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身材矮小，相貌平常，而太宗却魁梧伟岸，但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能激昂慷慨，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使太宗盛怒，殿上其他的臣子常常为他捏把汗。其他臣子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如此。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房玄龄已经过问了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在一旁见了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房玄龄)，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太宗让魏征讲明白话的意思，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魏征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太宗争论，有时很使太宗下不来台。一天，太宗散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君。”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在这里，约束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行为，使得他能够听从魏征建议的，正是孔子所提到的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是首先要修养高尚的德品，一旦为政者德品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四夷宾服，天下太平。


　　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法律是外在的约束，德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评价孔子思想的态度。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为政宽和是为宜


　　孔子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大师。他指出，如果为政者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禁令，并辅以严苛的刑罚的话，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之中就会将心思用到免于刑罚上来，不是以触犯了刑律为耻，而是以触犯了刑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为荣。


　　而如果为政者德庇四方，推行为百姓所期待并拥护的政令，并以礼节约束百姓的行为，就会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