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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左文襄公全集」一部（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仲春月开雕的），计一百二十八本；原书除卷首外，分为奏稿六十四卷、谢摺二卷、文集五卷（附诗集、联语、说帖）、书牍二十六卷、批札七卷（附咨札、告示）。此外，附有「张大司马奏稿」四卷及「骆文忠公奏稿」十卷；书末，并有年谱十卷（湘潭罗正钧纂）。卷首目录列有国史本传、墓志铭、神道碑及总目录，但墓志铭以下均未见本文。本书节取其「奏稿」及「书牍」中与台湾有关各篇，合而辑为「奏牍」；同时，并附录着者的「国史本传」（据「全集」卷首所载）及「神道碑」（吴汝纶着。采自「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卷二）二文於书末，以备查考。

　　「奏稿」原为长沙杨书霖编次校勘。杨氏跋文有云：『起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讫光绪十一年乙酉七月，都六十四卷。盖公自咸丰庚申四月诏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辛酉奉命督师援浙，始专摺奏事。旋授浙抚·晋督闽浙，扫荡粤贼；调督陕甘，平捻、平回，廓清关内外。凡兵饷及地方事宜，罔不躬亲料理。奏疏未尝倚办慕寮，与胡文忠、会文正二公皆推当时大手笔。迄光绪辛巳总督两江，年已七十；间属幕友起草，而自加改削。甲申督办福建军务，则幕友所拟较多。兹编所登，凡出自公手而有关事实者，虽夹片数行必录；幕府所拟，必经公修饰最多者，始行编入。寻常例摺，一概从删。谢恩诸摺，另为两卷；不欲与言事之疏错杂也』。由於这段记述，不特可知「奏稿」的「义例」，亦已获见着者经历的大概。着者服官与台湾直接有关的，计分两段时间，即在闽浙总督任内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时期。前一时期为同治二年至五年（一八七六－七九），初则专意两浙，继则剿办「粤贼」，治军之日多、治事之日少，对於台湾的经理，较少顾及。後一时期为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一八八四－八五），时值法兵侵台，专为督办援台军务赴闽。故本书所收「奏稿」，前一时期较为零杂，後一时期则具始末。

　　至於「书牍」部分，亦可分为两个时期，但却与上述不尽相同。一在闽浙总督驻浙之时，为与闽抚徐宗干（树人）及台湾道丁曰健（述安）等讨论戴潮春事变有关事宜；一在调任陕甘总督之後，适当甲戌日兵侵台，为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钦派总理船政巡视台湾防务大臣沈葆祯（幼丹）等咨商与台防有关问题。自然，由於「书牍」体裁的关系，间亦旁及他事。

　　此外，尚有两点说明。（一）「国史本传」载：光绪十一年六月有「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之奏，但此摺在「奏稿」中则未之见。执是以观，原「奏稿」或为前述「义例」所摒、或为汇辑所遗，想不在少。这就蒐集史料的观点而言，至可惋惜。（二）本书在编辑时，由於另一原因，未能充分利用「全集」原书，恐不免有疏漏之处；引为遗憾。（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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