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以《“小妮子”为大众找回孔子》为题，报道了于丹热的情况:“上周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教授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连续9个小时签售《论语心得》12600本，中关村图书大厦当日售出14000本。本周，几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该书继续忝列榜首。昨天，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买书的人络绎不绝。书店干脆在一层最显着的位置摆出布告:买《论语心得》的读者，请去收银台直接付款。”

　　于丹激活了《论语》，《论语》成就了于丹。

　　14000人排队买一本讲解《论语》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现象——我不是说数字可疑，而是说这种文化现象可疑。

　　我也是四岁背四书五经(其中包括《论语》)，后来看到了许多解读《论语》的书，印数都很少。于丹教授依靠央视《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增加了知名度，有了强势媒体的宣传，固然是她的书销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她之前也有许多作者上了《百家讲坛》，其着作销量虽大增，但也比不上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热销盛况。

　　要研究于丹这种突然走火一夜成名的文化现象，就得先读读她的这本大作，书里才会有解释这一现象的密码。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

　　《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于丹的书很像是为了寻找“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而找到了《论语》，从中找到“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理论依据。按照于丹之意，似乎孔子已经告诉过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方法。我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快乐”的。

　　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下面我先对她曲解的地方进行改正，以给读者一个正解。

　　一、于丹在她的心得的第9页提到“子贡问政”。原文是这样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是: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孔子非常强调国家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在《论语·子路》中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在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