足」来写这篇後记。

　　按东征集一书，是清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事变时蓝鼎元从统帅蓝廷珍运筹帷幄时所着；书中的言论见解，与其说是蓝廷珍的，毋宁视为蓝鼎元的。因此，我的後记，有些地方，亦即视蓝鼎元作蓝廷珍。

　　我「欣赏」东征集并非因为这本书在「文献」上有何特殊价值，这是历史或考据方面的事情。我是佩服二百三十余年前着者识见的远大，使二百三十余年後的读者看来，犹有亲切之感。至其文字的晓畅明达，绝无斗方名士舞文弄墨的积习，犹其余事。王者辅谓：『古人原未尝有意为文，说理谈事如家常告语，其胸中有恻隐羞恶，真性情流露行墨间，则为至文。今人雕肝琢肾，句造字锤，有藻绘而无义理，有浮华而无神气……』；蓝着则『词不尚浮夸，而论切乎人情物理』。乃属至论。

　　以下试按原书次序，就其内容择要一言我的「读後感」。

　　（一）朱一贵事变一经发生，着者闻变上书满制府，主张『当即命将出师，星夜进讨』，毋俟『奏报请旨』；同时又请制府『疾驱南下，驻劄厦门』，督师筹饷。且谓『棨戟一临』，『群疑自息』；『愿执事假某水陆万军、舳舻三四百艘，请乘长风破千里浪，为执事一鼓平之』。成竹在胸，气象万千；『七日平台』，岂偶然哉！制府原令『统兵向南路打狗港攻入台湾』，他则『以为宜聚兵中路，直攻鹿耳门』；又他一到台湾，未得施提军之许可，即已『大书文告』，『止歼巨魁数人，余反侧皆令自新，勿有所问』。凡此，在军事行动上，其人如无相当的见识与担当，都是不易做到的。

　　（二）一言其料事的正确。其『檄外委守备陈章抚擒逸贼』谓：陈福寿、刘国基、薛菊等『大抵在九姜、阿猴林左右，不然则在大崑麓以下，极远不过郎娇』；『遣谍踪迹，无不得者』。『果在郎娇招抚刘国基、薛菊，又在观音山招抚陈福寿，不出两月，先後俱到』。其『檄南路营进兵阿猴林』谓：『接访事差弁密报，阿猴林有贼数百人，在彼竖旗作孽，系伪国公江国论为首』；但他认为『安所得数百人而附之』？『当日发兵剿捕，果无见贼，止是系旗林木中，而江国论……遁回北路，亦即就抚』。诸如此类，随处可见，未遑枚举。最可称道的，是『料三林逸贼逃归内地请移广省擒捕』一事。盖有『内山余孽，从三林港焚汛夺舟，逸入於海』；『经遣水师弁兵飞驾哨船分南北二洋追捕，杳无踪迹。兹闻其逃入内地，在青水沟劫坐商船，至铜山洋面又夺坐小渔舟，舍商船去』。他乃断定『铜洋换舟，贼不在远；其归宿必於潮界，大抵於樟林、东陇、鸿沟、澄海之间弃舟登岸，决然而无疑者』。故『请移檄广东督抚会潮州镇道府县密行各乡社查缉』；而果『於各家卧榻内逐一系来』，计『获刘国华、邱阿路等五十七人』。『此等心思，岂人所及。古称料敌如神，不是过也』。

　　（三）一言其处事的精细。其『檄下加冬李守戎』文，谓『阅诸罗令申文』，『据乡保长廖督等禀称：贼庐五间，内积米粮百余石，……传令焚烧』；进而追问：『所称贼庐五间，是否新造？抑系久居於此？每庐深广几丈尺？能容人众几何？锅灶几何？碗箸食饮之具可供几人？庐中粮食实在屯积多少？是粟是米？果否一尽焚烧？抑或兵丁乡壮尚有取携而去？……』，乃着『逐一开明备细，据实报知』。盖欲『因此以卜贼人多寡出没之数』，非於部属有所苛求也。再如『檄淡水谢守戎』文，嘱该弁罗致『能通番语』之大鸡笼社夥长许略等四人，『待以优礼，资其行李餱种之具，俾往山後采探，有无匪类屯藏岩阿，穷极幽遐，周游遍历』；『更选能绘画者与之偕行，凡所经历山川疆境』，一一为之图志。『自淡水出门，十里至某处，二十里至某处，水陆程途，详纪图上，至蛤仔难接卑南觅而止。百里、千里，无得间断，某处、某社、某山、某番，平原旷野，山窝窟穴，悉皆写其情状，注其名色。使台湾後山千里幅员，一齐收入画图中，披览之下，了如身历』。『重赏酬勳』，『无所吝焉』。由上二事，足见其他。

　　（四）一言其负责与敢言。其『复制军论筑城书』，制军命令筑城『但住官兵，不用议及民居』，他则复称：『设兵原以卫民，……似未可但护兵丁，而置其余于度外』；『虽不能多及民居，亦当合文武衙署、仓库、监房包裹在内，乃可战可守，可以言城』。他『与制军再论筑城书』，说得更加透澈：『夫设兵本以卫民，兵在城内，民在城外，彼蚩蚩者不知居重驭轻之意，谓出力筑城卫兵，而置室家妇子於外，以当蹂躏，……论理宜包罗民居为是』。『宪谕以挖濠之土，不灰不砖，而成五尺厚、二丈高之墙』；他则认为如此『万万不能牢固』。又宪谕『内外两重植立，以沙土实其中，复用厚板盖顶』：他则认为：如此『所需之木，何啻山积，虽暂时亦堪守御，而历久终归朽蠹』，惟有『沙灰土三合筑墙之寨，此则可行』。他说『不为则已，为则必要于固』，『不可苟且涂饰』。又说：『权宜而用土木，偷安止在目前，劳民伤财，不能经久』。他像这样顶撞制军的话，每每有之；尤可注意的，是『复制军迁民划界书』。『宪檄台凤诸三县山中居民，尽行驱逐，房屋尽行拆毁，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断，不许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为界，凡附山十里内民家，俱令迁移他处；田地俱置荒芜。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筑土墙高五、六尺，深挖濠堑，永为定界。越界者以盗贼论。如此则奸民无窝顿之处，而野番不能出为害矣』。此一『宪谕』，真是『食肉者流』想入非非的『天方夜谭』；他乃『层层剥入，步步逼紧，直令一辞莫措』，洵非易事。如果换一『但知奉命惟谨、不惜从中渔利』之人，执行起来，遗害之深，岂堪设想。其『论旧兵停饷撤回内地书』，宪檄以旧兵『二千余名，糜饷不赀，且昔日在台，……不能效死，腼为贼民，宜一切革去名粮，逐回内地。见今冬饷，即为停止』。他竟『封还宪檄』，并请『再为熟思』。其『论征台壮丁停饷归农书』，亦『淋漓畅快，足令当局者通身汗下』。其『请班师书』，居然敢请制军『将前後密差在台采访弁员，悉为撤回；一切地方事宜，惟台道府县是问』。他说：『彼职司民社，担负在肩，治乱安危，事关切己，未必皆视隔膜，不如差弁之尽心。且平日读书明理，阅历世务，未必俱皆暗昧，不如差弁之聪明。……窃谓鹰犬止可以猎狐兔，不宜他有所用。勿论此辈把持不定，利欲薰心，所言未必皆实；即使矢念不欺，难保其不为人欺』。真是慨乎言之。

　　总而言之，着者的见解是「高人一等」的。如时方盛议『划界避番』，他则主张『以杀止杀，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抚之使顺』。即其纪游诸篇，亦有经济存乎其间，绝非一般消闲之作。

　　周宪文於惜余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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