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记_【台湾文献丛刊·第 035 种】靖海志（清）彭孙贻撰

後记

　　「靖海志」四卷，系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之抄本。前三卷题「海盐彭孙贻羿仁氏着」，後一卷题「上海李延昰辰山补编」。彭孙贻约生於明天启、崇祯之际而卒於清康熙间；其生卒确年，一时未能检得。据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李延昰字辰山，上海人，生於明崇祯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卒於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此书用编年体记郑氏四世之事，起明熹宗天启七年丁卯（一六二七），迄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凡五十七年。其自天启七年六月迄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之文字，多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相同；而自崇祯十七年三月迄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字，又多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相同。

　　「靖海志」与「明史纪事本末」稍异之处，在前者叙事较详於後者。兹举数例，以资比较：

　　丁卯（天启七年）六月条下，两书皆追叙郑芝龙往日行事。「纪事本末」只谓：『芝龙与其弟芝虎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而「靖海志」则先述芝龙为父所逐，偕弟芝虎随海舶往日本，娶妇生子；次述归途为海盗劫夺而入颜振泉党为盗；振泉死，芝龙继为渠魁。此「靖海志」详於「纪事本末」者一。

　　甲戌（崇祯七年）十二月熊文灿遣人招降海盗刘香老事，「纪事本末」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谢（谢字疑误）道山招刘香老，被执』；而「靖海志」则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潮州海角之道山，调集猺獞蛮黎与土汉诸军入海招降刘香老；不三日，香老诈降，两道两将皆被执入海』。此「靖海志」详於「纪事本末」者又一。

　　己亥（崇祯八年）四月，两书皆记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事。而「靖海志」历述芝龙诱杀香老遣来之党羽，并以家丁着来人衣甲，驾彼来船下海，诈云入夥，乘其不备，袭击香老。「纪事本末」则无此一段生动之记事。此又「靖海志」之详於「纪事本末」者也。

　　刘香老既败，「纪事本末」谓：『香老势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张一杰脱归』；而「靖海志」谓：『香老举火自焚，精锐皆尽；康承祖以老疾卒於海，夏之本、张一杰脱归』。则「靖海志」不仅叙事较详，且更确实矣。

　　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成於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远在彭孙贻撰「靖海志」之前，彭氏因得取其书之卷七十六以为蓝本略加增易。故「靖海志」中最初十八年闲之文字，除上述稍异者外，其语句多与「纪事本末」相同也。

　　「海上见闻录」所记之事几全见於「靖海志」，故两书文字多相同。然「靖海志」所记之事亦有为「见闻录」所无、或较「见闻录」为详者，故两书虽多相同，而又不全同也。

　　如「靖海志」於乙酉、丙戌（隆武元、二年、顺治二、三年）间，记郑芝龙骄恣跋扈之事实至多，而「见闻录」皆不载。

　　又如丙戌九月清兵入泉州，贝勒招降芝龙；芝龙不听诸人之谏而降清，遂中贝勒之计被挟北去。「靖海志」述此事至为详尽，长约七百字；「见闻录」叙述颇简，仅百余字而已。

　　又如庚寅（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六月，「见闻录」曰：『成功杀定远侯郑联，并其军，建国公郑彩逃於南海，将佐多降』。「靖海志」记此事曰：『郑彩、郑联屯厦门，与芝鹏有隙。成功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饷郑联，欲袭取之。郑彩曰：「是毒药也！宜全军出避」。联不从。联建生祠於万石岩，十五夜，宴辖下诸将。二鼓後，成功将至，尽收其战舰兵卒，其将陈俸、蓝衍、吴豪等皆归成功。成功拨亲随兵守其衙。後月余，芝鹏说成功置酒万石岩，夜归，伏甲於路杀之。时郑彩以舟师百余艘逃於广东南海之间，成功遣人往请回岛，不遇而还。其部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来见，成功以朝栋为义武营、王胜管水师。彩飘泊数载，士卒星散，成功以书招之，遂回，後病死於岛』。观此一事叙述，则知二书之文字颇有详略之别也。

　　按朱希祖先生於其所作「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文中盛称阮旻锡『作史颇多直笔』，并举成功杀郑联事以为证，谓杨英撰实录，『既讳联之被杀，又讳彩之击走，文过饰非，毫无微辞』，不若阮氏『直书之而不讳』。然此仅就「从征实录」与「见闻录」比较论之也，若更以「见闻录」与「靖海志」相较，则知阮氏究为成功之故吏，故其书中於芝龙骄横跋扈之状既讳而不言，於芝龙归降於清及成功杀其族兄郑联事亦言之甚略。是阮氏之作史仍不免有所隐讳也。

　　己亥（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出师长江。「靖海志」於此事记述颇详，计自六月十四日成功合张煌言诸军至焦山，迄八月十八日回师至浙江，叙述两阅月间作战经过，长达三千五百字；见闻录则仅千七、八百字而已。「录」记余新之败曰：『城中觇知余新懈怠无备，请副将梁化凤率兵夜出，从街坊居民舍中毁墙通道而袭其营。余新被擒，萧拱宸（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志」记此事，则先之以关尚贤之亡入清军，报告虚实。其文曰：『二十一日，成功营将关尚贤犯令当斩，夜亡抵金州门，缒而入，尽以营中虚实告城中曰：「营中令双日尽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诸将上寿，必置酒，若欲破敌，不出此日。营中地雷、伏弩、大炮、长枪，随鹿角以密布，无隙可入，必从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次乃述郎廷佐集诸将定谋，其文曰：『郎廷佐集诸将谋曰：「成功营抱三门，中央神策门自明初塞之，近三百年，凿之出兵，直捣中坚，彼自溃矣」』。终乃记清军之攻与余新之败，其文曰：『昧爽，穴神策门，去其土石。梁化凤以所部五千人为前锋，关尚贤导之，升屋踰垣，直入先锋余新营。新兵不及甲而战，举火焚营，火器迸发，伤一二百人。化凤兵大呼奋击，营中大乱，生擒余新，萧拱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据此片段之记述，已足见两书作者叙事能力之高低，又不仅详略之别也。

　　余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军并荷兰夷船与郑经舟师在金门、厦门之战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宁总兵吴万福及靖南王耿继茂先後报称击破阮春雷、张煌言於长腰、东蚶等岛，七月张煌言被逮，九月就义；以及戊午，已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际，沿海迁界之事；或为「志」有而「录」无，或为「志」详而「录」略。

　　考阮旻锡亦生於天启後期，享寿八十余，卒年应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间。是两书作者皆为同时人，而成书之先後不可知。今两书文字既多相同，则究系「靖海志」以「见闻录」为篮本而加以增订欤？抑系「见闻录」以「靖海志」为蓝本而加以删削欤？

　　按阮氏为成功故吏，故其书称成功曰「赐姓」，称其子经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系以清人之语气作史，故称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称清军曰「大兵」、曰「我兵」。两书立场，显然有别。然「志」於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条下记陈豹之事曰：『豹短小精悍，号「三尺陈」，守南澳近二十年，许龙、苏利皆畏之，但骄傲专恣，数违藩令』；与「录」全同。以阮氏称郑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当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场作史，焉能称成功之令为「藩令」乎？因知「见闻录」原出阮氏手笔，「靖海志」录之而改语气。如「录」作「赐姓」，「志」则改为「成功」；「录」作「世藩」，「志」则改为「郑经」；「录」作「时赐姓谋举义」，「志」则改为「时成功往南澳募兵」；「录」作「提塘黄文自行在来，报称有旨诏成功入援」，「志」则改为「提塘黄文自广至，报请成功入援」；「录」作「赐姓以舟师进取南都」，「志」则改为「成功入寇长江」。然独於书陈豹一段文字中忘将「数违藩令」改为「数违成功之令」，遂贻吾人以可辨之机也（「靖海志」於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辛卯正月记施琅对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此为直接记载施琅之语，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与「数违藩令」之出於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从征实录」记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经过，『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开驾；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时开驾，遇飓风，几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协将万礼截杀惠州援兵，继於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下文接叙中左所为清师袭破云：『是月（当是三月），福省伪抚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王邦俊合师寇中左。……十四日，虏过中左，前冲镇阮引、後冲镇何德等水师不敌，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国公遣郑德同周全斌到大星，报称三月十四日伪部院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将王邦俊袭破中左』。「见闻录」记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苏茂为左先锋代施琅。至白沙河，飓风大作。至天（大）星所，杀退思训（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文中既未记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则此诸事当在正月。下文接叙清师攻陷厦门及前大学士曾樱殉节，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抚院张学圣同兴泉道黄澍渡海，见岛屿孤悬，波涛环绕，惊为绝地，即先引回；令知县张效龄安抚居民。初四日，马得功行牌於各乡居民，意欲据守』。尤足证厦门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与「从征实录」不相符合。「靖海志」记成功出师勤王，谓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飓风；三月至大星所，杀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叙清兵陷厦门与会樱殉节，足见二事皆在三月。此与「从征实录」相合，不似「见闻录」所记时日之模糊。然「志」於叙此二事後，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与上引「见闻录」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厦门之陷与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後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则又由於「靖海志」以「见闻录」为蓝本而正其谬误，但又未能尽正其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两书所载月日、人名、地名，颇多参差；若以「从征实录」校之，则「志」所载者十九与「实录」合（参阅两书合校记），尤足证「见闻录」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则就「见闻录」加以增订而成者也。

　　综上所述，似可判定两书之先後矣，然仍有可疑之点在。盖「见闻录」叙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称琅曰「施将军」，作者口吻颇与前文不相类。尤可异者，是书於癸亥六月条下记施琅率『诸将进攻澎湖，刘国轩御之；（清）提标蓝理等深入鏖战，海船齐出，已合围，施将军恐有失，急以坐驾冲入，内外合攻，敌小却，将军遂同七船随流而出』。此所谓「敌」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与「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称海兵曰「敌」不足异；原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称海兵曰「敌」，则大可异矣！岂「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删削其文以为「见闻录」欤？

　　按黄典权君所作郑成功史料专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厦沦陷後即离开郑氏抗清阵营，故其「见闻录」於嗣後台湾事之记载颇多缺略。又据周凯「厦门志」引阮氏「击筑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闽，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复自燕走豫；盖阮氏於脱离郑氏之後，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间也。且据陈俞侯所作阮氏「夕阳寮集」序文，知其与施琅有旧谊。故黄君以为「见闻录」记清师攻台之资料，即得之於施琅，故其口吻前後未能一致。果尔，则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乱其例矣！

　　「见闻录」在清代并未刊行。民初，商务印书馆始自金山钱选之假得抄本，录副付印，列为「痛史」第十四种。「台湾文献丛刊」中之「海上见闻录」即据「痛史」本标点排印。惟其书讹误颇多，当时以无别本可校，只得姑仍其旧。兹幸获见中央图书馆所藏「靖海志」抄本，并承慨假录副，标点印行。因此书与「见闻录」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记」附於本书之後，以正前刊「见闻录」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页残缺数行，即以「见闻录」之文补之。

　　「靖海志」首数页之文字多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一篇相同又俞正变「癸已类藁」中有记荷兰人据台湾事一则，黄宗羲「行朝录」中有记周鹤芝、冯京第、阮美等先後通倭事一则，并列为本书附录，以便参阅。（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