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_【台湾文献丛刊·第 044 种】裨海纪游（清）郁永河着

弁言

　　民国三十八年春，我来台湾，即对康熙三十九年来台的郁永河所撰的裨海纪游，作全面的研究；包括蒐集这本书的各种抄本和刻本，搜求郁永河的事蹟和载记，并根据不同版本，为纪游作合校本。三十九年十一月，合校本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列为台湾丛书第一种；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序，内容分：

　　（１）本书撰人之研究。

　　（２）本书版本之研究。

　　（３）日人对本书的研究与重视。

　　（４）校勘本书的旨趣和方法。

　　时隔九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由於编印台湾文献丛刊，自当重刊本书。我向来主张「地方文献愈流通愈好」；在这个原则下，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近年在这方面的努力，我是万分赞成的。重刊裨海纪游的消息，当然也是我所乐闻的。

　　九年来，我又陆续看到了一些有关於郁永河或裨海纪游的记录，我也很想借此机会把它写出来：

　　一、关於作者郁永河

　　我在合校本序言里曾说过：『本书撰人曾经过一个时期的埋没』。当时我开列了以下五个引徵文献：

　　（１）雍正十年渡海舆记（本书的又一版本）周于仁序：『惜作记者姓氏不传，不得与此书共垂不朽，亦歉也』！

　　（２）道光年间达纶刻本裨海纪游序：『郁君之为人行事，无可稽考』。

　　（３）咸丰三年粤雅堂丛书本采硫日记（亦本书异名）伍崇曜跋：『按是书见吴中吴翊凤伊仲秘籍丛函钞本，不着撰人姓氏』。

　　（４）同上伍崇曜跋又云：『永河字履未详，俟考』。

　　（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记：『夜阅仁和郁永河采硫日记，永河字履无考』。

　　现在我可以再补充三种：

　　（６）嘉庆年间，翟灏撰台阳笔记印行，有吴锡麒序，历举有关台湾之书，曰：『台湾自本朝康熙间始入版图，又孤悬海外，词人学士，涉历者少；间有着为书者，如季麒光台湾纪略、徐怀祖台湾随笔，往往传闻不实，简略失详。唯蓝鹿洲太守平台纪略、黄崑圃先生台海使槎录，实皆亲历其地，故於山川、风土、民俗、物产言之为可徵信』。

　　吴榖人先生列举了四部有关台湾的书，其中两部，是他认为作者『亲历其地』，所以『言之为可徵信』；可是他却不知有『亲历其地』的郁永河和郁氏的着作。这是一个消极的证据，证明郁氏和郁氏着作的被埋没。

　　（７）光绪八年，龚显曾为王凯泰台湾杂咏作序，历举咏台湾诗，曰：『台湾纪巡百首争传（夏之芳着），社寮杂诗一卷成帙（吴廷华着）；渡海舆地附台郡番境之歌，赤嵌笔谈录蓝氏近咏之作（蓝鼎元着）』。

　　这又是一个消极证据。龚氏共举了四个名家的作品，三件有作者姓名，独对渡海舆记付诸阙如；可见光绪八年（一八八二）龚显曾所见的渡海舆记和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周于仁所见的渡海舆记，相去虽一百五十年（却同样的没有作者姓氏，也同样的不知作者姓氏。这能不说是埋没吗？

　　（８）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有薛澄清着「郑成功历史研究的发端」说：『伪郑逸事，清郁永河撰。永河何县人，无可考。惟是书曾见录於重纂福建通志，是其为福建人必也。卷数刻本，志亦未言，不知有否传本。黄叔璥着台海使槎录虽曾引用，但其所指，是否即为是书，亦不可知也。姑志之以待考』。

　　薛澄清到民国十六年还不知郁永河是何许人，当然可以说他孤陋寡闻。但是薛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说法，如云『无可考』、『待考』、『不知有否传本』、『不可知也』，尚不失为学者风度；只有判永河是福建人，未免武断。但我们在可惜他的孤陋寡闻之余。更不能不可惜郁永河本人和他的着作的被埋没。

　　二、关於本书版本

　　九年前，我开出了以下二十个版本：

　　（１）雍正十年前，袁黻皇藏渡海舆记钞本；未见。

　　（２）雍正十年，周於仁在福建将乐县刻本渡海舆记，据袁黻皇藏本；未见。

　　（３）雍正十年，于佣州刻本渡海舆记，孙殿起贩书偶记着录；未见。

　　（４）晚宜堂校本渡海舆记；未见。

　　（５）国立台湾大学藏重裱钞本渡海舆记；已见。

　　（６）移川子之藏传钞本渡海舆记；未见。

　　（７）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藏市村荣传钞本渡海舆记；已见。

　　（８）道光十三年，沈楙惪跋昭代丛书本裨海纪游；已见。

　　（９）道光十五年，枣花轩刊巾箱本稗海纪游，贩书偶记着绿；未见。

　　（１０）道光二十三年，舟车所至丛书采硫日记节本；已见。

　　（１１）道光达纶刻本裨海纪游，为屑玉丛谭本裨海纪游所本；未见。

　　（１２）吴翊凤秘籍丛函钞本采硫日记，不着撰人姓氏，为粤雅堂丛书本采硫日记所本；未见。

　　（１３）咸丰三年，伍崇曜跋粤雅堂丛书刻本采硫日记；已见。

　　（１４）光绪五年，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蔡尔康跋屑玉丛谭本裨海纪游，据达纶刻本；三十九年作合校本时未见，四十五年获见。

　　（１５）光绪十年至二十年之间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裨海纪游；已见。

　　（１６）光绪二十七年，胡绳祖钞本采硫日记；未见。

　　（１７）光绪三十四年诸田维光获见小西藏胡绳祖钞本，不知是否原本，抑或传钞本；未见。

　　（１８）民国十三年五月至十二月，台南连雅堂先生主编台湾诗荟月刊分期校刊稗海纪游；已见。

　　（１９）伊能嘉矩台湾丛书遗稿传钞胡绳祖钞本；已见。

　　（２０）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丛书集成初编，有采硫日记，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已见。

　　以上二十种版本，已见与未见者各十种；其中一种为四十五年所见。未见的十种版本中，五种未见的渡海舆记，只有贩书偶记着录的一种，或是异本；其他四种，当与台湾大学藏钞本无甚大异。枣花轩刊本稗海纪游未见。达纶刻本裨海纪游既为屑玉丛谭本所本，秘籍丛函钞本采硫日记既为粤雅堂丛书本所本，小西藏本采硫日记既即胡绳祖钞本，而胡绳祖钞本，仅在粤雅堂丛书本伍崇曜跋後加写『光绪辛丑年岁次念七仲秋浙杭蓉伯胡绳祖书』等字，可见是誊钞粤雅堂本。但因内容稍有不同，所以我曾揣测他作过「理校」。因此，见粤雅堂本虽不能说即等於见粤雅堂所本的秘籍丛函本，但相去或不太远；而由粤雅堂本而来的胡钞本以及小西藏本与伊能传钞本，或亦大致相同。所以我所未见的本子，固然都是我悬目以求的，但贩书偶记所着录的渡海舆记刻本和道光十五年的枣花轩刊本稗海纪游，当是我所最渴望的。

　　近年我又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出版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史部游记类，见到裨海纪游一卷，注明清郁永河撰，道光十五年刊本，和枣花轩刊本同年印行，想来就是枣花轩本；可是一作「裨」、一作「稗」，所以在未见原书之前，仍不能作硬性断定。

　　在合校本序文中，我还记录「台湾史料集成」中所收入的「台北州大屯郡北投庄役场藏」节钞本「采矿资料」和吕海寰旧藏钞本采硫日记等五种。前者辗转传抄，且断篇残简，不录亦可；後者聊为存目而已。

　　此外，另有一版本名「稗海纪游略」，也是我作合校本时所不知的。我未见原书，只见到清仁和罗以智所撰跋文。罗文载恬养斋文钞，收入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出版上海合众图书馆丛书第一集。罗氏便是昭代丛书续编戊编裨海纪游的删削者，这「稗海纪游略」和昭代丛书本裨海纪游是否相同，在未见原书前，我不敢断定。「裨」作「稗」，合校本里，我只举出连雅堂台湾诗荟重刊及伊能嘉矩校稿；但原书名作「稗」者尚有道光十五年枣花轩刊本（见贩书偶记），近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称有「稗海游记汇刊本」。见於他书者，除这篇罗以智的跋文和方志外，雍正二年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有十余处，乾隆十二年六十七着使署闲情卷二有一处，乾隆三十年朱仕玠小琉球漫注有两处，嘉庆间李元春台湾志略有三处，（原书卷二兵燹，最晚为嘉庆十四年）。道光十年邓传安蠡测汇钞、同治十二年丁绍仪东瀛识略两处，均作「稗」。值得提出。凡我直接间接看到的各版本的序跋题词，曾辑成「文献汇钞」，附於合校本後。但罗以智跋文未收入，今补记於此：

　　跋稗海纪游略

　　郁氏永河稗海纪游略一卷，附伪郑逸事、番境补遗、海上纪略、暴风日期、海上占晴雨，予从振绮堂汪氏假得稿本，录藏之；曾刊入昭代丛书续编戊编，删削有半，非足本。宇内形势一则，其文更异。

　　永河字沧浪，仁和诸生，久客闽中，遍游八闽。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会当事采硫黄於台湾之鸡笼淡水。台湾初隶版图，在八闽东南，隔海千余里；沧浪欣然与其役，因纪是编，备述山川形势、物产土风、番民情状，历历如绘。沧浪以斑白之年，不避险恶，且言：『游不险不奇，趣不恶不快』，其果好游耶？抑欲扩闻见而张胆识耶？

　　所载郑成功攻红毛为顺治十八年四月事，按通志系之十七年；然三藩纪事：十八年十二月荷兰降，施靖海侯疏中亦称十八年，则通志未可据。又载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克塽率其族属朝京师。按洪氏海寇记：闰六月十一日，降表至军前，举国内附；七月十五日，缴印；八月十五日，迎官兵进港；十八日，自克塽以下，官民悉遵制鬀发；十一月十一日，齐到闽省，陆续进京。则非十月已朝京师。洪氏之记较详。又载宁靖王朱术桂诗：『流离来海外，止賸几茎发；如今事异矣，祖宗应容纳』。他书多作『流离避海外，总为几茎发；而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则传闻有所不同。所载风信，则不若澳门纪略为尤详。

　　沧浪所作竹枝词及纪游诸诗，编中兼载之。国朝杭郡诗续辑，吴仲云方伯专属黄芗泉丈为搜采；丈久馆於振绮堂，沧浪诗独未之及，所谓失之眉睫者矣。

　　三、关於台海使槎录引文

　　台海使槎录，黄叔璥撰，成稿於雍正二年，乾隆元年刊行。它的成书只晚於郁永河来台二十七年。书中引用裨海纪游、番境补逸（不作遗）、伪郑逸事的地方不少，并录有土番竹枝词二十四首。以时代言，应该是一个可以作为校勘用的第一个底本。而比使槎录晚出的台湾方志，又往往从使槎录转录裨海纪游等郁永河着述中的文字。三十八年我来台湾後，所作第一篇文字·是文献创刊号上的「康熙五十三年测绘台湾地图考」，即已引用使槎录；但在作裨海纪游合校本时，即因其删节过多，未列为校勘底本之一。兹举若干例，以见其删改之多：

　　使槎录卷一引第一节裨海纪游，有一小段文字说：『余同王君仲千采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车。行十八日，至後坂社』。郁永河乘笨车就道，经过十八个社，化了十八天时间，才到後坂社，原文在二千字以上；使槎录只代以「行十八日」四字，而又未注明节删。即以「乘笨车」以前的两句而言，原文作『王君图便安，卒登舟，挽之不可；余与顾君率平头数辈，乘笨车就道』。二十六字被改成十六字。

　　使槎录所引四月二十四日郁永河到後坂社以後的文字，比较详细，但亦多删改。兹将被删改情形录後：『甫下车（上三字删），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告字下加余字）曰：「舟碎身溺，幸复相见」。余惊问所以不死状，曰（上九字删）：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门，候南风不得（上五字删）；十八日，有微风（上三字删），遂（遂改乃）行。行一日（上三字删），舵与帆不洽（改作舵帆不协），斜入黑水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上八字改作船首俯入水底），而巨浪又夹之（上六字删）；舟人大恐，向马祖求庇，苦无港可泊，终夜彷徨（上十四字删）。十九日，犹如昨（上三字删）；午後南风大至，行甚驶，喜谓天助（上四字删）。顷之，风厉甚，因舵劣，不任使，强持之（上九字删），舵牙折者三。风中蝴蝶千百绕船（上二字删）飞舞，舟人以为不祥；片刻，风稍缓，有黑色鸟数百集船上，驱之不去（上四字删）。舟人咸（咸字删）谓大凶，焚楮镪祝之又（又字删）不去，至以手抚之，终不去，反呷呷向人，若相告语者（上五字删）。少间，风益甚，舟欲沉。向马祖卜筄，求船安，不许；求免死，得吉；自弃舟中物三之一。至二更（上三十二字删），遥见小港，众喜幸生（上四字删），以沙浅不能入；姑（姑字删）就港口下椗。舟人困顿，各就寝（上七字删）。五鼓失椗（失椗改椗失），船无系（上三字删），复出大洋。浪击舵折，众首又裂，知不可为（上八字删），舟师告（告字删）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划水仙者（上四字删），众口齐作钲鼓声，人各挟一匕箸，虚作棹船势，如午日竞渡状。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则为之（上十二字删）。船果近岸，拍浪即碎；王君与舟人皆入水，幸善泅（上十五字删），得不溺』。

　　余文仪所修台湾府志，引裨海纪游文亦极多。或和通行各本大体相同，仅稍有歧异，我曾以之为合校本的底本之一。但也有和使槎录相同，而和其他版本绝不相同的地方；我也就不加理会而未说明，这是我的疏漏。例如使槎录卷一水程所引第一段文字，亦见於余志卷一附考，注语亦同。台湾全志本余志「行大海中五十里」，「五」字下夺「六」字；「鼓荡」作「鼓荡」；又注语「关童」作「关重」。使槎录原文如下：『澹水登舟，半日即望见官塘山（原注：一作关童）。自官塘趋定海，行大海中五六十田，至五虎门。两山对峙，势甚雄险，为闽省门户。门外风力鼓荡，舟甚颠越。既入门，静渌渊渟，与门外迥别。更进为城头（原注：土音亭头），十里之闽安镇，数十里至南台大桥』。以上只八十四字，但裨海纪游原文，从十月初四日『登舟』起，到『同至大桥』止，凡五百九十五字。可见删改之多。

　　在我的合校本第二十五叶正面末二行，我曾提到余志和薛志亮续修台湾县志卷一地志海道所引上文，我亦录出了余志原文，但在我的合校本中，一致没有提到使槎录；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疏漏。但据我现在的比勘，我这一疏漏，对於合校本是无损的。从正面来说，使槎录出版虽早，引纪游文虽多，但因删改太多，对於纪游的校勘是没有甚麽补益的。

　　卷一「海船」，引裨海纪游文，其删改情形如下：『余（删）独坐舷际，时近初更，皎月未上（上八字删），水波不动，星光满天，与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圆器，身处其中，遂觉宇宙皆空（以下删八十六字）。海上夜黑，不见一物，则击水以视。一击而（上三字删）水光飞溅如明珠十斛，倾撒水面（上四字删），晶光荧荧，良久始灭，亦奇观矣』！此一节文字，原书长一百七十三字，竟被删去一百零二字。『海上夜黑，不见一物，则击水以视』，本是永河朋友言君右陶的话，因被删略，竟成了永河自己的知识，那又何必一试？未删部分亦无补於校勘。

　　卷三「物产」亦有一则引文；但大加改窜，几已完全失去真相。原文作：『又有巨木，裂土而出，两叶始蘖，已大十围，导人谓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体，岁久则坚，终不加大，盖与竹笋同理』。使槎录改为：『楠生深山中，裂土而出，全体悉具，盖与竹笋相同。两叶始蘖，已大十围。岁久则坚，终不加大』。如此颠倒原文，横加改易，当不能作为校勘的底本。

　　卷四录有郁永河竹枝词，并无可资校勘之处。反之，原书每一首後，皆有注释，使槎录只在马祖庙前演剧一首中，稍加注语，但亦有删改。第八首「干」字误。

　　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一」「杂载」，亦引二则：前段一百五十五字，原文自合校本十一叶反面第十行起，至十二叶正面三行止，共有二百十八字，计被删六十三字。未删部分，於校勘无补。而光绪刻本且误『令其子弟』为『今其子弟』。後段四十三字，原文在合校本二十一叶正面第七、八两行，使槎录於引文之首多加「各社」二字。第二句删「盖」字。皆与他本异，可见为作者擅自增删。

　　同卷「北路诸罗番三」「附载」引一则，原文见合校本十二叶反面第一、二两行。首句另加，余同，於校勘无补。

　　卷六「北路诸罗番八」「附载」引一则，凡三百三十一字，原文在合校本十二叶反面第八行至十三叶第九行，共四百十二字，被删八十一字、改两字。

　　同卷「北路诸罗番九」「附载」引一则，共二百二十九字，原文散见於合校本十三叶反面第五行至第八行，又十四叶正面第十一行至十三行，又十四叶反面第五行至第八行；完全成了一篇杂凑文字。

　　同卷「北路诸罗番十」「附载」引一则，原文在合校本十四叶反面第九行及以下，但删改甚多。『麻少翁、内北投………』以下，我曾说过「後半段不见於任何本」和「以下不见任何本」，很显明的，是说我所引用的任何本。至於我之所以不用使槎录为校勘底本，乃是因为他对裨海纪游删改太多，不足取信。我虽引余文仪所修府志，而仍以小字低二格排印，表示我并不承认那一段出自原文。至余志实出使槎录，未加说明，这是我的疏漏。

　　卷八「番俗杂记」「生番」引一则，原文在合校本二十叶正面第四行起，第一句『诸罗凤山番』五字系自加，第六行『血饮毛茹者』、第七行『无敢入其境者』，两「者」字删，以下删一百零四字，然後再从第十行「客冬」云云起，至二十叶反面第三行『为良民也』止，共二百零五字，被删五十六字。其中『使当事者』一句，使槎录与采硫日记刻本及胡绳祖钞本，「使」皆作「有」。

　　同卷「熟番」条引一则，原文在合校本二十叶反面第三行起，至二十二叶第一行止。本节被删最多。计使槎录现存者只有二百四十二字，但全文长达一千三百零五字，除中间被删一大段八百四十七字外，其余零零星星被删的亦有二百十八字，又自加二字。这样一个本子实在不能作为校勘的底本。

　　同卷「社商」条亦引一则，凡五百十八字，原文在合校本二十二叶正面第一行起，至二十三叶正面第七行止，多至一千一百二十字，可见被删节的多至六百零二字，被删节的多於被保留的。所以我们不能据这样一个本子，作为校勘底本。光绪刻本，『谋充夥长通事』句，「充」误「长」。

　　同卷亦有土番竹枝词，第十八首第二句『射得鹿来付社商』，「付」作「交」，但他本皆作「付」。又第二十首第一句『种秫秋来甫入场』，「甫」作「翦」，不见他本，似仍当以「甫」字为是。

　　其他尚有若干则，注明出「海上纪略」。有实出裨海纪游的，并不见於「海上纪略」。「海上纪略」则称「海上事略」。又有注明出「番境补逸」的，「逸」通作「遗」。观所引裨海纪游，既被弄得体无完肤，其余自没有一一列举的必要。

　　四、今本所据的底本

　　周宪文生先因我曾为裨海纪游作过一点研究，和我商讨重印时的底本问题。他提出只印正文，不加校勘按语。我也赞成。一因如非合校本，自不必详加说明；二因如此作法，便和省文献会已出的拙着合校本，不相冲突。

　　但根据那个版本为底本呢？

　　我想现在我们所有的本子，当以渡海舆记为最早；但这是节本，不能用。

　　其次，道光年间的几个本子，昭代丛书本亦有删节，最显着的是诗句和竹枝词多被略去，不能用；舟车所至丛书本，删改情形更坏，更不堪用。

　　可惜枣花轩刊本和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道光十五年刊本，现在无从获得！

　　达纶本亦刻於道光年间，较粤雅堂丛书本为早；目前虽见不到原本，但屑玉丛谭本既据达纶本，且错误最少，所以我向周宪文先生提供意见，即以屑玉丛谭本为底本，并以我的藏本供他翻印，仍由我参酌各本，为之校勘，但不加说明。援连雅堂先生例，改「伪郑逸事」为「郑氏逸事」。「海上纪略」末之「宇内形势」，据他本另立一卷。「渡海舆记」乃「裨海纪游」节本，有全本即不必有节本，且已见合校本，兹不收。

　　校书如扫落叶，屑玉丛谭本亦不免有误，虽已校出数十处，但未能校出者恐仍不少。好古敏求人士，幸垂教焉。

　　民国四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方豪校毕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