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周作人并不是一个信奉主义的革命者。他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的揭露与批判虽然也是极其深刻的，对军阀混战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的，但他只注重“人学”的研究。“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的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在周作人庞大的“人学”体系中，个体的人所阐述的是人的自然的生物的属性；人类的人，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即为人类的人，寻求二者的和谐与统一，正是周作人研究“人学”的目的。

　　而如此严酷的现实，总使周作人心中的“自由”只是在“寻梦”。所以，他总脱不开一个“苦”字。作为他所构建的“人学”之中的人类之人，周作人是“自由”的，作为现实的个体人，周作人是难以“自由”的。二者的分离和对立，是周作人的痛苦和悲剧所在。

　　一生活在对立的矛盾之中，周作人的人格发生了分裂。他能不“苦”吗？

　　1934年，周作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写了“五十自寿诗”明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看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显然，周作人仍处于“出家”与“在家”的矛盾之中，对命运的抗争，对现实的无奈，对自身的嘲讽皆跃然纸上。

　　也正是这一对矛盾，决定了他一生的“苦”和“悲哀”。不只是他，那几代知识分子，都深陷于这对矛盾难以自拔。他们一方面在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里是主宰，另一方面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充当奴仆，就像他们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样，是一种无奈，无奈的痛苦。

　　一旦现实发生改变，以往所隐忍的平衡就会发生倾斜，不是逃避现实，就是被现实所改变。

　　周作人的“苦茶”也吃不下去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把整个中华民族都推向了救亡图存的危机之中。

　　周作人此时看到了他一贯推崇的日本文化的另一面，面对侵略者狂奔而来的铁蹄，周作人也曾不无激昂地指斥其为法西斯，力主“修武备”。“如耻之，莫如为仁。”（公孙丑章句上），周作人真的是在“为仁”吗？

　　曾几何时，周作人即由激昂变为冷淡，由“用武力对付”转为“中国必败论”的鼓吹者。“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于是，周作人开始热衷于为奸佞秦桧翻案，他“研究”发现秦桧“另有大志”。因此，他断言：“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如果这可以算作周作人做汉奸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他在此时谈论所谓的“隐忍哲学”则是其思想基础。

　　周作人完全可以南下，但他没有！不愿“为仁”，他要干什么？

　　他在刚刚沦陷的北平“苦住”，是为了所说的“护校”，还是为了“闭门读书”呢？或者又是被“家累”了呢？

　　实际上，周作人在等待时机——“出山”。

　　终于，机会来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有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迈出了“出山”的第一步。

　　面对各界的声讨，周作人一直“隐忍”不发。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遭不明身份者枪击负伤后，开始完全“下水”了。先是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继而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直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

　　此时的周作人，人生定位不是发生了转变，而是完全颠倒了。

　　此周作人已非彼周作人。

　　他已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恶之心”，已经蜕变为一个十足的大汉奸。“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公孙丑章句上）只甘心充当侵略者的走狗和工具，周作人的无耻，是卖国的无耻，是无义的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