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仅是用来管理国家大的事务，事实上，一旦这种理念形成，就会贯穿于为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实用价值。唐朝御史大夫柳王比被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王比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都校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柳王比的这种做法，对人以表扬为主，鼓励人积极上进，正是道以之德的儒家精义的实践。


　　明朝的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无聊之辈趁机去搜罗秀才们的过失告状。


　　有一个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来。大家都有点同情那个秀才，却没有人敢释放他。


　　衙门开门了，保甲带人上堂。一进门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


　　屠公用眼睛示意身旁的差役，又靠靠他的手臂，让他放了秀才。差役明白了，悄悄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人呢？”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了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打他30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了回去。


　　保甲后来惊魂未定地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


　　别的秀才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读书人——虽然是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恶的风气平息下来，而秀才为了自我惩戒，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一个秀才的私节不修，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公开惩罚秀才的话，就会彻底毁掉秀才的前程，让他从此自暴自弃，甚至破罐子破摔地自甘堕落。屠公的包庇看似没有原则性，但却是儒家宽和精神的真正体现，秀才以后的改过自新，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而违背百姓心愿的严苛厉法，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会出现负面的作用。秦始皇为政残暴，法令苛刻，应征的戍卒如果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预期地点的话，就一律斩首，这条法律不谓不苛。而陈胜与吴广正是因为大雨延误了日期，赶去报道也是死，举旗造反也是死，所以才会义旗高举，天下响应，短暂的秦王朝就这样葬送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法令之下。


　　过于严苛的政令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将心思用在保全自身性命之上，谁也不愿意因为替百姓执言而惹祸上身。


　　武则天建立大周时，为了镇压百官对于她夺了李氏皇权的不满，就设立了严苛的法令，一旦有人举报官员有不轨之举，就以酷刑逼供，朝中之人，人人自危。


　　当时秋官侍郎周兴是有名的酷吏，大臣来俊臣与他是好朋友，但是有人密报说来俊臣谋反，武则天就命令周兴查清此事。


　　于是周兴在刑部设宴招待来俊臣，席间，他皱眉说道：“现在我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个人谋反从逆，却拒不招供，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来俊臣听了后，就兴冲冲的建议道：“这好办，只要一口大瓮，下面烧上炭火，让谋反之人坐进瓮中，一定会得到口供。”周兴听了之后，就马上命人搬来一口瓮，下面烧上炭火之后，对来俊臣说道：“请君入瓮。”


　　由于周兴酷爱在刑法之外另立私法折磨人，时人称之为“牛头阿婆”（地狱里的鬼怪），百姓怨声载道。周兴知道后，丝毫不以为然，得意地说：“这有什么奇怪！”于是他题书于衙门口道：“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息无言（就都没有话了）。”


　　由于法令严苛，武则天在位时的许多大臣从升任到满门抄斩，其间相隔不足两个月。但是大臣们私下议计，虽然只有两个月的高官厚禄，就足以让人不惜飞蛾般扑火趋炎附势了。而且，许多贪官情知时日无长，索性于灭亡之前大肆搜刮，反而使得百姓更受其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