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一个人如果道德不失去，就一定会有人亲近。”


　　译文


　　《


　　第四章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在当时奴隶制的野蛮情况尚存在的情况下，孔子能说出这样的见解，不但显示了他对于德、礼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且表现了他对“治国之道”的精通。事实上，人心的“规律”确实如此，强制只会引起表面的恭顺，暗中却积聚逆反情绪；而用积极的教化疏导手段，则会激起其自身的内在的“自治”因素，从而使民心净化，天下安稳。这无疑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大智慧，深刻领会其实质要领且加以灵活运用，将会使人们在生活事业中受益颇多。


　　汉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明君，他即位的当年年底，君臣之间就围绕着是严刑峻法还是宽法度、重礼教展开了一场讨论。汉文帝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它来禁绝残暴，引导人们向善。现在犯法定罪后，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要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许多大臣都说：“百姓不能治理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互相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以此来使百姓畏惧，让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是适宜的。”汉文帝说道：“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论罪量刑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论罪，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非作乱，法律怎么能禁止得了呢?我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适宜的地方。”大臣们见文帝不赞成严刑峻法，就说：“皇帝的恩惠浩荡，德泽深厚，不是我们臣子所能赶得上的。让我们谨奉诏书，废除一人有罪而妻室收没为官府奴婢和一些互相连坐的法令。”从此废除了连坐法。为了广开言路，倡导规谏，汉文帝又废除了以“诽谤罪”惩治敢于直言犯上者的刑罚。


　　在执政13年后，汉文帝又下令废除了“肉刑”。汉文帝一方面省刑罪，另一方面又注重“勤德而无私”。在他执政的后期，有一年，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成灾。文帝加恩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除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官员，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


　　汉文帝在位期间，由于他坚持克己爱民，勤俭持政，使得国家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秩序井然，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可喜局面。汉文帝坚持以德化民的举措及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从实践上印证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确实是安邦定国之道。


　　钱钟书先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面有一个说法：世道不好了，坏到连魔鬼都失业的程度了，大家琢磨这话，很有意思。魔鬼的职业是干什么的？是专门干坏事的，他为什么失业了？因为坏事被人干了，所以他就失业了。庄子说：“终身役役而不知其所归。”终身被功名所束缚而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本意应该归结到何处。高人重道，常人重术，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把追求财富的手段发展到无以复加，然而注重钻营之“术”，而不修身养性，我们的企业就会被“物欲”所控制。庄子说“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不要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把自己的本性都失去了，把良心都弄丢了。


　　思想家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虽然追求功名，但是不被功名所束缚。日本有个人叫涩泽荣一，参加过明治维新，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改行经商，一生当中创办了150多家银行和企业，是日本劝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一生以《论语》作为自己的经商之道，而且到处宣讲，被日本人视为“经营之神”、“经营之父”。他到了80多岁退休时和朋友办了一个书院，继续宣讲《论语》的伦理道德，也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叫做《论语加算盘》，论语讲的是一种道德修养，算盘代表追求经济利益，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这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涩泽荣一觉得这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香港大学的校训就叫做“格物明德”。“格物”的含义是人生当中要从各种道德实践、生活实践中不断接触事物，不断地探讨道理，积累知识，这叫“格物致知”。儒家非常强调生活的细节，孔子强调“慎独”。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乱来，但这不算真功夫，真正的功夫体现在独处的时候，你还能坚持良好的道德品行，那才是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