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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命中注定”不是飞黄腾达之人，定是一名文士书生。其“征兆”之一端就是从小喜欢“ 弄笔”为文。为文之际，还代人“捉刀”。 作诗填词要另谈，此处只讲一个“文”字。最早的“捉刀”之例是某乡古庙久荒，殿宇将颓 ，热心者为保存古建筑筹划修葺，这要有一篇“募化”的启事文。那位先生先是找了一个本 地“能文”者作了一篇，不太满意，来求父亲。父亲对修庙不“内行”，为文感到语意空泛 ，有点儿为难。于是我就斗胆代笔。结果颇受鼓舞，以为比那已有的简陋不成文的启事稿好 多了，既有辞藻，也能打动人的情怀。 一位设塾课徒的刘先生见了，甚加称赞，但他提出一个疑问：开头叙中华寺庙的起源时， 用了一个“鼻初”的词语，说从未见过，担心不太妥当。我当时的理由是鼻字本有“始” 义，故人称最早的祖先叫做“鼻祖”(似乎古谓人在胎中，最先成形的是鼻子)。如此，鼻初 即最早的萌芽，怎么不可以? “捉刀”之例也替父亲作过亲友间的挽诗，早不记忆其词句了。到燕京大学时，我读西语系 ，却不知缘何有了“文名”。一次，名教授张东荪先生受友人之嘱托，要为一部书法史制序 ，张先生很为难，因为对书法并无研究，只讲哲学。于是想找个代笔人。其时整个燕园无法 寻到能担承者。哲学系的吴允曾兄(他已是教师，但与我是“同辈”，我隔六年才又回校“ 当学生”)，就来找我。我应命交卷。 张先生很高兴，因素不相识，仍由吴兄作伴，邀一晚餐为谢。(记得我初到张先生家只有王 钟翰先生在座，他是邓之诚先生的高足。) 再有就是不止一次为张伯驹先生代笔了，有七律，有信札。记得郭沫若贬《兰亭序》为伪迹 时，张先生非常反对，定要上书于周总理，命我代笔撰呈函。我也作了，但心知这根本无用 ——周总理如何能管得了这样的奇事? 至于不属代笔捉刀的自己为文之例，也举二三，以存雪鸿爪迹，彩“豹”斑痕—— 我还在初中之时，年只有十六岁，每逢星期日，二哥必来探看，因星期日可以不请假而出校 ，故偶尔相伴到附近走走。一次，在学校西侧隔马路不太远，忽发现一处鹿苑，空场中养着 不少梅花鹿，有大有小，十分可爱。问知此乃乐仁堂老药店乐家的地方，养鹿专为取茸取角 以为珍贵药材。二人观赏半日，不忍离开。 随后，二哥忽萌一念，可以说是本无可能的“妄想”。原来，我家一位老表亲刘子登，在吉 林经营木行，他有一年慨赠爷叔(我父亲)一对鹿，养在我们小院里的西北角上木栏里。那鹿 是用巨大木笼运来。因他只买到雄梅花鹿，配了一个不相称的高大的母麋鹿，而且在路上伤 了后腿，成了瘸子——这不成“对”的夫妻无法生养小鹿。二哥的奇想是：向乐家主人洽商 要一个小母鹿，不知能成与否。反正不成也无妨，他就让我写信去“撞”一回试试。 于是我得到了“弄文”的机会，依嘱写好付邮。 这本来是“异想天开”的事，也未敢真抱什么希望。谁知，乐家主人对一名初中学生的如此 一份不情之请，竟然很快回信，慨然愿赠小鹿，嘱派人前去领取。 二哥高兴极了，马上信函报告于父亲。这一新闻性消息在敝乡传为罕闻的盛事佳话。 幼年往事，尚非真正本领；等到升高中，直到入大学，因家境不丰，难支费用，皆是靠成绩 及一份奖学金申请书来办大事。 我的年级，不算小学的多次停课耽误，单说中学，本应是1937年毕业生，只因日寇侵扰，我 到1939年方得投考燕京大学，次年入学，文学院长是周学章先生，批准了“全免”的奖学金 数额。抗战胜利后1947年才又以“插班”身份再次考入燕大。这次入学，则周院长早已作古 ——我回燕大，先是向他夫人联系寻求协助的。重到燕大时文学院长是梅贻宝先生(巧极了 ，周、梅二公皆津沽人也)。手续逐一办毕后，方见院长，呈上各种单据、选修课表请审核 签字(方能交 注册课，算是正式入学，否则无效)。我见梅院长时，他问了我两句话，用眼打量我，似有 所思，然后签了字，我致谢而退。 以后，有同学张光裕兄者，为梅先生作助理工作，一见我，必然先说：“梅院长夸你是个才 子!”我问梅先生从未看过我的文字呀!他说：“梅先生说你的申请书写得最好，怎么说没见 过你的文笔?” 此言张兄特别津津乐道，仅是向我重复讲说，就不止再三了。 那时的文字，仍很幼稚，但能获梅先生的青鉴，却感很大光荣，至今难忘。 诗曰： 书生弄笔似寻常，奖学年年赖主张。 更有奇情兼盛事，梅花乞鹿乐仁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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