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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篇《反二簧与狱神庙》，如今附在本文之末，以资参看——那文中写到我在湖北咸宁 县“ 向阳湖干校”的后期情景，是每夜(凌晨)四点钟即起来，披星戴月，涉水登堤，去守护“菜 地 ”(古湖边沿淤地种菜之处)。其实从无一人盗过菜果(如西红柿)，若真有之，我这“缚鸡” 之力岂能斗得了护得住?此“象征性”锻炼考验而已也。 起来出屋，总是满天星斗灿然。手持一长竹竿(在小卖部买的)，破裤子卷到大腿根，要过膝深的一片水，须走相当远才到堤上(独坐，吃带的早点，与大蚊子阵对抗……)。因值夏季 ，NFDA8NFDA8水倒很“惬意”——但一点儿也未“早虑”：天一到秋冬之际，水寒 刺骨之间，我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就无菜可守了?) 谁知“吉人天相”，竟有出奇的事情发生到我头上——也就是说，没等天冷水凉，我就一步 登天了。 这事终生难忘。 那是1970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怡然自得”地拄了竹竿NFDA8水上堤，吃点心挥蚊子… …然后照例哼唱反二簧。直熬到东方既白，朝暾露熹。 再等到上午到此劳动的“小队”人马到来，我算交了班，悠悠荡荡，打道回程了。这照例须 先到厨房补早饭(堤上的点心是自买自备的)，补饭后许补睡眠，下午才上班劳动。 我正走着，心里想的是今儿早饭是否还是一个鸭蛋和一个馒头；若然，倒可大饱敝腹。 正想着，忽见迎面来了一位同志，他站住，拦住我，说：“队部里找你，有话说。现在就去 !” 我吃了一惊。 惊的是，不知我这倒霉的被关过的人，又出了什么麻烦——犯了何项罪款? 无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前往。 “因工作的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日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决定 哪天走，告诉我们，来办手续。”头目人李同志的声音，字字入耳。 这是真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呆住了。清醒过来，倒很平静。我当时就说：“我过一个星 期，9月3日或4日走。可以吗?” 他说，好，就这样吧。 我还是像在梦里，若信若疑，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北京需要我去做什么?迷迷糊糊，往 回走。 这时，遇见一位左派革命同志，他从不理我的，此时忽拍我肩，笑着说：“嗬，可高兴了吧 !” 我这才明白，此事人家别位早已闻知了，只不过今晨才对我发表就是了。 我忽然一下子从半囚犯成了自由民，而且谁也不再“管制”我了。 我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一个星期——很奇怪，照“常理”，我似乎该回京心急，最 多两三天就可启程了，可是我却并未如此。我的心理是：想享几天“清闲”、“松快”的 滋味 是什么感觉，一也；想与这十一个月所走到的那些路径、竹丛、田畦、旷地……去告告别， 因为心知：我是再不会重到这“旧游之地”来了。 为了表示“祝贺”，特向小卖部买了总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桃一梨，就在附近一棵 老树根旁坐了，享受这多年无缘入口的佳果和糖水，一边吃，一边向老树根暗语告别：再会 吧——我难再到这地方来看你了。 快到启行日了，从队部领取了公函，叫我到第X号“高地”(丘陵地形，到处起伏不平)总部 去办手续。 那天是个阴天，似乎有稀疏的雨滴，我顶了破草帽，悠悠荡荡，顺一条高堤而行。记不得是 多远，反正也走了大约三十分钟的光景，到了高地，问明总部办公室，持公函而入。 接待我的人很和气，叫我等开回京公函，中午就在此吃点午饭，还有间客屋可以卧憩一小 时。 后知此同志名叫张宗禹(奇极!后来他也回京了，竟和我住了同院)。我休息后从他手中领到 了公函。 打开看时，我不禁暗吃一惊! 你猜那上面怎么写的?你定然猜不出。——“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 ：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我记忆如此，如有误记，也不过一二字多寡之间。 其“人民出版社”五字是原文。漏掉“文学”二字，盖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至此，我这才如梦方醒——怪不得从调令下来人们对我就如此“放任”而“信任”起来了! 告别干校那天，须起大早，要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夕，我烦孙用先生早早叫醒我—— 他常值夜班在露天转悠。果然到时隔窗唤我了——其实我何待人唤，早已起来收拾停妥了 。 力气大而热情的同仁早已把我的行李、木箱、杂筐篓等运搬上车了，到厨房吃早饭——人家 要拉车步行直送到车站，必须吃好。天还未亮，厨房热粥已熟，灯火通红，能吃的都饱餐一 顿，并劝我喝粥吃饱。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 口 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鲁 迅全集》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 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 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拉车的小伙子是彭庆生。提起他，不由我不插叙几句。 庆生是“文革”中刚从北大出来的“小将”，能得“风气之先”，到那个单位后一张大字报 掀开新的一页，很快成了运动的主脑人。但运动的阶段层次变化太大太多了，简而言之，及 达干校后，他又因变化而成了“5·16”的“重要”人物，受苦不小。拉车送我，正是他倒 霉受惩的一种“改造”方式。小伙子毕竟不凡，顶得住，拉着重物走数十里不平之路，可非 易事。他面不改容，也无任何“心情表现”。 我这儿提他，是因为纪念此行的受累者，也纪念他对我的照顾——不知何因，他在“当权” 时就特别加我青目，而发誓要把我打成“反革命”的一头头(司机高某)却与庆生水火难投。 下干校火车上庆生就要我在空位上卧息，还送来毛毯给我盖上。到了咸宁，还未盖房借住民 居时，见我衣服不够，他把崭新的棉大衣送来让我穿，“脏了也没关系!” 莫忘，这是何等岁月，何等“境界”，在平常情况下这也令人感激了，何况是“非常”的日 子里!我难忘记。 运动过后，久之方知他在语言学院执教了。为职称的事，为他的古代诗学着述(不止一部)的 事，都来找我。他身体好时，每年正月初一，必从郊外赶来贺岁。我的“难友”与学谊的缘 分颇不一般，思之意味不浅。 插话到此暂休。且说我到火车站。 人若走上好运了，到处可遇好人。我到车站正值中午休班，不卖车票。我到窗口，却有一位 姑娘在内，把证件给她看，她看了竟破格照顾说：“我先给你一张吧，省得一会儿你排队挤 得累。”她还说可以把手提包寄存她室内，伶伶俐俐地到街上走走——离车开还有一个多小 时呢! 我感谢极了，这真是一位好心的女士(那时还没有此称可随意使用)，她见我那敝衣黑疲的穷 书生样子，也许不无悯人之心吧? 我逛了商店，买一件告别湖北的小物件作纪念品。从从容容上了车——票在手里了呀! 车很清静，那时上京的人看来不多。落座不久，一位探亲假回京的同事上来了——却递给我 一封信，看时，竟是家兄祜昌寄到干校的信函，不禁喜上加喜。不知哪位好人见信到了，知 我已行，竟让那同事(姓袁)捎了来。 我到京时，乃是1970年的9月5日的上午。 “山妻”见我回来，当然只以为是12天的探亲例假之幸了。及至我对她说：“我不用再回湖 北了!”她十分惊讶——因为她曾向“知情”的某司机打听过：“这些下干校的，还能回得 来吗?”得到的答语是：“多半是回不来了!” 我持公函到文化部(还是老楼，位于朝阳门内大街)报到。传话入内后，出来一位“留守”同 志，他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我当然不知是给谁，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 ，这很重要……” 但谁也不知应把我“安插”在何处。 后来，让我暂在原单位“挂着”等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几位“留职”者专司印制“样板 戏”，在底楼。二楼皆空，给我一间屋，里面已尘积寸许! 我在那办公处，无“公”可“办”。这时，我太“自由”了，谁也不敢来“管”我了。连军 宣队的长官见了我，也客气地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那是当时的一句新 口号，能膺此语的，已不再是“犯错误”、“有罪行”的坏分子了。) 此前此后，轰动了干校，皆不知我是“多大来头”。以致谣言四起编造故事。 这是奇事，彼时正在大力加紧催办继续下干校，不许逃避——原指示“老弱病残”除外，到 此一概不论，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得改变。试想，此时此际，怎么一个区区的周汝昌，却 会由周总理专电调回呢?! 大家猜谜。羡者，妒者，捧者，暗害者……世态尽呈于我身边左右。 “工宣队”也曾让我写个报告，诉诉想做什么工作，以便上达。可是这份报告也了无下文， 是未呈?是遭人扣押?不久“工宣队”也走了，我去问谁?茫然惘然。 无“公”可“办”时，代社长王致远忽抱来一批郭小川的诗集，让我看看。又曾陪郭小川来 看我 。他见桌上摆着的诗集子，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出了。”我不敢妄答，以苦笑报之。 诗曰： 干校惊雷万众疑，书生“何术”递文词? 人心夷险真难测，感谢窗中女票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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