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教授生于1965年，1972年上小学，小学和初中在上世纪 70年代度过，正赶上了学语录时代，强调“知识无用论”。她上高中刚赶上拨乱反正。高中毕业后她到一家印刷厂当工人，后来参加了高考，上了大学。她大概没能受到较好的基础教育，因此修辞和古汉语常识欠缺。她说是四岁学《论语》，该是1969年。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随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教授的父母有再大的胆子也不能让她学《论语》。如此算下来，她也不过学过两年《论语》而已。

　　我这样认真地分析这件事，似乎有些苛刻了，但我是想证明于丹教授没有说实话。关于“说实话”三个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从不奢求于丹和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顾准那样探求一个民族的精神出路，但我希望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说真话，生活在真实当中。

　　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中，提到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下降，她也一定知道下降的原因。但她闭口不谈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不谈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更不谈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多次让贫者返回内心，安贫乐道，像庄子那样插上翅膀飞翔起来。于丹身边一定有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们能够轻松飞翔吗?吃不开饭的学生是没有力量与于丹教授一起爬树浪漫的!

　　如果知识分子在谎言中生活，社会的支柱在谎言中支撑，那一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如果按照人性或良知说话办事已经成为社会的禁忌，那一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说真话，是无权者的权利!

　　说真话的动因就是良心。

　　说真话者才能全面正确地看待各种事物，才有思辨的能力，辩证法就是思辨的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于丹没有辩证法，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怎么能讲出真理呢?

　　缺乏辩证法的于丹教授只能简单、生硬、自相矛盾、形而上学地看待传统文化，只能闭着眼睛唱赞歌，在她嘴中笔下，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盘肯定，孔子成了有适宜温度色彩的儒雅的长者，庄子成了插着翅膀飞翔的仙人，沉重、严酷、忧伤和血腥的中国文化史，被于丹教授编织成充满田园诗味道的童话故事。

　　能选于丹教授上《百家讲坛》者也可谓慧眼识珠了！

　　稍有文化常识和历史意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专制主义。

　　这是历史的真实！于丹教授不敢说真话。

　　不要谈专制主义而色变，不要象阿Q那样怕别人说“癞”和“光”。专制主义是历史的真实，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专制，只不过我们的专制经历的时间太久了。于丹说:

　　探求一种儒道相济的境界。儒是入世治世，是弘毅，是担当，是践道，是地。道是思考，是超越，是飞翔，是天。儒和道就是中国人生活中两套基本的行头。在人生的长河中，它们又像是河的两岸，两岸的形态决定着生命的水量，决定着人生之河的宽度。（见《解放日报》）

　　儒家在专制主义统治下践了什么道？担当了什么责任？

　　儒家践了专制之道，担当了专制的责任！这是历史发展的常规。

　　中国的历史的真实是:充当专制工具的不是于丹教授说的儒道互补，而是儒法互补。是儒家与法家思想一直支撑着专制主义的殿堂。所以我国历史上一直支撑着“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和“内儒外法”之谈。道教以及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不能取代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统地位。

　　于丹教授夸大了道教的作用，赞美了儒家文化的劣根性。

　　我一直认为儒家并不是后来被统治阶级用来搞了专制主义，而是儒学本身就是统治之术的总结，最初就出自“克己复礼”的目的，这就是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自然就成了统治者搞专制主义的文化依托。但儒家文化毕竟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思想体系，毕竟曾经对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认清了儒家文化的劣根性，也就认清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只有经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认识，才能消除传统文化的专制主义毒根。那样，我们就可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道家、佛家等各家）许多优秀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