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学说，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并不全顺着统治者说好话，统治者当然不会自愿对他顶礼膜拜，而让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

　　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让多少当政者如坐针毡；一句“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章句下）竟把统治者排在宝贝之外，统治者还能尊奉他吗？“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章句下）总揭人家的老底，人家能喜欢他吗？

　　孟子说的很多是统治者不爱听的话，因此遭冷落。一冷落，就是千年！

　　看来，说一些真话，就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纵是圣人，也概莫能外。

　　不过，孟子毕竟是不容冷落的圣人，他的学说中也不全是统治者反感的内容，还有性善论，修身养性，忠君行孝等，也和孔子学说中那些内容一样，是对维护统治有利的。即使《孟子》中，那些听起来刺耳的话，其本意也是为了加强统治，实行所谓王道的。因此，到了宋朝，孟子开始被统治者超规格地尊崇起来了。特别是朱熹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与《论语》并尊，孟子也就升格为亚圣，与孔子一起称为孔孟了。

　　朱熹亲作《四书集注》，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从而也就肯定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次序。由于子思的学说已失传，曾子学说传世的也不多。孟子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地位从此再也不可动摇了。

　　在朱熹死后，直到清亡，孔孟之道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孟子》作为官定的儒学经典，不只作为仕子科举的标准教材，《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也是科举的标准答案。

　　在千年冷落之后，竟有千年尊崇，可以说是不幸之后的大幸。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与皇权专制同为动态三角板块的儒家学说自然不能继续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了。民国教育开创者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当时的南京政府随即明令禁止学校读经，行跪拜等孔子之礼。

　　但辛亥革命是急剧的政治变革，尚未触动小农经济这个基础，儒家学说的变化也只在政治伦理层面上，世俗的、心性的层面尚未触及。在深受儒学影响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基础未变革以前，只急剧进行政治伦理层面的变革，必然会产生信仰危机，导致社会和人心的混乱。当时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等就这样认为。对此，显然不能一概斥之为复古倒退，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也印证了其观点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因而尊孔与批孔之争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不只科学万能的神话被打破，而且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在连天炮火、血雨腥风中失去了过去的神圣色彩，受到了尚未卷入此人类空前悲剧之中的中国人的普遍怀疑，儒学的普世主义被一些人视为救世良药，尊孔复古之说再添新的佐证。

　　但军阀混战的严酷现实，使中国人更进一步看清皇权专制的本质，以及儒家学说与之共生共依的关系。因此，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明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一次明确地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两大任务提出来，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实行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真正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反孔一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

　　但尊孔者依然大有人在。特别是在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地要求要把“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武德”（智、仁、勇）等，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无疑，这些内容都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儒学再次实际上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到了1933年，南京政府又明令定8月27日传说中的孔子诞生日为国家纪念日，并开展了以尊孔，推行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从那时到1949年败退台湾岛，国民党政权的尊孔是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