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新本《红楼梦》的来由，《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一文粗有叙记。那主要是 想说明：从1947年起，与家兄祜昌立下誓愿，一为努力恢复雪芹真本，二为考清雪芹家世生 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间流行的伪本与学界不甚精确的考证结论。 上文只叙了一个问题，如今再追述在以前的经历——复杂，曲折，鲜为人知。
《红楼梦新证》本体完成于1948年。《燕京学报》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 斋评》，文末提到撰作那部书稿的事——初名《证石头记》。
此文出后，引起不少人注意，包括朱南铣、文怀沙、张慧剑、黄裳……诸位(以下行文为避 繁赘而省篇幅，俱不具称某某先生。但绝无失礼欠恭之意)。张氏在沪上《新民报》发文赞 赏，朱氏洽借“甲戌(录副)本”……而黄裳(南开中学同窗挚友)则主动写信，推荐此书稿 交开明书店出版。黄裳信函是写给叶圣陶的，遂将此信并书稿寄与叶老。久之，原件退回( 内中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而此际文氏亦已注意到《证石头记》，他拜访孙楷第教授(因拙 文中提到他)，询问我在何处，要谋一面。孙老设晚餐，派夫人来邀我去一会——但孙太太 只言“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吃晚饭……”而那天恰值我在忙着收拾衣物，满室凌乱 不堪，火车票都已订好，急于赶车回津(已放寒假)，心绪如麻，实难应命赴宴款谈，只好恳 辞。孙太太连来两次，终于无法解决。此事定会让孙老很不体谅。
及假满回校，清华大学友人周祖NFDB5来晤时，忽谈及他与文怀沙因某场合见面，也提 起我“拒 不接见”的事，说我这个人如此“狂傲”，架子何其大也!周即答言，与我交久，深知其人 最为儒雅谦和，断无此理——当时必有缘故……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于为《证 石头记》出版的要事——而孙太太恳邀时并无一言及此也。
话要简断：由此我这才与文怀沙取得联系。约好将书稿交他。家兄祜昌比我还重视，在极困 难的条件下，将近四十万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缮出来，交付完妥。
我1951年秋，受成都华西大学电聘，去做外文系讲师(因闻在宥教授于Studia Serica学报上 见到我一篇研究陆机《文赋》的英文论文。其时我尚在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于次年5月 1日到达华大。当年秋高校大调整，我调入四川大学，冬季开始分批接到书稿的校样(沪排， 寄北京文怀沙转我，我校毕寄还文处。如此往复多次方全部校完)。到1953年9月5日，我收 到了样书。书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长风书店发行。文怀沙不喜《证石头记》这个名字，建 议改成了《红楼梦新证》——是针对胡适的《考证》而取义的。他还请沈尹默题了封签，蒋 兆和夫人萧重华绘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见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书问世后，其反响可谓名副其实的盛极一时——但也很快招来了莫大的“后果”。
“盛况”一言难尽。今只举几项罕逢的现象，或亦可为出版史、学术史上的一页轶闻掌故。
先说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队了，书出脱销，连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大学者张元济(菊生)、 顾廷龙等皆在阅读——此闻在宥到沪后特函相告。不久张菊老令儿媳代笔来函询问一二问题 ，随后又亲笔复我去函(他病瘫已久，原不能书写，因高兴破例亲书，然手颤，书字几不能 辨识)。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来信，说：“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某单位已要调你……
在成都，川大图书馆馆长告诉我：“馆里一次买了十部!”(说时以手指比画为十叉状，因蜀 音“四”、“十”难分)。校中师生多人在购读，一位不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忽打招呼：“老 周 ，你害苦了我了!”闻之愕然，忙问何事相累。他说：“我日来患了重感冒，正在难挨，谁 想 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这 两日才刚好些……”诸如此等，佳话趣谈甚多。
在海外，很快盗版了。美国赵冈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着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 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在英国，有一部着作，引及《新证》多处(据云七十余处)并注云：篇幅如此“重”(heavy) 的学术论着，三月连出三版，印数高达一万七千，实印刷史上罕见之例。
如此叙来，不必再举，已足证明我在彼时已成了“红人”——谁想，这部书也就招来了嫉嫌 ，以致把我卷入了一种“险境”之中——此险境真可谓多方受敌、四面楚歌，而当时我这三 十三岁的“大孩子”尚在“春风得意”之中，一点儿也无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风波之航与荆榛 之旅——
先是友人传来“内讯”：社科院文研所已准备调我。其后受阻而告“内消”。再后则原燕京 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古典部负责人)有意邀请，特烦函商 。我虽也喜欢成都，到底更愿回京，于是答应了。该社总社长是冯雪峰，副领导是巴人(王 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楼适夷则主管鲁迅、翻译等编室)。故调我是由当时中宣部 特 电川大，而川大不放行，传出风声：“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当时学生不愿学英语了)，中文系 也请留。并且即可晋升副教授……”
后闻特调电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长彭迪先方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并 召见我，嘱我回京后仍然关心川大的事业。
我于1954年春末，穿三峡而北返，放弃了高校的副教授，当了一名可怜的编辑。
入社之后，聂绀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复”已出之《三国演义》中的题咏诗(聂云：毛主席见该社所校印的《三国》尽删其中“后人有诗叹曰”等大量诗句，说这不行，要恢复! 对此我另有专文叙及了，今不重复)。此事完成，即命组成一个专组，专门整校一部新版佳 本《红楼梦》。因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愿，故很高兴，即订出计划，交上去了，聂老等 也点了头，立待执行。
当时我被安排在一楼，与舒芜同室办公。一日，舒芜忽从二楼聂处(聂独一屋，生活与办公 皆在其间，不另坐班)回室，推门进来，向我传达指示：领导有话，新版《红楼》仍用“ 程 乙本”，一字不许改——实在必须变动的(如显误、难通等原有的讹误字)也要有校勘记，交 代清楚。
舒芜话很简洁，面无表情，此外无一字闲言。我虽书生气十足，却也直观意识到事情大不简 单；而且，聂公对此，从头到尾，绝无片言向我直接传示与解释(这与他给我的任务恰恰相 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实际，与聂老交又不深，故此总未敢向他请问一句—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后，渐渐得闻，原来“人文社”调我也有原因：该社所出的头版《红楼梦》，是采了 亚东图书馆的(胡适考证、陈独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个不甚好的“杂校本”，又经当时负 责的编辑汪静之“整”了一番，不知怎么弄的，反正是问题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见， 就向胡乔木提出批评。胡据俞说，又批了“人文社”。这下子，社之有关领导、负责人等吃 不住了，据云在内部和公开的会上，做了检讨。这样，当然心里窝着气，又无善策——才想 要调我来“重整旗鼓”。未料此策失灵，也不知怎么反复决策：硬命令坚持那个“程乙本” 。
再说说我这“红人”的事——
大约我刚返京华，《文学遗产》创刊版在报上问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 对《新证》提出批评，记得其要点之一是说曹雪芹还是“汉军”，而拙考谓为“内务府包 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标新立异”，是“错”的，云云。 约在1948年， 俞平伯已 为《图书》撰文发表，大意表示两点：一、自己无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则“自 传说”即不复能成立了，云云。我也发了一文，指出胡氏反响虽只同意“一半”，但对此题 之讨论表现了很大热情。 随后，又有署名“粟丰”的批评文章，大意是说我 的 观点不正确，对“写实”的概念有不同见解(鲁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一义 ，加上雪芹原文“实录其事”等等，我很强调芹书与西方虚构小说不同，而这是它“自传性 ”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须“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对)。
以后，《文学遗产》及其《增刊》还有其他鸿文续予批贬。我这部“走红”为时甚暂的“大 着”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 聂老函邀时，由该社重印《新证》 (给高酬)是一个许诺条件。但事势发展后，再也不提这一协议了。
我刚回京，首次见聂老，就对我说：《新证》出后，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问，但相 信这不会是讹传。如今证实，见徐中远着《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 年1月版)，有 两处提到《新证》。我之所知，限于此一句传闻，这对我此后的“命运”影响如何?也不深 知，无从探究。但当年下半年，批俞批胡运动就逐步展开而升级了，我很快变成了“资产阶 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来越凶，有一篇说我“比胡适 还反动”!
我由“红”变“黑”了。尔时我年方三十四岁，哪里经过(理解)这么复杂而严峻的“形势” ，吓得惊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纯学术着述到底具有何种大逆不道的 “极端反动性”。
虽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后来方知：美国有一位红学家叫米乐山(Miller)，在其 专着中把我叫做“红色红学家”。这真有趣之至。
诗曰：
一证《红楼》百事丛，当年辛苦倍贫穷。
青衫学子曾何计，异日吹求出巨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