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风暴的杉树（代序）

　　◎ 李建军

　　我从未请托别人替自己的书作过序。这倒不是因为狭隘的傲慢和虚妄的自负，而是觉得自己在书中立了些什么宏论，放了些什么厥词，还是自己最清楚，所以，比较起来，从实招来的“夫子自道”，无疑更有助于向读者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我也不大有勇气享受给别人写序的光荣，谬托知己，信口雌黄，把一些不痛不痒的废话和不着边际的空话，佛头着粪一样放在别人的书上，这不仅是对作者和对读者的怠慢，也分明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嘛。

　　但是，李悦先生打电话来，要我给他的作品集写序，我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确喜欢李悦硬语盘空的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在艺术欣赏中，“偏见”当然要不得，但“偏爱”却是无可非议的。我之答应替李悦先生写序，就是因为我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了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思想，读到了令我拍案叫绝的判断。虽然这本《批评于丹》只收集了两篇批评于丹的文章，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谈谈我所认识的李悦先生，谈谈我对他的写作的印象和评价。

　　最早认识李悦先生，是在内蒙古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在出去观光的旅途中，他不知疲倦地讲了许多机智幽默的故事。他说起话来因多有“期期”而略显磕绊，但故事却讲得委婉曲折，妙趣横生。他的过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叙事才能，给同车而行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读小学时，是听着孙敬修的故事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的。难怪呢！

　　李悦是个爱书的人，有一万多册的藏书。藏书只是占有，读书才是享有，只藏不读，算不得真正的收藏家，算不得真正的爱书人。李悦属于为了读书而藏书的人。他的读书量是惊人的。他不仅读，还写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阅读笔记。为了把自己的阅读心得公诸同好，他在《北方新报》开了一个专栏，名之曰:“关于读书的鸡零狗碎”。这些读书札记，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文风活泼，清新明快。在这个“可视文化”大行其道，“印刷文化”日渐冷落的时代，李悦的存在实在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然而，更为可贵的是，李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曲肱读书、无所用心的名士，而是自觉地按照知识分子的精神原则去生活和写作。

　　如果说，做一个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么，在今天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更其艰难。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使我们时代的不少知识分子沦为惟利是图、目光短浅的法利赛人。由于放弃了批判的立场，由于成为权力的附皮之毛，知识分子便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知识分子的溃散和流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他的忧虑应该引发我们的认同和反思。我们已经陷入严重的文化“无政府”状态，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焦虑的“反文化”现象，因此，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知识分子，都需要那种在文化的意义上为社会立法和“守夜”的人，都需要那种在精神生活上为自己的时代指示方向和出路的人。

　　虽然知识分子必然是读书人，但读书人却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因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看他是不是有知识，还要看他是不是有稳定的人文立场，有自由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知识分子是一群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生活的人。他把“不满”和“质疑”当做经常的态度，总是倾向于对现实和外部权力说不。他拒绝“顺从主义”，视“服从”为可耻的背叛与堕落。他像席勒所说的“男子汉”一样，总是“不停地替自己寻找敌人”，并通过与“敌人”的对抗，扞卫那些伟大的价值。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和激情，试图通过不断的“启蒙”，为生活开辟新的道路。由于不顺从和为敌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生活便充满了困厄和灾难，而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