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_【台湾文献丛刊·第 075 种】恒春县志（清）屠继善纂辑

弁言

　　这部恒春县志，原抄本系修史庐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晒蓝。远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该所图书室管理员张政烺先生所编的「图书室报告第二号，方志目」，在福建省「台湾附」，即列有此书。二十八年我在昆明，亦已看到这一本「方志目」，但当时并未深切注意。那目录上是这样写的：『恒春县志，清光绪二十年修，本所由抄本晒蓝，二十二卷（原误作二十一卷，校勘记更正），首一卷，末一卷，四册。主修陈文纬纂修屠继善。附注：旧隶台湾』。

　　因为这本书一直在国内，而史语所的「方志目」，也是对日抗战时期用云南当地出产的土纸印刷的，所以流传也不很广；因此，不用说台湾学人，或到过台湾的日本人，在民国三十九年前，发表有关台湾地方志的文字中，或专书中涉及台湾方志时，绝未提到这部恒春县志。连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也没有列入本书。

　　我是三十八年二月到达台湾的。六月，约姚从吾先生到杨梅史语所看书；其时，陈列的书很少，极大部分还锁在箱内。奇怪的是我回到台北，逢人便说我已看到了一部恒春县志，是晒蓝本；而且，还仿佛记得是在第三排最下格。当时首先怀疑的便是好友杨云萍先生，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并问我『是不是在大陆另有一个恒春县』？

　　同年国庆日，我再约杨先生同去，竟找不到此书；我因为肯定的说曾目睹此书，而且也没有人借阅，所以管理员王宝先先生也为我们翻寻了四、五次，仍然是杳无踪迹。查卡片目录，比「方志目」只多了一句『修史庐抄本』。回台北後再去函查询，并说明在何排何格，管理员仍苦觅不得。最後，王宝先先生把「方志目」寄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第一次去杨梅时，见到「方志目」，并记得是晒蓝本，大约因为那时我正在起草「台湾方志中的利玛窦」，天天萦绕在我心目中的是台湾方志，所以回到台湾大学宿舍，便在梦中重游杨梅史语所图书室，居然在我梦想中的第三排书架最下格，梦见其书，然後又像目睹一般的向别人津津乐道。其实是太虚幻境，真书还锁在箱内哩。

　　三十八年十月以後，史语为进行检查、登记及杀虫等工作，分批将全部书箱开启，但因地方狭窄，随开随装；我请求负责人检查到恒春县志时，把它取出，暂时替我保留。那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三游杨梅，恒春县志还不知深藏在那一箱内。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四访杨梅，史语所全体朋友看到我来，都不约而同的说：『恒春县志出来了』！後来我曾在台湾文化季刊第六卷第一期发表了一篇「恒春县志的发现」，叙述找到这本县志的经过，并介绍其内容。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曾於民国四十年将此志付印，由林熊祥、廖汉臣二君校阅标点。现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重印此志，嘱我重校；我为审慎起见，请现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学生张存武和王玺二君，根据晒蓝本对校，然後再由我校阅。这一切的经过，我是很乐意向读者报告的。

　　至於民国二十年（昭和六年）日人稻叶直通、濑川秀吉所着「红头屿」一书中所提到的「恒春县志稿本」，我相信是另一个本子。因为那段文字是在原书十一页「岛之历史」一节中，兹译如下：『如看恒春县志稿本，则有光绪三年三月固有基、汪乔年等一行二十余人勘查此地，并把此地划入恒春县的报导。这是政府派员视察曾被列於化外之岛的嚆矢』。按史语所藏本恒春县志卷末「附红头屿、火烧屿」，原文说：『光绪三年，前恒春县周有基、船政艺生游乐诗、汪乔年，偕履其地，归述其所见如此』。日人据所见恒春县志稿本，记勘查者只有周（误为固）有基和汪乔年二人，而史语所藏本却多一游乐诗；日人记勘查时期为光绪三年三月，而史语所藏本有年无月；日人所见稿本，记勘查者一行达二十余人，而史语所藏本只记三人；日人所见稿本又有『并把此地划入恒春县管辖之报导』，史语所藏本却不见有这一报导。可见「红头屿」一书作者见到的「恒春县志稿本」，并不同於我向台湾学术界报告的史语所藏本「恒春县志」。这一别本，至少民国二十年还在本岛；至目前是否仍在本岛？只能说「待访」了。

　　中华民国四十九年五月四日，杰人方豪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