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笃文

　　词的兴起，与音乐的流行和城市民众休闲需要密切相关。唐代以后，特别是到了宋代，都市经济大为发展，歌坊瓦肆等娱乐场所普遍出现。赏曲听歌、娱宾遣兴已渐次成为都市居民的一种休闲方式。于是为美听的乐曲配以歌词便成了应时之需。首先是一些低层文人与乐工歌女合作，因腔度曲，填以文词。这些曲文参差其句，错综其词，通俗易懂，既能反映生活，又有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于是大为流行起来。以后一些中上层的文人也逐渐加入，内容亦渐趋雅化，遂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曲子词，很快就传遍南北，风行天下。据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足见其流传之广了。

　　在宋代，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除了音乐的魅力之外，还同它雅俗共赏、长于抒情的特点有关。刘永济在《词论》中说："文家遣词，雅言则违俗，俗言则伤雅。用之廊庙者，不谐于里巷；习于民众者，不重于士夫。求其通上下之用，兼雅俗之宜，无施而不可者，厥惟填词。故能高者比隆于'风雅'，下者毗美于歌谣。经史之词，民俗之谚，万里之音，古今之语，一入名手，俱皆妙谛。牢笼之广，包举之大，有文字以来殆无与比者焉。"词的包容与弹性，的确是其它文学难及的。

　　从内容与审美心理上看，与诗相比，词更偏于主情-特别是爱情以及乡情、友情等。宋人在词中着重描写浅斟低唱、儿女柔情等抒发性灵的文字。而把一些议论、言理的内容放到诗里去表现。所谓"诗庄词媚"、"词别是一家"就是对此而言的。因此"婉约"一派，差不多成了"与生俱来"的词的属性。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提出的"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这正是婉约派的主张。在他们看来，词的风格应当不同于诗的严整、典博与宏肆。它是以精丽、隽永、摧刚为柔的蕴藉风格为其本色特征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仍是这样一种观点。

　　婉约词的正式提出，始于明朝张綖，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论一出，广为传播，历五百年而至今未废。如《四库总目·东坡词题要》云："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一派，横放杰出，大声鞺鞳，截断众流，别开生面。扩展了词境，丰富了词艺，其功甚伟，影响之巨，当然值

　　得肯定。但就作者的队伍与作品的数量以及技巧的丰富多样性而言，似只可视之

　　为词林之异军新派，至于词之主干，从历史状况看，仍非婉约派莫属。

　　何为婉约？婉，即微婉柔丽之意。约，即精炼清简之意。用"婉约"衡文，大致源于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张惠言评温庭筠词"深美闳约"，此四字可视为婉约词文艺学上的定诂。

　　婉约词派由于偏重情爱内容，讲求形式的精致。包括所谓滴粉搓酥、浅斟低唱等等，因此颇遭道学先生的非议。斥之为狭邪艳科，淫糜小道等等。刘克庄《黄孝迈长短句序》称："为洛学者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脱胎李贺语尔。而伊川（程颐）有亵渎上穹之诮……秀上人罪鲁直劝淫；冯当世愿小晏损才补德。故雅人修士，相戒不为。"这些枸曲腐儒之肤见，实不值一驳。情爱嬉游，美人醇酒，根自人之本能天性，古贤圣哲不禁。孔子不删郑卫之诗，屈原曼哦"目成"之句。连喑呜叱咤、千人皆废的楚霸王，其《垓下歌》中，尚有"虞兮虞兮奈若何"之叹。文韬武略、雄盖千秋的毛泽东也坦言"自己的兴趣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他那首作于1923年的名篇《贺新郎·别友》更是满怀凄楚，若不胜情。其上片结句"人有病，天知否？"与秦少游的"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如出一辙。从现在见到的该词三个手迹本看，毛泽东直到晚年还在不断修改它，时间的跨度近五十年。可见这首婉约体的词作在他心头的情感分量。这说明无论是英雄、领袖、哲人、才子以及平常百姓都有类似的秉性，大可不必回避，更不应戕害它。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本我"，总是处于无意识领域。它所具的"力比多"-即性欲内驱力-是人的一切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也即是文学创作的动因。婉约词派之大受欢迎，似乎也包含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