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政权更替频繁，群雄拥兵自立，纷纷逐鹿天下。当年曹操一道矫诏，立即汇集关东17路人马。这17路人马即是17路诸侯，17座山头，17条争锋斗勇的好汉。但到了最后，为何只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呢？可以说：“三分鼎立决于人才。”这三个集团的首脑都重视人才，礼遇人才，注意招募、选拔使用人才，因此各自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刘备劳碌奔波，势力日趋壮大，最后不但有了“五虎将”，而且得到了三国时期的顶尖人物——诸葛亮，自然成就了一番事业。东吴孙权承父兄之业，据长江之险固然不可否认，但他的江山之所以能延续几十年，不能不说得力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一干栋梁雄才。曹操集团中，曹操本人就是一个人才，更难得的是他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政策，大量搜集、网罗人才，因此三国时期，曹操集团的人才最为整齐，阵容最为庞大。他在起事之初，本身已有一批人才，后来招募了一批，每打败一个对手，又大胆接纳一批，从而为他称雄图霸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什么曹操能够罗致到如此多的人才？为什么许多人才又投奔曹操的麾下？应该说，他本人深谙“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从而坚决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策略，这是他能战胜对手决定性的原因。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大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鲜明地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急需要贤才。如果只有廉洁的人才能当官，齐桓公怎能称霸？难道现在就没有胸怀谋略但身穿粗布衣的平民，像姜太公当年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吗？只要有才能的人，就应该得到推举和使用。”


　　这以后，曹操又下了第二道“求贤令”，一道比一道说得明白。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要求他的用人部门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充分显示了曹操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简直可以说他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充分表现出他超凡的气魄和见识。


　　曹操不但如是说，而且努力付诸行动，在他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的历程中，始终注意罗致人才。首先是荀彧、荀攸叔侄前来相投，接着荀彧推荐程昱，程昱又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晔，刘晔再推荐满宠、吕虔，满宠又共荐毛玠。武将是于禁来投，夏侯惇引典韦进见……曹操对这些文武之才，个个以礼相待，并给予适当的职位。

　　除了这样大批地收罗之外，曹操一旦发现了什么奇才、勇士之流，也是绝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弄到自己的手中。例如，他曾用最优厚的待遇，企图挽留关羽；在当阳长坂坡，不准放冷箭，极想生擒赵云而留用；以取母骗子的方法，挖走了刘备的谋士徐庶……比较魏、蜀、吴三家领袖人物，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所花的代价是最大的。


　　由于曹操招聘选拔人才不计门第、不凭资历、不以名望为依据，只是惟才是举，所以在他选用的人才中，文有屡进良策的郭嘉、程昱、荀彧、荀攸等谋士，武有典韦等一批神勇之士。同时，在曹操的人才班底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真是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从而构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使曹操实现“摧灭群盗，克定天下”的政治抱负有了足够的“本钱”。有了人才，创立强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