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上“信则人任焉”是说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别人当然不是主体。

　　《论语·子张》中还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段话是说:君子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役使人民，如未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虐待自己。君子取得信任，随后才能给别人进忠言，如果没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

　　可见《论语》在多处谈到“信”时，国家、君主和君子都是话语主体。于丹错将民(百姓)当成主体，与上面能“足食”、“足兵”的主体不一样了，讲不通了。她索性错下去，又将“信”解释成“信仰”，于是“民无信不立”就被于丹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了。我怀疑于丹在这儿是有意曲解这句话，为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不立”的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以便“上”和“君”就可以指责百姓没有信仰而误国了。

　　于丹在其书的第16页提到孔子《论语·雍也》中的话: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于丹随之解释这段话的后半段，她说：

　　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在这里，“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像于丹所说“从身边小事做起”，这二者是很不相同的。“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才能“推己及人”也!

　　于丹在其书的第40页，引用了《论语·里仁》的一句话: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于丹解释说:

　　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事君数”中的“事”当“服事”讲，而不能当“有事没事”讲。同样“朋友数”是指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而不是“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这段话准确地讲应是:“服事君主频繁无度，就会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就会遭受疏远。”两种解释是有区别的。

　　于丹在其书的第43页引用了《论语·里行》的一段话: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于，义之与比。

　　于丹解释说:

　　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

　　“适”在此处应是“莫”的对立词，“莫”在此处当“不可”讲，“适”则当“可”讲，就准确了。那么，这句话应解释成:“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不随意认可，也不随意否定，要以义为依据。”

　　《论语·微子》有一段孔子论述逸民的话:

　　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最后一句，孔子强调他与逸民的不同在于“无可无不可”，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无适也，无莫也”也是“无可无不可”之意，所以于丹解释成“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是与孔子的真意不相符的。

　　于丹在其书的第44页引用了《论语·为政》的一段话: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于丹在解释这段话最后一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时说:

　　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

　　接着她又强调说:

　　这段话多实用!“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对我们今天不是照样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