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感到莫大的羞耻和气愤，她匆匆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妾，并痛心地说：“丈夫是咱们一辈子的依靠，真想不到他竟这样不知羞耻。”说着，俩人不由相对哭起来了。而就在此时，她们的丈夫又从外面回来了，照例又在妻妾面前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起来了，全然不知羞耻为何事！

　　对如此不知羞耻的丑行，亚圣孟子深有感慨：“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离娄章句下）那些以卑劣手段，谋求功名利禄者，竟让妻妾蒙羞，而自己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实在是寡廉鲜耻到了极点。

　　动物无“羞恶之心”，是由于其尚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一些人的无“羞恶之心”并不是因为无知，而是明知如此，却要如此！这大概是这些人比动物的“进化”之处吧。

　　那么，究竟是什么泯灭了这些人的“羞恶之心”呢？

　　“道不行，耻也”

　　在亚圣孟子看来，道义得不到伸张，也是一种耻辱。“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万章章句下）这种耻，有别于作假之耻，也与偷盗之耻不同，它使抱负得不到实现，虚度光阴，禄禄无为。若是无志者，可能会以为正好混日子；但对于有志者，那就是一种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耻辱。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大名，可以说，妇孺皆知。人们读他那豪情满怀的诗句，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一生快乐无忧的人，其实不然。“愿为辅弼”，也曾是李白矢志追求，并抱憾终生的人生愿望和目标，只不过是由于“道不行”而一直郁郁不得志罢了。

　　秋来相顾尚飘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诗圣杜甫《赠李白》一诗表现了诗仙豪放、孤傲、洒脱的性格。

　　李白的人生，向以浪漫着称。“五岁观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能做诗，好读书、击剑。祖居陇西（今甘肃秦安），先辈避居碎叶（古西域），后又随父入蜀。青少年时的经历跨越中原文化区、西域文化区、巴蜀及楚文化区，又经唐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朝，亲眼目睹了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弱的全过程，因而对社会人生更多了些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唐朝虽然是诗繁荣的朝代。科举考试也考诗，诗人的地位也很高，做官为宦的诗人也不少，仅诗人宰相就能列举出好几个大名来。但诗人依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阶层，诗人的成名和保名始终离不开官场。这是官本位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做诗，不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似乎就是充当官场的御用工具，或者只是一种标签，代表着自己的身份，或者只被用做敲门砖，一旦进了官场，就被抛向一边，犹如垃圾一般。

　　官本位社会，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标准只有官位。除官位以外，皆为“下品”“贱业”。诗人，也是如此。

　　所以，李白终生“愿为辅弼”，“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济苍生，安社稷”是他最大的愿望，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仕途不通的时候，他便寄情山水，饮酒放歌，以诗明志。26岁结婚后，在安陆的十年光阴，就是在游历、豪饮中度过的。

　　终于，他久久等待的机会来了。

　　天宝初年，经人推荐，李白终于奉诏进京师长安，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笑脸。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闻此喜信激动不已。“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想得到唐明皇的进一步赏识，实现“愿为辅弼”的梦想。

　　唐明皇的确是一代明主，盛唐的确为诗人创造了创作的空间，但并不是每个诗人都能“愿为辅弼”的。诗人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与圆滑、冷酷、诡诈、攀附的官场人格是格格不入的。即使能像诗人张九龄那样拜相，也当不长久，因为在复杂而黑暗的官场上，诗人是不善和不屑于官场权谋的。“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即使进了宫，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