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附编五论衡版本卷帙考

附编五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　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今所通行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原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於是书。自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後来诸本皆沿其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删，故有脱一张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诸子颇多粗本，论衡则其一也。是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厘，横五寸。卷端题“

　　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皆阙末笔，盖光宗时刻本也。後人遇宋讳阙画，乃加朱围，盖王山僧徒之所为也。论衡一书，以是书为最善。乃如累害篇“

　　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张，今跳在命禄篇中，宜改装也。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俱阙，盖明修本偶脱此一叶，通津本之所据，即佚兹一张，首尾文句不属，浅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成其义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并有，今据秘府宋本补录。是书纸刻鲜朗，字字员秀，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之存於今日者，当奉是本为泰、华矣。狩谷掖斋求古楼所收，後归於况斋冈本缝殿之助。闻诸本村正辞氏，况斋之病将殁，属之于门人本村正辞氏，且捺一小印以为左券，卷首所捺小圆印即是也。後十洲细川润次郎先生介书肆琳琅阁而获之，是书遂升为秘府之藏。惜阙第二十六以下。案宋椠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椠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於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补刊”字。比宋椠高短三分，横减四分五厘。通津草堂本之称，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吴郡袁褧引。体式行款，与明修本相同。但界长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为异耳。卷末题曰：“周慈写。”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选，世所称以为精绝，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写”三字。宜乎是书笔划遒劲，可以接武于文选。程荣本者，万历中程荣所校，首有万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沈云揖序。世多有之，故不详说。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　论衡三十卷，宋刻本。余聚书四十余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於他本者特多。其最着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於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通体评阅圈点出东涧翁手迹，“言里世家”，其即此老印记乎？俟与月霄二兄质之。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　明版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末有庆历五年杨文昌序，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然後互质疑讹。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此本即从杨本翻雕。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有“

　　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後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　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後有“周慈写，陆奎刻”。明本中之至佳者。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缺一叶，约四百字。其他明刻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叶同。因南监补刊元至元本早缺此叶，无从校补也。元本为绍兴路儒学刊。余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钞补之。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合。孙星衍祠堂书目着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亦详载此本版式行字，而不及缺叶，但未细阅耳。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有校宋本。张金吾云：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後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记。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诸本俱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帙一卷，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缺六至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　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凡五册，册各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後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校，校文俱用朱墨书於眉端，间亦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者。通卷点读，时有是正。卷首有杨氏印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叶俱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於眉端右角。

　　通卷无题跋，唯卷首目录之末，题“宋椠本每半叶十行，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云云。今悉移录於此本。

　　杨氏观海堂书，收归国务院。民七、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请将杨书捐赠松坡图书馆。徐赠二百七十六箱与之，余者尚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国务院图书室。今岁经清室善後委员会索回，暂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之介绍，往移录一过，凡四日始告竣事。

　　杨氏所校宋本，与予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证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也。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录竟，因题记焉。四月十六日，始书於此。　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　七年夏，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过。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其中讹字甚多，疑是当时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叶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合。後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亦破缺不完。意是元本而覆干道本者与？篇中空缺讹脱之字，於行二十四字者，为参差不齐，然合诸行二十四字乃多在同列，岂其所据宋本为行二十字者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殆误也。十月十二日。）里安孙氏尝据元本校程荣本，今观其所谓元本作某者，虽十六七与此合，而讹脱之字，此尤为多，岂元本本不止一本，而此又元本中之最下者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竟，附识於此，以俟考定。

　　〔隋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後汉征士王充撰。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唐书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马总意林三〕　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曰：“隋志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阙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七卷'，未详。”按：宋杨文昌曰：“俗本二十七卷。”与马氏所见本合。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　王充论衡。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

　　〔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一部七册阙。一部十册残阙。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七册。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着，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後序，嘉靖乙未後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　论衡，二函，十二册。汉王充着。三十卷。後有宋杨文昌後序。文昌爵里无考，其序作于庆历五年。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又得史馆本，各三十卷。於是互质疑谬，沿造本源，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募工刊印。”云云。今考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诸家着录卷目悉符，则文昌校刊之本为可据矣。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纸质墨光，系为明制。盖取文昌定本而重加校刻者。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　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补本。此为庆历中杨文昌刊本。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为补刊，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後序。目录後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通津草堂本即从此出。卷末有“

　　汲古阁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朱记。

　　〔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　论衡，明通津草堂刊本。汉王充撰。载有杨文昌序。

　　〔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一明通津草堂刊本。一明程荣本。

　　〔稽瑞楼书目〕　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　论衡三十卷。

　　〔述古堂藏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钱谦益揖绦云楼书目子杂〕　论衡。三十卷。王充。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　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缺。汉王充撰。存卷一至二十一。卷二十五至末。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才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　论衡三十卷。後汉征士王充撰。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辩第四册六九一页。）

　　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项，说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为证。

　　甲、自纪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百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按：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後人误仞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据以上二事，足证今之八十五篇，非完书矣。

　　二、以论衡本书之篇名为证。

　　甲、觉佞篇　卷十一答佞篇云：“故觉佞之篇曰，人生好辩，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云云。”盼遂按“

　　觉佞”当是论衡篇名，与答佞篇为姊妹篇，旧相比次，而今亡佚矣。犹之实知之後有知实，能圣之後有实圣也。

　　乙、能圣篇

　　丙、实圣篇　卷二十须颂篇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盼遂按：三增者，语增、儒增、艺增。九虚者，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皆论衡篇名也。然则能圣与实圣，亦必为论衡篇名，不知於何时失传矣。

　　丁、盛褒篇　卷二十九对作篇云：“且凡造作之过，恶其言妄而诽谤也。“恶”字各本讹作“意”，今改正。论补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盼遂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五者，皆论衡篇名，所以张其实事疾妄之说也，则盛褒亦必为论衡篇名，与须颂为并蒂连理之文无疑，而後世亡失者也。据以上四事，由论衡本文中所载佚篇为吾人所考明者，已有四篇之多；其本文所载篇名未为吾人所甄明者，亦或佚去之篇；而本文中从未提及者，为数当更不少，则论衡篇数过百之说，非无稽矣。

　　三、以各书所引佚文为证。

　　马总意林卷三引论衡云：“天门在西北，地门在东南，地最下者扬、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州最被水害。”

　　同上又引论衡云：“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于首阳山，非让国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

　　同上又引论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段成式酉阳杂俎加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尽落，得仙去。出论衡。”

　　据以上四事，举不见於今本论衡，知论衡至今日残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项证明，则论衡百篇之说，盖确有此见象，而未容夺易矣。

　　〔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

　　（见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九十一期。）

　　王充论衡一书的篇数，据范晔後汉书卷七九王充传说：“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亦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初着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今存本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内招致篇有目无篇。）疑唐、宋以来所传如此。至隋志二十九卷，而唐志以下称三十，或者後人求合整数之故，多分一卷，非必伪为一卷以求增益的。

　　论衡中各篇，从内容看，最可疑的为乱龙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道：

　　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明是後人假造的。此外重复的话极多。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北京大学丛书本页十二。）

　　如果乱龙为伪篇，则乱龙前明雩、顺鼓两篇，後半亦为董仲舒求雨的见解辩护的，两篇的後半篇便为後人附增。然而通观论衡全书，说及土龙求雨的事颇不少，而都没有和乱龙篇的见解相反的。我觉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但於类感类应的想像，尚未澈底的清晰，故此他不免为董仲舒土龙求雨的见解辩护了。兹立三证，证明乱龙、明雩、顺鼓等篇绝非後人假造，略举所见如下：

　　（一）乱龙所用辨证法纯为王充的辨证法，和全书各篇相一致的。王充对於“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篇）。这是他的好处。又以为：“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篇。）方比物类，即是类推，这是不能没有毛病的。这是乱龙篇所谓“以象类说”。他承认类感类应的道理，以为土龙可以致雨，他的乱龙篇说道：

　　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这些话以下，他列举十五效验及四义，又即说道：

　　夫以象类有十五验，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

　　这样的详细举十五效验及四义，的确是王充的辩证的方法。

　　（二）论衡中说土龙求雨的有好些篇，而都是承认土龙求雨，没有明显反对董仲舒的。明雩篇举出当雩（即是祭祀求雨。）的五种理由；顺鼓篇说久雨击鼓求晴的缘故，都为董仲舒的见解辩护的。明雩、顺鼓、乱龙三篇相连接，都为董仲舒辩护，伪则全伪，真则全真，这三篇见解有姊妹相连属的关系，姑且不引为证。此外尚有一些篇说及土龙致雨的。龙虚篇说道：

　　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雷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与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

　　又感类篇说道：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夏秋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

　　他反对雷为天怒，而承认以类招气是可能的。定贤篇说道：

　　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於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

　　他以为董仲舒的信土龙是有缘故的。当然土龙是不能致雨，他亦知道，但是他为董仲舒辩护，在死伪篇说道：

　　董仲舒请雨，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

　　又感类篇说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阴请福，忧念百姓也。

　　这可以见出王充为董仲舒以土龙求雨辩护的理由，原来设土龙求雨是为忧念百姓，只要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的。乱龙篇所说“以礼示意有四义”，便是这种的见解。乱龙篇的四义，说的如下：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耡，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一也。（“义一”原作“一义”，依刘盼遂校笺校改。）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於象，二也。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看这四义，即是死伪篇说的“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和感类篇说的“忧念百姓”的表示，明知“土龙非实，不能致雨”，而却不肯抹去这精诚之念，忧念百姓之心。看论衡龙虚、感类、死伪、定贤诸篇所说，皆和乱龙所说四义相合，可知乱龙篇是不伪了。

　　（三）顺鼓、明雩为汉制度，故王充论衡顺鼓、明雩篇，为汉国家辩护。由此看去，自然乱龙一篇不是假造的。要明白这话，可先看论衡须颂篇，这篇说道：

　　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

　　顺鼓、明雩的名称，俱见这须颂篇。看“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的话，可知王充论衡是会有明雩、顺鼓的两篇的。王充是很歌颂当代国家的人，论衡中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所谓瑞符如黄龙、凤皇、麒麟、甘露、嘉穗、瑞芝等东西，王充并不反对其为祥瑞之物，并承认为汉世比灵斯古圣帝明王之效。又王充论衡案书篇说道：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但是这篇又说道：

　　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他的思想在案书一篇之中已互相冲突，何况论衡一书为多年中集合的作品呢？

　　至於胡先生以为乱龙篇未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这话的解释亦见於案书篇。案书篇说道：

　　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论衡乱龙篇立十五效、四义，以尽仲舒土龙求雨的意义，这名乱龙，真是“乱者终也”了。

　　人们的思想真是奇怪的，王充极力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见解，而却为汉家政制要用土龙求雨的原故，或者自己一点类感类应的迷信，便承认谶书，并且以为仲舒能尽孔子之言，而自己能尽仲舒之意，这是很有趣而且是不能索解的。

　　此外胡适先生在民国十年以前北京大学排印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第七章王充与评判的精神，（後来大东书局印的现代学生里改题为“王充的论衡”。大东书局印的论衡，放这篇在卷首。）在附注里说道：

　　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於西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後人加入的痕迹。

　　案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别通篇说道：

　　将相长吏，不得若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览达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

　　然则明本作“蔡伯偕”，不作“蔡伯喈”，不得以为蔡邕之字。“邕”通“雝”字，诗大雅：“雝雝喈喈”，为凤皇鸣声，故蔡邕字伯喈。若蔡伯偕当另为一人，不得名“邕”。又案：後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说：“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这右扶风蔡伯偕，自当与陈留蔡伯喈不同。又以下文“郁林太守，东莱太守”例之，则蔡伯偕或为右扶风太守；然蔡邕亦未尝有任右扶风之事。别通篇所说张孟尝、李季公二人，後汉书皆未着其名，然则蔡伯偕，王充所称为当代通人，绝非後来之蔡伯喈，而亦不能於後汉书中寻得他的名字出的。如此，则说别通篇为後人加入，不免太无根据了。

　　论衡一书，内中不免有冲突的矛盾的见解，然而本于王充的个人的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我觉得论衡中无伪篇，意即本此，全书各篇有交互说及的地方可证。胡先生早年所见，以乱龙、别通为後人加入论衡中的，据胡先生最近的谈话，知道他已改变了这种意见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