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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巡台退思录是刘璈分巡台湾时各项公牍的汇录，共计一百十四篇（每篇依次编号，凡一百十四号；以下引用原文，只记号数，不录篇名）。其中只有「开山抚番条陈」作於同治十三年秋；因为年代较早，所以列为全书的第一篇；其实不是他巡台任内的文字。除此以外，其一百十三篇，都是他做台湾道台任内的文稿。这些文件所载的年月，始於光绪七年九月，迄於光绪十年八月，计共三年。据连雅堂台湾通史刘璈传，璈为刘铭传所劾，奉旨革职、查办、定罪，系在光绪十一年夏间。然则自光绪十年秋到次年夏，还有半年多的案卷没有编入退思录。
这部退思录都是原始的文件，其在史料上的价值自然不是任何转手的叙述所可比拟的。就这些资料的内容来说，有关於「开山抚番」的，有关於「匪乱械闘」的，有关於「税厘煤务」的，有关於「军事海防」的，还有关於文教和外交的。为时虽只三年，然而我们从这些资料上却可以窥见台湾在建省之前的一切情况。
现在且把从这部书里看到的若干事实和若干意见，择要加以叙述，藉供读者的参考。
先说「开山抚番」之事。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收入清代版图，到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刘璈莅台，已有二百年之久了。垦抚事宜，如果认真经营，而且办理得法，何至山後尚为弃地？何至仍视「生番」为化外之民、非中国政教所能及？过去所以全无实效可言，刘璈说得很清楚。他说：
『前之侈谈开抚者，耗费何止百万？亦因漫无章法，徒事敷衍，卒至有名无实利少害多，可为殷盐』（八○）！
『甲戌，琅■〈王乔〉之役，倭人藉名征番，意在侵地。经沈文肃恪遵朝命，创「开山抚番」之举，为抽薪止沸之谋；弭患已萌，具有深意。适以继起无人，办理又不得法。名曰「开山」，不过鸟道一线，防不胜防，且有旋开旋塞者。至今地多旷土，兵民无所凭依。名曰「抚番」，不过招番领赏。滥赏何益？且有旋赏旋叛者。至今杀人如故，番民格格不入。以致「开抚」踵事虚糜，有名无实』（三三）。
刘璈不仅洞烛以往的错误，还有极正确的「开山抚番」理论。他说：
『欲垦番地，必先开路；欲开路必先抚番，此一定之步骤。断未有不先抚番而能开路、垦地，使番民日久相安。亦未有徒恃兵勇、民勇强紮番地，刑驱势迫，而可抚番者。非番不受抚，而抚之不得其人则甚难；诚得其人、得其法，该番未有不受其抚者。番既受抚，斯路可得开、地可得垦，民与番皆得有利无害矣。然所谓受抚者，非徒如滥使通事混招各社番众，突来领取红蓝布疋酒食而去，遂谓之已
抚也』（八○）。
他又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具体的办法。我们一读他在同治十三年秋所作的「开山抚番条陈」，便知他对台湾的垦抚事宜早就成竹在胸。只可惜当时没有照他的办法施行，以致迄无实效。他在分巡台湾任内，当然注意此事。他对属员们的指示，都非常高明。他说：
『内山地方，鸿蒙初辟，在山番众，犹有结绳之风。教之者第一先通语言，次则日用浅近文字。然语言不通，文字亦无用处。向来教之者不从实事着想，聚深山之野人，与之讲道论德。在官方谓化民成俗，在番不过如诵佛氏伽那，有何益处？无怪番社头人视学童就学为苦境。应将各旧学一概裁改，以顺番情』（八二）。
他主张『另选精通工艺之人，教以工作暨浅近语言文字』。至於工艺的传习，他说得更具体。他说：
『今教番童，只有雇匠教工。……即伐木、解板等事，若无教习专其事，通事、社丁未必视为正事。……惟就学话番童，每日学话一句之後，尽其闲空，教以手艺，免至饱食暖衣，养成游惰。拜跪虚文，番社无用，即令学作解板、编藤、耕种等等粗工，有何不可』（七九）？
他乾脆的以对番童讲论道德为无益，而令其先学土话与官话，次及日用浅近文字；又以跪拜虚文为无用，不如教以手艺，使具谋生的技能，这是何等切实的见解！
刘璈虽以开山抚番为治台第一要着，同时他对此事也很用心思，拟有具体的方案。然在当时那种因循沓泄的风气之下，地方当局浑无远谋，竟将「开抚」之事奏请停办了。在刘璈看来，这是十分可惜的。他说：
『议者以台湾自办开山抚番，十余年来，伤人逾万，糜饷数百万，迄无成效，以致奏请停办，意在节流。乃不推究於办理非人，又非其法。徒谓「开抚」无益有害，遂竟上停办之议，亦未免因噎废食，未知台事底细耳』。
『抑知事在人为，如果得人，不特山前已开地方可望整理；即山後山中似辟非辟、未辟各区，垦务、矿务、材木、水利等项，皆利源所赖。开办得法，则农工番渔皆足寓兵，亦皆可筹饷。始费虽钜，不十年间定可次第收回。其十年外之利赖，正自无穷，所谓始事难者终必易也』（一○五）。
「开山抚番」之事，过去经营既鲜实效，於是影响到台湾的治安。所以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台以後的二百年间，台湾所发生的大小乱事，几乎不胜枚举，致乱之由，固然很多，而「开抚」工作之因循无成，也是一大原因。刘璈说：
『匪之得以漏网稽诛者，无非恃内山番社为渊薮。聚则为贼，散则为民。迭次扰害闾阎，类皆猝然麇至，莫从抵御。比营县闻报往捕，兵少则明目张胆，逞凶抗拒；兵多则窜伏山岩，不知所之』（三八）。
从他的这一段叙述，便可证明「开抚」和「匪乱」的关系之大了。
次说台北的煤务。自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太平天国灭亡到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甲午战争发生，这三十年间，我们通常称之为自强运动的时代。自强运动也叫做洋务运动。所谓洋务，就是模仿西法，尤其着重於枪炮轮船的制造。煤是推动机器的原动力，所以用新式方法来开采煤矿也属於洋务的范围，台湾官营的煤矿就是在这洋务运动的潮流里举办的事业之一。
台北煤局是光绪元年奏请开设的，但在刘璈就任台湾道之前，却已弄得赔累不堪而亟待整顿了。刘璈於光绪八年二月着手整顿。退思录中所收关於整顿煤务的公牍和议论，计有二十三件之多。从这些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出其时台北煤务的情况之坏，真是达於极点。
刘璈查核煤局上年十二月分的报册，发现该局「随处虚耗，任意报销」。在他呈报查核结果的文件中举出左列许多确凿的事实：
『官炭化总，总炭化粉，此情理中事也（按当时煤炭出井，大块的占十分之四，称官炭；中块的占十分之三，称总炭；细碎的亦占十分之三，称粉炭）。今册内官炭既耗，总炭不加；总炭既耗，粉炭不加；而粉炭且转有失耗。究不知耗归何处？八斗（地名）以总炭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余石起解，基隆只收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余石。十余里间，少去三千三百余石，已属不解。而八斗以粉炭九千零一十石起解，基隆仅收粉炭三千四百三十石，竟少去五千五百八十石！基隆收发之时又各有失耗，大较又去一成之谱。既减成色，复失斤重，一转移间，一月之内，耗至八千余石之多，揆之於理，殊欠圆通。又工匠人等，听烧官煤月至数千百石；洋人三名，月烧官煤九千斤；路旁三灯，月烧官煤四万斤。其间不应滥支之处，不可胜数。此煤斤滥耗之情形也』。
『至其银钱数目，挖煤工价，浮於所收之煤至三千四百余石。车运之价，亦难实按。既有杂作之工，而杂作仍开报销；既有包估之工，而匠工仍开月饷。挂名冒号，重台叠阁，不可胜数。如传话家人，每日工价洋一元，小建二十九日开支至三十二元。……通事之外，更有通事；医生之外，复设医生。……勇走信，又给脚钱；马数匹，夫至十一名。此外无有名色可安之人，又复不少。种种糜费，悉难枚举』（九）。
像这样的滥耗煤斤和浮支银钱，实在骇人听闻。管理方面既如此腐败，台北煤务焉得不「有绌无盈」，而成「台湾一漏卮」呢？虽经刘璈拟订条规，认真查核，甚至屡次惩办舞弊人员，终究是积重难返，似乎很少进步。到光绪九年四月，便打算换人去接办矿务，此後也就不见有关煤务的文件了。
办理不得其人，以致滥耗浮支，固然是造成台北煤务败坏的原因，而销路之不畅，更为台北煤务的致命伤。关於台煤因销路不畅而致囤积折耗的情形，刘璈有一篇「囤折论」（二三）说得很详细。台煤何以滞销呢？他在「筹销论」（二四）中说出「地与商」的两大原因。同时他还在这篇文章里主张用「包商」制度来作为唯一的筹销方法。其实他所指出的两个滞销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他所主张的筹销方法也不是彻底的方法。
按同光时期所办的洋务，在上海有江南制造局，在福建有马江船政局，在天津有机器制造局。这都是中国海防的初步建设。煤矿之开采也是应海防之需要而必办的事业。当光绪七年开平矿务局成立的时候，李鸿章就曾说道：『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各局用煤，不致远购於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外人所把握，亦可免利源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刘璈也曾追述台湾开采煤矿的缘故。他说：
『夫台北开煤，以中国海隅旧无大矿，驶船造器，动向外洋购煤，外人屯货居奇，独持利柄；且又觊觎基隆之煤，欲以中国所产还取中国之利。……故议以为中国之煤，中国自行开采，供中国轮船之用』（二二）。
从李、刘二人的说法，可见煤矿与海防的关系之切。开平矿务局的设立，目的在於供应北洋方面的用煤。南洋方面的用煤，自然有赖於台湾的供应了。若以年产百数十万石的台煤来供应江南、马江二局以及兵商轮船之用，决不会供过於求。可是事实上台煤『除船政局搭销少许，各轮船销亦无多』（二○）。又据刘璈的调查，日本、英、美各国的煤销於上海、香港各口的凡数十倍於台煤。单以上海一口而言，光绪七年就销英煤一万八千吨、日煤四万八千吨，台煤却只销了八千吨。那麽当初倡议开采台煤，既然在於供给中国驶船造器之用，免得动向外人购煤，何以在开办之初，不作通盘筹划，规定各洋务单位之间的联系呢？假如台北煤矿自始就和江南、马江二局以及其他如招商局之类的机构取得联系，则根本不致发生所谓「地与商」的滞销原因，更不会囤积折耗而陷於绝境了。足见无计划的经营是台北煤务失败的主因。
再次说到海防。中国在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相继失败之後，渐渐知道海防的重要。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军侵犯台湾，清廷一面令船政大臣沈葆桢督师入台，一面由总理衙门和日本交涉，形势十分紧张。事情了结之後，中国鉴於日本野心的可怕，不但加紧筹办海防，同时还重视台湾的防务。
经过七、八年的经营，台湾的防务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兹就退思录中看到的事项作一概括的叙述。
（一）格林炮队：这个炮队，系因台湾筹办海防，买了格林克鹿卜（亦作格林克虏）洋炮二十四尊和里明东後膛洋枪一百二十九杆，挑选一百六十余名勇丁操练，所以称做「格林炮队」。炮队虽已操练有年，但在刘璈到任後加以检阅，却发现『该队兵勇系由各营凑合成队，革补、差操，事权不一』（四四）。而『赌博、洋烟，藐无忌惮。教习徒自装炮，令人开放，度数的要，秘不示人。兵勇习成疲玩，出入自由』（四六）。於是他在光绪七年十月请将炮队撤散，仍归原营，并将各炮分配，责令传习。『庶前此所费巨款，不致概付流水』（四四）。那知过了一年半，再据刘璈考核这些炮兵归营以後的情形，仍然是腐败不堪。他说：
『察其烟癖，则十有八九，试以炮艺，能开放者尚无一二。而诘其开放度数，则仍属茫然，余并不能开放。是名为久练，实同虚糜』（四六）！
可是光绪九年，因越南多事，闽督何璟奉到密谕筹防，遂又饬令台湾镇道复设格林炮队。
（二）海口炮台：计有安平、旗後、沪尾、基隆、澎湖五处。安平三鲲身海口於同治十三年奏建洋式炮台，配置十八吨安蒙士唐洋炮五尊，四十磅、二十磅小炮各四尊，里明东後膛洋枪一百余杆。原选轮船炮勇一百四十四名充当头目、炮手，并募洋教习教练操演。光绪六年六月，洋教习病故，便以炮术精熟的头目充当教习。光绪八年九月，刘璈加以整顿，计有管带、帮带、教习、头目、炮手共九十八员名，月支银八百七十九两二钱。旗後口南北两岸分筑炮台各一座，购置安蒙士唐六吨半大炮四尊、四吨半大炮二尊。原有官兵一百二十七名，光绪八年九月，经刘璈重加厘定，计有管带、哨弁、头目、炮手共一百零九员名，月支银六百八十两。至於沪尾、基隆和澎湖三处海口设防的实况，退思录中虽未叙述，但其规模决不大於安平、旗後。因为安平、旗後两口密迩台湾府城，而道府饷库与军装、子药、支应等局皆在城内，实为全台根本，所以这两口的防务在当时是认为比较重要的。
台澎五口虽已设置炮台，但在光绪九年因法越构兵而谕令南北洋加强防务的时候，却仍感到台湾海防的困难。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四傍无依。西并澎湖，周围约三千余里，无险可扼，随处皆可登岸。设有外侮，断非专设炮台於安平、旗後、沪尾、基隆、澎湖数海口所能扼守』（四七）。
（三）弹药：台湾的军队，既有一部分使用新式武器，则枪炮弹药的补充自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光绪九年十月，刘璈曾向闽省督抚建议设立「子药局」，他的理由是：
『郡城军装局所存枪炮药弹，为数本属不少；乃一经点查，如後膛枪子，则年久变坏者有之，不合膛不能移用者有之。初买之时，配子有限，用之易尽。如爱惜其子，不发操演，或所发太少，军营操之不熟，虽有利器，置於无用。广发动操，子药立尽，有枪无子，与无枪同。至後膛大炮，子药尤贵，品类各殊，配购极为不易。海上无事，犹可取资外洋；防务稍紧，势必远莫能济』（五二）。
当时闽浙总督也认为他的提议『极为有见，但恐购办置造须时，仓卒有事，不能应手。然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终属有益』。但终究因为举办无人，费用太大，不得已而思其次，在这年年底改议先设「火药厂」以供前膛枪炮之用。他说：
『遇有战争，即後膛枪炮子药偶缺，犹有前膛者勉可相助。虽非甚利，终胜白战』（五三）。
至於火药厂究竟办了没有，退思录中却再未说起。
（四）水雷：刘璈认为除炮台之外，『海口防具，以水雷为要需』，而『台湾军装局向无存储』。因此，他在光绪九年十一月详请闽督咨商两广总督及南北洋大臣分别拨给各式水雷若干件以资应用。结果两江总督的回文说：『江苏所存水雷无多，碍难照拨』；两广总督的回文说：『鱼雷以德国所制之磷铜雷为最，非中国所能制造，粤省无从代制，请赴德国订购』（九四）。等到出使德国大臣将水雷的售价和订购办法查明函覆，已经是光绪十年二月了。即使电购，也要几个月後才能运到。後来究竟买了没有，未见下文。
（五）轮船：台湾原已奉派轮船四只。北路琛航、永保两船经常为船局运煤，兼供差遣。南路万年清亦改差轮。仅伏波仍系兵船。刘璈认为台湾防务，非藉得力轮船、战舰，缓急难恃。所以在光绪十年正月迫切的向闽省督抚及南北洋大臣分别请求将万年清轮船与派在浙江宁波的超武兵船对换。又请调派原在两江的开济快船移驻澎湖。又请酌拨「蚊子船」（亦称「水炮台」）数只分防台澎。这年三月间先後奉到闽督及南北洋大臣的批示。闽督何璟批道：
『该道请将万年清与超武对换一节，浙省势不能允，应作罢议。开济一船，早经函商左侯相，移驻澎湖；答以奏留江防，未便更易。省防仅扬武兵轮一号、蚊船二号，前厦门请拨蚊船，尚无以应。该道请拨水炮台一节，姑候咨商南洋大臣』。
南洋大臣左宗棠批道：
『台防紧要，所需兵轮布置，系属实情。开济快船，已派驻紮江阴，听候长江提督李军门操练调遣，照护白茆沙、崇明、宝山一带，以重江海之防，即不佞誓决死战之处，何能调拨台澎？另请调蚊子船一节，江南仅有该船数只，何能拨赴台防？且闽省海防本由督抚分内主办之事，该道何能越界仰求江南代为借筹？殊非情理，断难准行』！
北洋大臣李鸿章批道：
『蚊子炮船本属守口利器，惟北洋仅购数只，现饬巡防各要口，不敷分布，无可移拨』（一○一）。
结果刘璈不仅碰了左侯相的钉子，所有要求还是一无着落。从这个实例看来，我们知道当时所办的海防并没有通盘的筹划。
（六）营务：这里只说台湾营务的积弊。台营之弊，莫过於洋烟与虚冒两端。
关於洋烟，刘璈说：
『台湾营务之坏，以洋烟为最。兵勇最忌疲弱，烟癖实为疲弱之尤。故整顿营规，必自除洋烟始。欲除兵勇之洋烟，又必自该管之营哨官始。倘营哨官先有烟癖，何能约束兵勇？官弁兵勇习成疲弱，何论精壮？更何论营规』（四六）？
刘璈到任後接管的道标各营，『老弱洋烟越居其半，虽屡饬从新汰补，而有恃无恐之游勇所在皆是，仍不免此革彼招，积重难返，法无可施』（四七）。因此，他主张到内地去招募楚勇，以补各营已汰老弱洋烟的缺额。
关於虚冒，刘璈认为欲杜弊端，必先颁定各营领饷册式：
『今查台防各营册报，第有花名，并无籍贯、年貌、家属、保人、箕斗及饷项起止月日，遇有出入事故，无凭稽考。亟应按照楚军章程，刊定名饷册式，颁发各营。即令各营官按照册式，将所部现存弁勇籍贯、父母、兄弟、妻子、保人姓名、年貌、箕斗及入伍日期、存饷数目截至本年（光绪七年）十月止，按名填注。限文到十日内备造两分，一分存营，一分具送全台支应局存案，作为底册。以後遇有逃亡汰补，应即随时报由局员照底册分别填注核销。其底册即令各营按年清造一次，以归简明；并按名刊发清饷票一纸，由各营官分给各该勇丁收执，限离营日缴销，以杜冒顶克扣等弊』（六四）。
他又拟定各营弁勇应存月饷章程，规定各营弁兵每月酌留饷银数目，遇有假汰弁勇，送郡点验，於配船内渡登岸时按名发给存饷（六五）。他坚持「存饷点验」办法的理由是：
『向来台营不讲营规，各勇一得现银，俱以嫖、赌、洋烟为事，任意花销，莫能禁止；其弊一。当勇数年，一经假革出营，即成空手，无资回籍，因而流落，为乞、为匪，无所不至；其弊二。各营月领全饷，不全给勇，营官私挪亏空，一经撤营，勇饷不能清给，动辄鼓噪；其弊三。营官领得现款，贩卖洋烟百货，押勒销售，盘剥勇丁，克扣殆尽；其弊四。虚冒勇缺，无从稽查，饷是勇非，有名无实；其弊五。勇无存饷，无所顾恋，任意为非，甘犯纪律，设应惩办，即便潜逃；其弊六。各勇能积现银寄家者，百无一二；若有余积，非勾引为奸，即被窃借骗，终归乌有；其弊七。当勇滥花滥借，积欠无还，终以一逃了之，甘当游勇；或随别营，私开赌场、烟馆；或此逃彼招，冒名应点，无害不有；其弊八。有此八弊，无论何人，无从整顿，惟有存饷验给一道，尚能挽救前弊，十除七八』（六七）。
他的办法本是楚军旧章，行之多年而皆有利无害的。但此法『止便於公，不便於私；止利於谨守营规之官弁勇丁，断不利於贪墨疲玩之统领营哨。在谨守者求之不得，而贪墨者忌妒必深。妒则谗，谗则变乱阻挠，无所不至』（六六）。以致连何制府都起了「法立弊生」的怀疑。所以这个「存饷点验」的办法只在道统各营办理，未能施行於全台。
最後说到外交。在刘璈巡台任内，除法军侵犯台湾之外，只有两件略关外交的事情：一件是鹅銮鼻建筑灯楼，一件是旗後港开濬港口。筑灯楼、开港口都和通商行船有关，所以多由海关主办；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各口税务司皆用洋人，所以成为「洋案」；既为「洋案」，故须报请督抚咨商总署，当作外交事项办理。
因为鹅銮鼻左右俱系「生番」地带，所以初议建筑灯楼，刘璈的前任张道台就认为『鹅銮鼻难於建楼，正恐看守人等不时蹈险，以酿人命』。刘璈到任後，建筑灯楼已成定案，只好本着总税务司说『此举有人命攸关，宜十分郑重，清其源於先』的话来划清彼此的责任。他说：
『……要皆扼於地险，番彪不能必保其竟无人命；如果看守人等确遵禁约，不出游、不登山打雀、不深入番社，亦何致有平空酿命之事？万一命出意外，原与通商无干，亦应由地方官按照中国律从严惩办，彼此均不得另有违言』（三二）。
虽然这样声明了，还不放心，他又提出进一步「清其源」的道理：
『欲清其源，端在用人之妥与见事之明。台湾地险人杂，动辙逞凶滋事，肇衅甚微，贾祸最大。全赖当事者守约镇静，庶可销患未萌。此中关键，非特总税司远寓京师，无能讨探；即驻台之领事、税司、教堂，亦皆莫知底蕴。盖因中外异趣，情实鲜通。领事、税司之所亲近相辅翼者，大都皆中国习贾之流。教堂所交者，又多诡异之辈。若辈惟利是图，鲜顾大局。欲求其见得思义、居宠思危者，百无二三。倘竟假以事权，不加深察，则彼将枝节妄生，百盘蛊惑，当事者又始终深信不疑，受其愚而不悟。迨至激成事端，中外骚然，则彼犹不自省疚，强词夺理，反与地方官民为难。在中朝柔远为怀，原无不可以宽大处之；抑知朝恩愈宽，民愤愈积，积久愈烈，理有固然；津、皖、蜀、闽等案可为前鉴』（三二）。
这一段理论是以那些如天津教案之类的事实作背景的。他把总税司、税司、领事和传教士一例看待，证明他对近代外交的观念模糊不清，然而这却代表当时一般人对於洋人的看法。不仅如此，他更觉得建造灯楼一案，「论其事则为善举，迹其心则怀叵测」。於是他又上了一个密禀，陈述他的意见。他说：
『台地物产饶沃，久为彼族垂涎。今彼族建楼於台之极南，左顾山後，右盼山前，前後交通，出没自便。总税司谓雇民勇设汛防，皆不若用番。亦知番本嗜利，即欲以利笼络者，无求不应。生番应，则山後尽应；山後尽应，则山前必危。彼素所垂涎者，不几在掌握中也？彼族慷人之慨，不惜重赀建楼於此，遽议用番，又明知人命攸关，先以清源之议饴我；知其意不仅为灯楼，无非藉防楼为名，希图防由彼设，番归彼用，彼可为所欲为。否则，将来亦可藉命要挟』（三三）。
刘璈把建筑灯楼一事竟看得这样的严重。後来总署复函说：『总税司系中国所设洋官，此次派员前往建造灯楼，系为保护中外船只起见，似尚别无他意』（三五）。这才勉强解释了刘璈的怀疑。
开濬旗後港口，早有建议，因为总督何璟不赞成，所以延宕下来。光绪九年八月又有洋人请求开濬，并由台南领事及旗後税务司先後与刘璈接洽。刘璈认为开港是有利无害的事，所以他主张由地方官厅自动开濬。他说：
『开口之利，利在无事时之商船与防海之自己兵船皆可停泊。若有战事，敌人之兵到处皆可上岸，又不在入口不入口。……此口一开，全台南中各路货物流通，内山材木可以运出。……此口开成，将来基隆港之逐渐淤浅，沪尾口之业已淤浅，均可移器前往次第开深。而後山花莲港、成广澳、卑南三处，能各开一口，可泊一二船，全台之中血脉流通，军务吏治皆有大益。较之困守死地，首尾不相应，前後不相联，相去奚止天渊』（七六）。
可是总督何璟坚执成见，他说：『旗後港口之不可开，无非欲保天险。虽洋船出入口岸本多，然多一口究不若少一口也。况现值筹防吃紧，更应暂从缓议』（七六）。於是旗後开港之事又作罢论。
除上述二事之外，法军侵犯台湾倒是真正的外交事件。先是，光绪十年三月八日有法国楼打兵轮驶进基隆港口，故意挑衅，幸经地方文武官员曲为调理，未生事端。刘璈当即报请闽省督抚及南北洋大臣咨请总署照会法国外部及驻京公使转饬游弋兵舰：
『经过通商各口，无法商贸易者，无故可勿进口停泊。如有采办物件必须进口，务先报由领事照会地方官，派人妥为照料。该兵船主尤须约束兵丁、水手，不许上岸浪游生事。至炮台营垒，系操防重地，不在游历之列，尤不得违禁擅入，庶几商民安堵，中外无猜。倘彼不先照会，任意闯入生事，是彼自行无礼，则衅由彼开，我当照万国公法，会商各国理论，以顾通商大局』（一○六）。
法国兵轮无故进口寻端挑衅，刘璈主张向法国交涉，实为正当办法。可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批示却认为『所拟呈请总理衙门登答各节，此系口角细故，不值深辩也』。这种含糊了事的态度必然引起严重的後果。
果然，六月十四日，法船五只又到基隆开衅。十五日，基隆炮台猝被轰毁。十六日，法兵四百余人登岸，直犯二重桥营垒，经驻军抵抗，法兵败退（一一一）。其时中法尚未正式宣战，而法兵却已先犯基隆！是年七月，中国对法宣战。八月中旬，法舰再犯基隆，基隆终於失守（一一四）。退思录中所收的文件止於此时，以後的情形就不见於本书了。
以上所述，系自光绪七年九月到十年八月，三年间关於台湾开抚、煤务、海防和外交四方面的概况。因为这些事项较为重要，所以酌引原文，作一简要的叙述，俾读者先得到一个概念。余如文教、税厘、「匪乱」诸端，让读者自阅书中所收有关的资料，这里不再琐琐叙述了。
连雅堂台湾通史谓『璈宦台时，着巡台退思录三卷，铭传奏毁其版』。今国立台湾大学及省立台北图书馆皆有钞本，内容完全相同。钞本分成四册。兹即据钞本誊录，加以标点，改分三册，藉符连氏所称三卷之意。钞本错字很多，凡是看出来的都已校正了。钞本篇目的排列，先以事为类，再以年月为序；但也有错乱之处。现在略加移动，使其更合乎上述的原则。
连氏通史卷三十三有刘璈传，也钞出来附在後面。（编者）
附：刘璈传（录自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三列传五）
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以附生从军。大学士左宗棠治师西城，辟为记室：参赞戎机，指挥羽檄，意气甚豪。及平，以功荐道员。
光绪七年，分巡台湾。时方议建省，岁以巡抚视台。璈至，多所擘画。以彰化居南北之中，议移兵备道於此，置同知、驻副将，改知县於鹿港。大肚以北、大用以南，周数百里，田畴宽敞，水环山抱，可作都会。建城筑署之费，应由台、凤、嘉、彰合资襄助。而巡抚岑毓英亦择地东大墩之处，筹造省垣，尚未行也。
璈勇於任事，不避难钜，整饬吏治，振作文风。又以台南为首善之区，街衢湫隘，疾疫丛生；欲辟大道，开运河，引水入城，以行舟楫。郡人不从，乃仅筑沟渠，宣积秽。以镇海营兵填造安平之路。郡中大火，毁商廛数十，烈焰涨天，众莫敢迩。璈闻警，短衣缚裤，跃登屋上，麾兵拆屋，遏火路。郡人感之。
法事起，毓英治军广西。璈上书，请助黑旗以挠法兵。且谓『今日之事，鲜不韪战而诽和，抑知和战皆系一理。事决於和，不能不先决於战，盖能战而後能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然必外主乎和之名，内助其战之实，慎战於始，庶能缓和於终』。毓英嘉之。其後遂抚刘永福而用之。
中法既战，沿海戒严。璈驻台南，协士民，筹战守，办团练，讨军费。而台湾孤立海外，延袤千里，守兵仅有一万六千五百名，不敷布置。璈分为五路，自统一军，有事相策应。禀请总督驻台，居中调度，不从。又请奏简知兵大员督办，以一事权。於是命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所部驻台北。十年春三月，法舰窥台湾。四月，璈又上书督抚，略曰：『台湾本有为之地，为之亦非无把握。端赖有治人，有治法，又有治权，则事可得为，地方亦可制治。然其事之可为而不得为，有非镇道所能为者，沈文肃公已言之矣。台湾防务不外山海。平时则山烦於海，有警则海重於山。然必先整山防，海防始有凭藉。否则内外交讧，防务更难措手。此山海所宜并筹也。议者以台湾自办开山抚番，十余年来，伤人逾万，糜饷数百万，迄无成效，以致奏请停办，意在节流。是不推究於办理之非人，又非其法，而徒谓开抚之无益。是未知台事之底细尔。夫事在人为，如果得人，不特山前已辟地方可期整顿，即山後山中似辟非辟、未辟各区，垦务矿务材木水利等项，皆利源所赖。若开辟得法，农工番渔皆足寓兵，且足筹饷。饷藉兵力而源以开，兵藉操作而用愈活。始费虽钜，不十年间定可次第收回。十年以後之利正自无穷。所谓始难而终易也。此则因利而利、以台治台之大略。然必豫筹於平日，乃能应用於临时，固非「欲速见小」所能为功，尤非偏持遥制所能济事。如再故事奉行，回护前非，狃於近似，浑忘远谋，势必仍旧仓皇，兵饷两蹙。万一台湾为彼所袭，地大物博，取多用宏，凡我所欲为而不为者，彼皆为所得为，则南北洋务将无安枕之日，是误台即误国矣，由办之不早办也。台、澎四面皆海，周围三千余里，无险可扼，随处可登，备御之法，较各边省尤难。今筹防派分五路，因地制宜，如专归道统最当冲要之南路及杨署镇在元所统中路、张副将兆连所统後路，新旧营勇皆经职道挑选，训练紧严，及另备活营，章提督高元所统淮军、杨提督金龙所带湘军，皆属器精兵锐，能战能守。兼以水陆团练，认真操演，虚实互用，三路陆防固已可恃，如能得前路、北路一律整齐，则不患台防之不振，而患海面之不周，兵船既少，又乏水雷炮舰，以备抵御。如台南郡城偪近海隅，浅露平脆，不足当冲，而安平、旗後、基隆、沪尾各炮台亦如之。倘敌人以坚舰聚泊港外，专以巨炮击我城台，一无抵制，是彼则不战而胜，特逞所长，而我则战守两穷，莫掩所短。历经陈请，亦鲜良方，故前详不求角力於海中，只求制胜於陆上，则以陆防之权固操自我也。夫权在我，则敌由我制，五路防军虽分犹合，运用皆可自如。特恐我权不一，是我先为我制，何能制敌？此又陆防之难者。盖以远隔重洋，事事扦格。职道监前虑後，曾以权缓急、决疑难、定刑赏三大端，断非专阃节制不可，详恳奏请简派知兵大员渡台督办，实为安危第一要着。而宪示以督办非外省所得擅请，仍饬职道勉为其难，敢不只遵。然难果得为，勉尚有济，勉为不得，为亦终难。义在致身，他复何[恤？惟有尽其心力所能至，以仰答君恩宪德於万一尔』！
五月，防务大臣刘铭传至，经理台北，而以台南委璈。当是时军务倥偬，需饷孔亟。道府两库存银百五十万两，铭传命拨五十万，不从。又以兵备道加营务处例得上奏，颇不受节制。铭传衔之。六月，法舰攻基隆败，再攻复败；士气大振。铭传忽撤兵失地。璈揭其短，且言李彤恩蒙蔽之罪。宗棠据以入告。严旨谴责，褫彤恩职。铭传愈恨之。
九月十五日，法国水师提督孤拔下令封港，一时航运遏绝。璈以其违犯万国公法，晤商各领事，请干涉。各领事以事关重大，须待国命。乃密上封事，恳沿海各省代奏，语在「外交志」。基隆既失，澎湖亦陷，璈自劾。叠请南北洋派舰援台，不至。十一年春二月，孤拔泊安平，介英领事请兵备道会见。璈欲往，左右谏曰：『法人狡，往将不利』。璈曰：『不往，谓我怯也。咄！乃公岂畏死哉』！至安平，戒炮台守将曰：『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在不中也』！孤拔相见甚欢，置酒飨。语及军事，璈曰：『今日之见，为友谊也，请毋及其他』。孤拔曰：『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璈曰：『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尽醉而归。法舰亦去，而台南得以无害。
和议既成，诏以铭传为台湾巡抚，经理善後。四月，铭传奏言：『包办洋药、厘金董事陈郁堂吞匿鹿港等口厘金四万六千余两，叠紮提来辕讯究，竟敢抗延不到。台湾道刘璈有督办税厘之责，当上年秋、冬饷项支绌之时，应如何筹画，以备接济，顾持危局；事前既不查察，事後又不追还，显系通同作弊。已由臣檄令撤任』。既又劾璈十八款，语多不实。奉旨革职，籍没家产。命刑部尚书锡珍、江苏巡抚衔吴荣光到台查办。六月，奏请拟斩监候，改流黑龙江。士论冤之。将军穆图善闻其才，延为幕客。居数年，将为请还，而璈竟病死。
当璈宦台时，着巡台退思录三卷；录传奏毁其版。後余乃得之，获谂所言。（中略）
连横曰：法人之役，刘铭传治军台北，而刘璈驻南，皆有经国之才。使璈不以罪去，辅佐巡抚以经理台湾，南北俱举，必有可观。而铭传竟不能容之。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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