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兰克林在《修身规则》中讲到，一个人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们常说庸人自扰，为了一点小事老是放不下是做不了大事的，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看得很清楚，我曾经协助一个企业与别人谈判，款项大概是70来万，谈判的气氛很紧张，很不愉快，谈得很晚就在酒店开房间和老总住在一起，这个老总很有度量，他很快就睡着了，但我却很久没睡着，钱不是我的我都睡不着，若是我的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态不够大度。　　魏征说：“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将有大作为，大的方案要实施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度，不断地做这种大事就要劳民伤财，比如说汉武帝到最后连年征战，唐太宗出征高丽国而败北，因为他们总是被一个观念支配，不断地连年征伐，耗尽钱财，不懂得知止以安人。李自成，打下北京才40天就全军崩溃了，不是因为没有善战的将领，没有久经沙场考验的士兵，而是因为一进北京城就立刻掠夺财物，贪图享受，忘乎所以，所以40天就败了。


　　“君子先求诸己，后求诸人”。一个君子、领导、为帅之材，要先不断地充实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领导之道在于领导的身正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小人道德就像草一样，风怎么吹草就怎么动，领导要影响下属，而不是一味严厉规范下属。有位老总说现在招聘想找既忠诚又能干的人实在难。当然，如果我们坐等这样的人才很难。没跟你交往很久，怎么会对你忠诚，对企业忠诚呢？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领导者的熏陶而形成的。即使是有才无德的人，有才能运用机制让他不敢为非作歹，那才是领导者的功夫。


　　所以我们说：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只有德，才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


　　义利共生，义举生辉


　　“以仁义求富贵、富贵后施仁义”，是商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义利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很多中国商人的成功经营之道。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命题。过去对儒家的义利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其根据是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谈义利关系，而是根据人的德行作出评价。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小人指不讲道德、品德低下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义，不谋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则只知个人私利，不明大义。这两种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如此，当代也是如此。孔子并不反对利，只是强调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追求合于“义”的利。后世某些儒家只谈义、否定利的做法，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的生动说明。


　　有一年，孟尝君的领地薛闹了饥荒，没有人愿去代收租税。冯谖毛遂自荐，愿意为孟尝君效劳。他来到了薛，立即就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当地百姓，宣布一切债务作废，并把一切债券当场烧毁，老百姓纷纷欢呼“万岁”。冯谖回来以后，就对孟尝君说，孟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栋”，什么都不缺了，唯一缺的就只有一样——“义”。他这次给孟尝君买来了“义”。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到后来，齐国换了新的君主，国王因为听信谗言，把孟尝君的宰相之职撤了，并贬他回薛。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自己哪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


　　利义兼顾，最终会创造极大的财富，这在加拿大商人林思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当今的加拿大华人，与欧美其他国家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一样，已走出了餐馆、洗衣店的圈圈局限，有不少人当上了大学教授、企业的工程师、科研部门的专家学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会计师、音乐家、艺术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大财团的总裁乃至政府官员、部长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