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典型的老师，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此，“故”是指古人留下的书册，也可以指自己早已熟悉的材料；那么，“新”自然是指领悟新的道理了。为什么温故可以知新呢？因为书本上的知识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相互印证之后，将会引发不同的心得。


　　经典再怎么完美，也要依托于经验，否则读书之后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让自己变成两脚书橱罢了。庄子虽是道家，却是无书不观。他对于“读书”的评论十分精湛。


　　《庄子?天道》记载了“桓公读书”的一段趣事。一开始，庄子先提出他的观点，他说：


　　“世人认为‘道’可贵，是因为书本的记载。书本不过是话语而已，所以话语是可贵的。话语可贵之处在于意义，意义有它的根据。意义的根据不能靠谈论来传递，而世人却因为重视言论而传述成书。世人虽认为书本可贵，其实并不是那么可贵，因为他们认为可贵的并不是真正可贵的部分。可悲啊！世人以为靠形状、颜色、名称、声音就可以掌握意义的真实根据。靠颜色、形状、名称、声音实在不足以掌握意义的真实根据。所以，懂的人不说，说的人不懂；那么世人又要从何处去认清这一点呢？”


　　我们至今还在使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句成语，而它完全符合庄子的上述评论。既然如此，书本离开意义，不是更远了一层吗？朋友问我说：“古人讲话，真的像文言文那样的之乎者也吗？”我的回答是：“今日所读的文言文，在古代其实是通行的书面语，尤其在先秦时代更是如此。”于是，我们今日读《庄子》又隔了一层了。我之所以用白话译文来叙述庄子思想，正是希望减少隔阂。


　　接着，“桓公读书”的主戏上场了。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制作车轮的工人，名扁)在堂下做车轮。轮扁放下锥凿，上堂去问桓公说：“请教君上：君上所读的是什么人的言论？”桓公说：“圣人的言论。”轮扁说：“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君上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桓公说：“寡人读书，做轮子的人怎么可以随便议论！说得出理由就算了，说不出理由就处你死罪。”


　　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来看。做轮子，下手慢了就会松动而不牢固，下手快了就会紧涩而嵌不进。要不慢不快，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有口也说不出，但是这中间是有奥妙技术的。我不能传授给我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继承，所以我七十岁了还在做轮子。古人与他们不可传授的心得都已经消失了，那么君上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这个故事到此结束。齐桓公满意轮扁的说法吗？他有没有杀轮扁呢？应该没有，因为连我们两千多年以后的人都会为轮扁喝采鼓掌。由此可见，人的理性是相同的，对于合情合理的说法都会认可。当然，如果遇到利害关系的考虑，像“指鹿为马”之类的闹剧也是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