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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中华书局印行)载有「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节略(原署「阙名」)一篇,为乙未宰割台湾的史料之一。兹编列为「台湾文献丛刊」第四三种,并以丹徒姚锡光着「东方兵事纪略」「议款篇」一文附後,俾资互为参证。
按『问答』一文,不知何人所记;虽然有些地方,词意似欠圆润,但「言之凿凿」,既非可以想像描绘,更非可以任意杜撰的。这不是出於当年参加会议者的手笔,那一定是根据他们的传述(我怀疑:这源於日本方面的记录)。我在近三十年前曾经看过这一文献,时久,已无印像;最近又读一遍,「重有感焉」,因附记之。
甲午战争的失败,这不是李鸿章所能负责的(李是反对战争的),这应归罪於满清政府的糜烂。战败求和,割地赔款,这也是当年必有的结果,而不应责怪李鸿章交涉的无能。至於割地大小与赔款多寡,这原是交涉的焦点所在;我所注意的,却不在此(像李鸿章为要减少少许赔款的负担,甚而至於说出『我亦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指伊藤)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的话,一副可怜相;就一国使臣而言,未免失态。毋怪伊藤博文要说:『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了)。不论甲午当年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以及西洋各国的政治动向,日本与中国开战,都是相当冒险的,所以一经幸胜,迅求结束,这看『问答』内伊藤的态度,亦可「情见乎词」;但是李鸿章没有充份把握到这一点,未能善为应付,仅在小处求情。这是他的最大失着(後来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这在李鸿章是出於意外,至在伊藤博文却早有此顾虑)。这一情景,在「问答」里历历可见,毋须引证。
其次,谈谈有关台湾的问题。日本对於台湾,处心积虑,由来久矣;此番志在必得,自非李鸿章的口舌可以免其沦亡的。不过,当时李鸿章说的话,却是有欠分寸的。他说什麽『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台地瘴气甚大,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鸦片,以避瘴气』、『即以台湾而论,华人不善经营;有煤矿、有煤油、有金矿,如我为巡抚,必一一开办』、『台湾华人不肯迁出,又不顾变卖产业,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变,当与中国政府无涉』、『台民戕官聚众常事,他日不可怪我』,并声明『此话并非相吓,乃好意直言相告』;这不像是一国使臣在与敌国交涉时说的话。所以伊藤博文要说『日後之事。乃我国(日本)政府责任」、『听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了。
至於李鸿章讲到『二十年前』(按指同治甲戌)日本『以台湾生番杀害日商(按系琉球人民)动兵』,他『立主和局』,并『倡议云「生番杀害日商与我无涉,切不可因之起畔」』;这在当年,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清廷极力否认它的政府人员说过类似『生番杀人与我无涉』的话(参看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八种「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李鸿章纵使健忘,或不致此;我们姑且当它是「记述的错误」。
不论就地位或见识来说,李鸿章在当时都算是「了不起」的。今李鸿章如此,「自脍而下」,更可知矣。一个政权,到了这一地步,乃是无可救药了的。此所以康有为之流虽然忠心耿耿,终於无法保全清室的朝廷。在这里,我们看出了中山先生的远见与伟大。他推翻了满清皇朝,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生的机运。因马关议和而致横遭日本统治凡五十年的台湾人民,对於这一历史的演变,当尤有切肤之感。(思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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