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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格言”红楼非梦。此四字早已见于《北京日报》宗春启的文章。这句话也代表我的人 生观。红楼很真实，梦幻乃假语也。人生亦真实，痕迹斑斑，扪之尚能触手，怎说梦幻? 连雪芹的红楼都非梦幻，何况燕园乎?红楼今虽难觅，燕园历历在目，光景常新——那么如 何又题曰“燕园梦”? 我是在纪念老校友程曦兄。他在校时就写了一本《燕园梦》，自费铅印小册，赠我一本。此 乃元杂剧体的戏曲自寓之作，我颇击节赏之。我两次到美国，晤此故人。1980年夏国际红 学 大会的“余兴”是中国书画当场“表演”，程兄画石，我题诗句，在场者“排队”纷纷 索取。那回他的论文是“《红楼》与禅”。 1986秋我重游威斯康辛州陌地生(此周策纵兄译Madison之妙语。旧译则为“麦迪逊”，索 然无味矣)，程兄嫂伉俪驾车数百里专程来会。1987年4月1日值我七旬生日，程兄又以梅花 诗书扇赠我为寿，程嫂则手制中国点心麻饼为我解故国之乡思，皆难忘记。(至于程兄女弟 子表演英语《葬花》舞，已在《域外红情》中粗记，今不复述。) 前岁策纵兄见告：程兄已作古人，不胜山阳笛韵之感。 我曾向程兄说及《燕园梦》，他说：我自己却早已没有这本书了。他为人豪迈，有英气，能 唱昆曲，曾为陈寅恪先生助手。在海外执教，授中国戏曲。 燕园非梦，事事可稽。 感谢那个津海关和“劫收”办事处，它们把我从歧路上送回了正途。 燕园才是我的“学术人生”的起步和成长的美好家园故土，也是我的“精神乐园”。 我入燕园，真是不易。 为什么我两次出入燕园?第一次选定这座学府，因为它是当时沦陷中的一处宝岛，敌伪恶势 力难 入。我进京报考已是1939年之夏了——小学的耽误年华(军阀混战时期)不再提了，单是中学 毕业，本应是天津南开高中1937级，却遭遇九一八事变，历经曲折，故插校毕业已是1939。 谁知当年又未能入学，1940之秋，这才跨入燕园(燕京大学的简称，也是雅词)的大门。1941 之冬，又遭日寇封校。从津海关出来就与母校联系返校，而答复说：你超过返校时限已太久 了，若欲复学，须按插班生重考。 我这个不幸的学子，什么都“怕”，只不怕考：我的考卷，入目者(阅卷者)竟是我的老同学 ——他们早已成了教师。我的重新“录取”当然就不是“问题”了。 记得1940之秋初入这座名校，其景色如同仙境，绿柳朱栏，湖波塔影，一座座殿阁，一处 处池台，真是名副其实的“园”——是好几个明清旧园遗迹组成的，而又加上新建的楼宇， 金碧璀璨。满校一片清新、自由、活泼、高尚的气息，真像朝暾与晓霞那般美好。这是我平 生从未有过的感受。 但到1947年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 的滋味——有时甚至是一种“消沉”或悲怀。 可是，我的潜藏已久的学术之力量却获得了唤醒和焕发——我一头投入了那座全国一流的大 图书馆! 有人批我，说是“胡适派”，也许他还真有点儿道理：因为我也许正是天生就有“考据癖” 。不然者，何以我这个西语系的学生一返校就作起“考证”文章来了? 事情要从实而论，空言要调，搔不着痒处，也于人于世无益。我的意兴消沉，精神苦闷，而 此时的燕大早已名师散尽，我所听的课，实在打不动我的心灵了，我自然要另寻自己的“境 界”。于是我想找一个“突破口”小试“牛刀”，看看我的“本领”是否“了得”。又因这 无非是消遣，只以小题目来遣兴，就选中了一个砚铭的考索，盲人瞎马地作起来。 此砚是我在津海关下班路上见一人孤零零摆一地摊，只有几件东西，中有一砚，其质奇 重，面色黑，背有淡黄纹理。砚池上雕一龙。池侧，刻有印章三方，曰：“吴桢”、“周生 ” 、“大雅”。而左上方有小字甚精，铭曰：“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旧时北京有东西二小 市 ——亦称“晓市”，俗呼“鬼市”。其品格甚佳。然背面又凿出一方凹处，刻有草书铭文， 字则不太入赏。心中疑闷，不知何故。 我就要考这个吴桢。初由同窗孙铮(正刚)兄代觅线索，他以为此吴桢即《皇明从信录》之撰 者。我顺此线路下了很大功夫，写成一篇《吴桢考》。后来弄清了：那全无关涉，此位吴周 生乃是明代与陈继儒同世的书物收藏名家，故宫旧日珂罗版影印的《兰亭》帖上早有他的收 藏印记。后于《图书集成》中也见到了他的名字。 至于砚背之铭，乃是市贾所干的糟糕事——从徐世昌的砚铭中摹来的，又伪托另一名家之款 记(记不清了)。这只为吴桢之“知名度”不为当时常人所悉，故另造“大名”——却把一方 宝砚给毁了，那伪铭俗刻，大煞风景，令人怅恨! 此砚，可珍也可惜。——不过，它早被“抄没”，不知被哪位“革命派”饱入私囊了。 这个小经验，也教训我，作考证不是易为之事，必须博学多知，必须于“万象”中辨审真伪 是非的混杂之历史沉积，方得真理。 举这个例，为的是说明我的“考据癖”从一开始就喜欢考“人”，因为无论考“文”考“物 ”，归根结柢(不是“底”，在他处我一用柢字，必有人给“纠”成底字)，都是为了“人” 耳。 我第一个考人失败了。紧接第二个考人的“人”就是曹雪芹。 所以，我的红学实际是“曹学”。此点海外有人讥评过。他很有识力，没说错——只是 他把“红”、“曹”二学有意地人为割裂(甚至由“并列”引向“对立”)，这就识力太不够 了，未免可惜。 说到这里，想起《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在对我的专访中提到西方一种文学理论， 说作品是“私生子”，即不必究论其父母何人。这大约是想表明“人类共性”吧?但那理论 家恐怕不知天地间还有个中华古国，与“众”不同——你若把从屈原到鲁迅的一切“作品” 都当“私生子”而不知其父母，那就连一句话的真义也读不出了，而何况曹雪芹的“石头” 自“记”或“情僧”自“录”哉? 我考“人”考上了雪芹公子，认真地说真已“上了瘾”，从1947年到今日今时，一直没有丝 毫的兴致“稍减”，倒是有增无已。看不上“曹学”的人总觉得研《红》是“作品本身”、 “ 文学创作”的事，而“曹学”太“多”了，“妨碍”了“作品”云云。您看，这虽没提“私 生子”，可那“理论精神”不正是若即若离、仿佛依稀吗? 那种理论家论的是西洋文学，人家也许从来就那么看事情，我们何必多论；至于我们中华， 却专爱对“私生子”的来由发生兴趣，特别下功夫为之寻找“父母”，如红学中的遗民 说、纳兰说、常州某孝廉说、“石兄”说、“叔叔”说……最近还续出的又有“ 曹渊”说、“墨香”说……实可谓蔚为大观矣，难道惟独“胡适派”的自传说就出奇地大逆 不道吗?所以“曹学”也只是“曹雪芹学”，而不是什么曹NFDA5、曹硕学……鲁迅就 是大声提 出“曹雪芹整个儿的进了小说”，“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这比胡适“明白”、“精 确 ”得多，堪称光明磊落，也是光风霁月。他老人家没有反对“曹学”，也不认为“作品是私 生子”。 其实，不少人是从“曹学”得到了一些知识，作为本钱，成为了“红学家”的——不叫“曹 学家”呢!更有些“家”们是从“曹学”偷得了知识见解，写几篇文章，装作内行，而反过 来讥评“曹学”，吹求点儿毛疵，显示自己的高明与正确。 ——学风在这儿变成了歪风、恶风。 我的“曹学”之受到讥评，又不仅仅是“脱离了文本(按，也叫‘作品本身’等等)”，还在 于我是研究雪芹的整个家族、世系在明、清两代的遭际与命运。因为不这样也懂不了雪芹， 也懂不了他的“文本”“本身”。可是有学者早已笑话拙着《红楼梦新证》是一部“曹寅年 谱”。 可是，“文本本身”说的那些“独他家接驾四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兆姓赖保育 之恩”、“续琵琶”、“祖父也极爱藏书”……这些“怪话”，却都须从被讥的“曹寅年谱 ”中获得了确解和真谛。 这却涉及了史学，尤其是清史学、满学、八旗学、清代的“百科知识”、文化学、氏族学、 谱牒学……这些，如果不是那个津海关与“劫收处”使我重返燕园，对我这个不学之人来说 都等于零。 为了“曹学”，在那无与伦比的燕大图书馆不但发现了敦敏的诗集与六首明题雪芹的诗，也 还检读了一千多部图书，采入《新证》的约有七百余种。 这些，至今被那些看不上“曹学”的专家们仍在不断地“引用”——其实不是光明的引用， 只是稗贩而已。 《红楼梦新证》仍然“健在”。燕京大学虽已并入了北大，燕园之名却依然日益响亮。 然则，燕园梦者，非梦也。岂不信哉? 诗曰： 柳影中涵绿鬓姿，湖波如旧认涟漪。 红楼一证何云梦，天地长留大话题。 庚辰五月三十日，高温40度写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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