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有层次的人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行一种中庸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哲学。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应该说，在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中，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子的壁炉；书也读读，可是不能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总而言之，这种生活当为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自以为聪明却好走极端，走偏锋，不知适可而止，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往往自投罗网而自己却还不知道。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这些出风头、走极端欺世盗名的搞法根本不合中庸之道的规范，自然是人所不齿的。


　　知道适可而止的好处，知道选择中庸之道作为立身处世原则的意义还不够。好胜心难以满足，欲壑难填，结果是越走越远，不知不觉间又放弃了适可而止的初衷，背离了中庸之道。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


　　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庸”的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说来简单，实际上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失之偏颇。过于追求物质，或者过于理想主义，都一样，过犹不及。曾经年少轻狂，愤世嫉俗，难免言行偏激。如今学会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曾经悲观失望，想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如今接受生老病死是自然过程，以自然心对待自然。明白了中庸之道，就不会一昧悲观，也不会盲目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对不如意事可以一笑置之，亦可以不计较平常得失荣辱。我们或许做不成大事业，只能从平凡的实在中讨生活。可是只要把这些实在的小事做好了，于实在中获得小小的乐趣，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注意与人为善，以诚、以宽、以礼待人。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决不偏听偏信，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做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而正道只有一条，定理只有一个。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中与和结合起来，便经常地永恒地维持统一、一致、均衡的局面，社会就能够繁荣，天下就能够太平。


　　变通比执着更重要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封建经济发展较早，而且实行了一些改革，成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家。与齐国相比，鲁国封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保存得比较完备，所以孔子说，齐国改变就达到鲁国的样子，而鲁国再一改变，就达到了先王之道。这里孔子就是说变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他强调了变化、变通和变革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