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已逾花甲之年，再也没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情了。终了，还是被名利所累、所苦、所害了。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清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着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台，歌舞漆留玳瑁。

　　……

　　《流夜郎赠辛判官》时，他仍念念不忘皇宫的权贵和享乐。

　　直到临终的前一年，闻知李光弼将出征东南，他又壮心不已，“愿为辅弼”，但因病魔缠身，终未成行。

　　“愿为辅弼”是他终生的心病，就连《临终歌》开篇写的也是“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可见他的这个心病害得有多深了！

　　“道不行，耻也”，他一生一直为不能“愿为辅弼”而耻！

　　但纵观他的一生，毕竟患心病的时间少，不患心病的时间多，浪漫比忧郁多……

　　无义：无耻之尤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章句上）亚圣孟子把知耻作为人独有的良心的“四端”之一，是实行道义的起点。

　　一个人，无论其具体做过什么事、错与对、好与坏，都不要紧，都是可以改正的，可以原谅的小节，但如果无“羞恶之心”，在关乎个人名节乃至国家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出错，那就是不义，那就丧失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的良心，那就蜕变为非人了。

　　周作人的大名，在今天并不陌生。曾经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的他，为何会一度堕落为人人切齿、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呢？

　　早期那个与其兄鲁迅一起激扬文字、改新文化的周作人，与那个后来把灵魂卖给魔鬼的周作人，真的是一个人吗？

　　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只能他自己知道；他究竟失去了什么，那是路人皆知，那就是无义！无人格道义！无民族大义！

　　无论当时和后来，有多少人为他辩解，但他丧失“羞恶之心”，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枪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北平的文化名人几乎都南下了，但在这些在当时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中，却不见大名鼎鼎的周作人！

　　文化界在翘首北望，社会各界也在拭目以待。郭沫若所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充分表达了各界对周作人的殷切期望。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文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郭沫若如此看重周作人，并非尽是溢美之辞，他的文学才华和成就都是公认的，他的人格和道德也都是高尚的。

　　在以往的重大社会变革中，他无不表现出文人特有的气节。

　　当发现辛亥革命，只革掉了那根在每一个中国人脑后垂了近三百年的辫子时，周作人愤懑地痛斥其本质：“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当目睹了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时，他挥笔写下了：“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的诗句；

　　当“首都革命”爆发，清廷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故宫，周作人以此举乃“极自然极正当的事”，驳斥胡适“欺人之弱，乘人之丧”的说法；

　　当北京女师大学潮时，周作人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

　　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送了这样的挽联悼念殉难者：“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既有悲痛，更充满了正义的愤怒；……那时的周作人，颇有些“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