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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海纪辑要的原抄本现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年，我们传抄一册，准备作为台湾文献丛刊第一种排印；後来，为了取得该所的同意，所以延搁下来。去年十二月，该所来函同意，我们才开始标点、发排。其间，台南市文献委员会已经传抄排印出版（见「台南文化」第五卷第四期）。本书的校对，因原抄本不在手头，即以「传抄本」与「台南本」参考为之。姑举两例。（一）篇名，传抄本仅作「海纪辑要」，台南本则有「卷之一、卷二、卷三」字样，我们改作「卷一、卷二、卷三」。（二）作者，传抄本或作「泉南夏琳元斌甫纂」（卷一），或作「泉南夏琳元斌纂」（卷二、卷三）；台南本则仅「卷一」有「泉南夏琳元斌甫撰」字样；我们三卷统改为「泉南夏琳元斌纂」。这样处理，如由校勘学的眼光看来，是不甚妥当的；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做；我们但求「实质的意义」没有错误。我们引为惶惑的，是由同一抄本传抄的两本抄本，何以竟有如上所述的距离？这是一可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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