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呆子十二分天真,信以为实,于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追忆“平生”的“错误”和“罪 状”,写不出交待是要天天严审的,只好将芝麻NFDC3豆,都“升格”为罪行——那叫 “上纲上 线”,“提高觉悟”。事后家里老伴对我说:问过别单位“革命组织”的熟识人,他说:千 万可别害怕,受逼,自己乱编并不真实的事去应付审查——他们那都是假话,吓唬人,他们 其实什么也没“掌握”! “外调”是个更可怕的事:梦想不到的、半生不熟的人、一千年前的琐事……都来“调查 ”了,说不清,那是不能得到相信的。有的“外调专员”是坏小子一个,极尽刁难之能事, 缠你一天才罢——而且有的还再来,“续演下集”。
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 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 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 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 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
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认罪词》: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 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活像和尚念经一般,或像小说中的念咒,所谓“念念有词”,背得烂熟。念时心里的滋味是 很不寻常的。
说来有趣,大作家孟超真够个马虎者——就这么一天两遍念的短词,他竟全不能背,大概是 念 时他“走神”、“滥竽”的缘故,一次让张××发现了,狠狠地怒吼了一顿,孟超则直立 ,躬身,低头,“顺受”无言。
吃饭也有趣。这伙受管制的每人自存碗筷,开饭时到饭厅排队领饭。饭前饭后都要在主席像 前敬礼(或唱当时的“文革”歌)。这伙人与“革命群众”一样交付粮票饭费,但待遇有微妙 差别。一位女同志见厨师炊事员给的菜都是最坏的(如土豆,是烂了的,硬的,有病态的 ,没法吃的),气得不吃饭(此女士太爱生气。听说后来死在湖北干校,也是因生气而拒不进 食,生生饿死)。
至于我,因与张××很早熟识,后住同院,倒很善待,不变脸,可是另位最“革命”的李某 ,就“划清界限”了:每当我像叫花子举着空碗向他领那个馒头时,他明知这是怕木案子不 干净,馒头照例发付在空碗中,可他绝对地不理你这恭敬高举的“讨饭”的碗,一定是给你 扔在木案上!
幸亏我没“气性”,没像那无辜可怜的女同事那样因气而承担饿腹之苦。
这是一种考验。精神煎熬需要担荷 (hè) 力,需要达观、乐观,也需要涵 养,别太认真—— 可是我是最认真的人,当时对一切是极认真的,认为这都是真理或正当的革命举动。相信每 个文件、每一场“训话”和“指示”,一片真心。国庆之夕,小院里只能看到天空一角落上 忽亮红光,心知那是天安门放礼花,想起每年此夕的欢乐游观,此刻却不再能躬与其盛,十 分难过伤感。
有一阵子情绪不佳,不想无期限地度此岁月,打算决意承认了派给我的“罪行”。那天晚夕 是 一位女同志监守,独自一个。她很和蔼,不像那些大作“狮吼”的女将,与我如常地谈话。 我胆壮了,就向她倾吐心事,说:“我打算承认,反正有罪就是了……”她听了立即开导说 :“千万不能那么办!历次运动不过要打大老虎,你无事实胡乱承认,那是对革命对自己对 亲友都不负责,那才真是自己犯了大错误!”
一夕话,挽还了我的信心与毅力。
我至今感念她。一年的“牛棚”灾难中,所遇好人屈指只不过三四个,而她是最善良的 第一位好人。
记得她姓王。
诗曰:
一入牛棚事事奇,晨昏认罪念文词。
不堪细说聊粗记,一半天知半自知。
[附注]
文内提到厨师张××。当时所有原领导人皆被打倒,“三大员”掌了全权大权,个个气焰熏 天。三大员者:炊事员、司机员、杂工员——自称“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管理一切”。 我受审时,劳动改造是打扫厕所(与许觉民社长),打扫他们“大员”开会的屋子,每次可扫 出一大斗香烟头。其室内烟雾弥漫,大员们每夜策划次日的“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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