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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农、工、商分为四民，各事其事，各业其业，上无所扰，亦下无所争。其后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定以十算，乃得为吏。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归罪孝成，无逃天地。夫赈饥出粟，犹是游侠之风；助边输财，不遗忠爱之末。乃至行博弈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馑，旱干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不至充塞宙宇不止。朝廷颁汰淘之法，定澄叙之方，天子寄其耳目于督抚，督抚寄其耳目于司道，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乌乎！可且昔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才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禀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袁随园之言曰：“当其杂坐戏谑、欠伸假寐之时，即乡城老幼毁肢折体而待诉之时也；当其修垣辕、治供具之时，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权之时也。”怵目惕心，无过于此。而所谓官者，方鸣其得意，视为荣宠，其为民作父母耶？抑为督抚作奴耶？试取问之，当亦哑然失笑矣。不宁惟是田野不辟，讼狱不理，则置诸不问；应酬或缺，孝敬或少，则与之为难。大府以此责下吏，下吏以此待大府。《论语》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易》曰：“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执是言也，官之所以为官者，殆可想象。得之暴秦之立法也，并禁腹诽；有宋之覆国也，以废清议。若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以其位之高，以其名之贵，以其权之大，以其威之重，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明达之士，岂故为寒蝉、仗马哉？慑之于心，故慎之于口耳。其意若曰：“是固可以贾祸者，我既不系社稷之轻重，亦无关朝廷之安危。官虽苛暴，而无与我之身家；官虽贪黩，而无与我之资产。则亦听之而已矣，又何必拂其心而撄其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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