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能移植，不能嫁接，只能转型。

　　文化转型才能使得经济与文化和谐起来。这种文化转型工作并不只是我们中国要做，东方国家要做，西方国家也在做。理查德·埃里克斯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病态的，只注重自己的时代。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未来学家》1993年11—12月）

　　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应该为这种转型做艰苦、细致、认真、系统的工作，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真知，从而使十几亿人能够有道德价值的依托，能够安身立命地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从而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以优秀的文化支撑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批评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等人，是因为他们有那么好的讲坛，有那么好的出版社，有那么广泛的报刊宣传媒体，他们却不但不好好做文化转型工作，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文化转型的障碍和阻力。以致于我们在做文化转型工作之前，先要对他们进行批评。

　　于丹根本没有从《论语》、《庄子》等传统文化中找到最根本、最精华、最重要的价值，没有向大众提供一个真实的孔子和庄子，没有向大众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理想。一句话:于丹没有说实话。于丹讲了过多的谎言，歪曲了孔子、庄子，歪曲了传统文化。

　　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于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历史强迫一个民族进行文化转型时，就到了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这时意识形态的宣传也要变化，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口口声声谈“与时俱进”的于丹为什么就不能与时俱进呢？

　　于丹也根本没有从《论语》、《庄子》中找到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弱点，例如它缺乏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因素。

　　于丹也没能指出传统文化有不可克服的排斥民主与科学的因素。

　　于丹只是把《论语》和《庄子》当成了抒情散文的素材，然后用评书艺人的腔调，尽情抒发她的温暖的情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不知所云，不知她想达到什么目的，真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即使于丹想称赞孔子与庄子，也称赞不到点子上，她只不过是一位不及格的宣传员，因为“返回内心”不是孔子学说的精华，而“超越名利”也不是庄子最伟大的品格。

　　还要提一提易中天教授，今年2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把他当成支持于丹教授的正方代表，把我当成反对于丹的反方代表。易中天教授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序言中写道:“于丹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孔子，一位链接了多彩世界的灰色孔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易中天教授说了那么多个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能够代表“我们”、“大众”和“人民”，还能够代表“永远”。其实他只是代表自己。上了《百家讲坛》，出了几本书就以为成了人民的代言，过于膨胀了！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坐稳了有话语权的位置之后，也像一些腐败官僚一样，却以为“民主”不是“主权在民”，“民主”是“为民做主”。

　　我想问易中天教授，你读过《论语》吗？

　　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就没有权力写以上的这些话。

　　如果你读过，莫非于丹讲的“返回内心”就是永远的孔子的思想吗？

　　还是谈文化的转型吧！

　　现代化需要文化转型，但不能操之过急。文化转型已经开始，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就像传统文化也是积累而成一样。

　　若是用辩证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有着严重的缺陷，但也有着向现代化转型的可能。只要剔除了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的核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完全可以和现代化接轨。例如儒家的“仁者爱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墨家的“兼爱”等，完全可以与民主相容;庄子提倡的人性的解放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完全可以与“自由”、“平等”相沟通;法家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意识完全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搭接;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完全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伦理的“金规则”;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和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完全可以取法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和《尚书》中所说:“周虽旧邦，其命唯新”，完全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