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知识分子显然是李悦的自觉追求。我们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扞卫。他在《思想的尊严枣 读筱敏〈成年礼〉》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社会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人类之所以到今日还没有乘着股票市场或者核弹头直线奔向毁灭，恰是因为有许多被视为过激、空想、不合时宜的分子，不懈地质疑我们的处境，呼唤着情感和良知。”尖锐地质疑我们时代的“处境”，也是李悦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的基本态度。几乎所有那些热闹一时的消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都曾受到李悦的深刻的质疑和剖析。在《充满谬误的姜戎》中，他不仅指出了《狼图腾》的“输血论”、“游牧精神”论和“许多常识性谬误”，而且，还深刻地指出“不是民族精神和性格决定历史”，而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影响着历史的“运转”。李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同并欣赏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的《恶俗》对“恶俗”的界定:“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然会相信他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者迷人的东西。”李悦高度评价林如敏的《无羞可遮》一书对我们时代的“娱乐圈的恶俗”的“嘲笑”，而对文学领域的“恶俗”，他则给予了同样尖锐的嘲笑。他批评池莉的“媚俗”，认为“她不追求人生的意义，也不想超越生活进行形而上的思索。……有的只是时间生活的无休无止的堆砌，几乎完全摈弃了价值生活”（《媚俗的池莉》）。在《没有风格的〈空山〉》中，李悦揭示了阿来的创作的问题:因为过度依赖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模仿，阿来的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缺乏成熟的风格。他还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批评了金庸和王朔的小说，认为他们的作品因为缺乏“文学含量”，本质上不过是“通俗小说”罢了。

　　启蒙是知识分子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工作内容。启蒙既是解构异化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过程。虽然启蒙屡屡受到误解、质疑和压制，但是，启蒙意味着光明，离开启蒙，暗夜里的生活就会丧失方向，社会的发展理想就不可能实现。然而，在一个精神生活让位给物质生活的时代，生活的意义似乎已经不再受人关注，生活的方向也不再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重要问题。相对主义主宰着人们的内心生活。这让大家对一切都心平气和，对任何事情都觉得无可无不可。这就给前现代性价值观的复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几乎在一夜之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以“英雄”的姿态，通过对“现代性”的反动和抵拒，全面实现了自己的复辟梦想。“奴才”对“皇上”和“主子”的忠诚和崇拜，成了影视文化和文学叙事中的常见景观。“拜权主义”这种中世纪的破烂意识形态，正通过“戏说历史”这种嘻嘻哈哈的方式，严重地毒化着国人的精神生活。对一个处于前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讲，批判专制主义，争取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争取个性和人格的健康发展，乃是启蒙工作的要义。而当“专制主义”的文化狂潮汹涌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尤其要立定脚跟，毫不妥协地与之对抗。

　　李悦显然认识到了启蒙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认识到了蒙昧主义对我们的文化发展和生活现代化的严重威胁。在他的批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觉而强健的启蒙精神。《宣扬“唯皇史观”的小说 二月河作品批判》就是一篇启蒙性质的批评文章。在一个人们对“专制主义”习焉不察的时代，他的这篇文章显得及时而重要。李悦上承黄宗羲《原君》对“皇帝”的批判，认为“皇帝”乃万恶之源。所以，他对二月河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小说就深恶痛绝，对《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所宣扬的“唯皇史观”，就觉得特别难以接受。在二月河看来，雍正因为在位13年做了千语万言的政务批语，就功德无量，“就是我们这些书生，谁又有过这么大的文字劳作”。二月河笔下的皇帝克己爱人，无善不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好皇帝”，这样的“大救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才能被“解放”出来，才能过上“无比幸福”的美好生活。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实在不过是迂腐书生的自作多情。“唯皇史观”认为:“一个好皇帝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可以永远保证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的皇权专制是很好的制度，根本不需要进行改变政体，改变生产方式，改变思想观念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李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靶楣埂背隼吹囊馐缎翁?谋局屎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呼唤民主和法制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中国正加速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无疑是在逆历史大潮而动，无疑是非常反动的。”二月河小说“内容简介”上的广告词说，《雍正皇帝》“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非大家而不可为。”但李悦最后的结论却是:“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以反动思想为经，以通俗艺术为纬，曲解历史，浅化人生，乃大家所不为也。”李悦的判断无疑更为真实，更为可靠，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