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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琢磨事儿，想其间的道理，虽非“思想家”，倒也好发谬论，惹人窃笑。这些思路想法 不足为训，然既是“自我介绍”，就该如实陈述，有善不必顾虑自诩夸扬，有过莫加粉饰回 避。 我的“思想方法”不喜欢机械割裂、甲乙对立的理论古人的办法，以为那是没能真懂人家的 意思、未能“感通”的毛病。
这是不是“折衷主义”?或者主张好坏善恶是非正误都可不分，全无所谓?那又并非我之本意 。不是要泯灭区分差异，不是要“和稀泥”。我想的是人们历来常常论到的一个“情”与“ 理”的对立问题。
人们送我一顶高帽叫“红学家”，我有了理由可以顺水推舟——就拿《红楼梦》作例来比喻 拙见。
依我看来，曹雪芹这个人怪就怪在他的“思想方法”。比如——
石、玉、人，三物本是不同的，而在他看来，可以互通，可以转化——通与化有一基本因子 ，就是“灵”与“情”。故曰“大旨谈情”、“灵性已通”。故而石变为玉，玉化为人，本 质有了共同的东西(性情，功能，作用，意义……)。
“石→玉→人”，这个“公式”甚至让我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曹雪芹是“东方达尔文”， 也有他独创的“进化论”。
雪芹公子不但不把“物”与“人”对立起来，还把“正”与“邪”调节了一回，生出了一个 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的“怪论”：即他所写的108位异样女子都是“正邪两赋而来”的奇 才异质，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
这有没有价值?中国思想史的大着中列过这么一章一节的专论吗?讲红学讲了一百年二百 年，不讲这个根本大题，那红学又是干什么?有它存在的必要吗?红学家们，你们可 以赐答一下吗?
多年以来，“家”们说了：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以“情”反“理”——故一个“叛逆者”( 古代革命家)也，云云。这种见解“古已有之”，至晚到“诠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已经大畅斯风了。
众口一词——就全对了吗?其实，雪芹的书中从来未尝反“理”。咱们先从“情”讲起。
情是什么?怎么“界定”?我的办法与词典不同，我曾说过：精，米之最佳成分也；晴，气候 之最佳境界也；清，水之最佳状态也；菁，草之美也；倩，人之美也；请，语之礼也；靓， 妆之好也……如此可见，“仓颉造字”，中有至理，循律以推，则可知情，心之最高功能与 境地也。
故人必有情，情之有无、多寡、深浅、荡挚……可定其人的品格高下。这儿就发生了一个 极有趣的问题：中华文化儒道释三大家，他们对“情”怎么看待和“处置”?
释迦牟尼，其人有情乎?无情乎?记得有一副对联，道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说 得 最好不过了。佛若无情，不会去受千辛万苦，只为了一个普度众生。众生都要普度，他心方 安，难道世上还有比这更多情的人吗?
先师顾随先生讲一故事：玄奘大法师苦住天竺国十七年，一次忽见到中土传来的一把扇子， 因 而感伤而生了一场病。有人便讥讽说：“好一个多情的和尚!”顾随先生说：玄奘上人不多 情，他会远涉万里，去国十七年而苦求真经(也是为了度人)吗?
正好，在佛经上，“众生”一词，或译“诸有情”。在中华古汉语，人也叫“含生”、“含 灵”。这就充分表明：有感情有灵性的，才能叫人，方够一个“生”字。
释迦牟尼遭遇的极大悲剧就是“情极之毒”(脂砚斋评贾宝玉)，他为众生离苦，寻不到一个 办法，最终认为“情”是一切苦恼的本根，离苦必须绝情断情!
儒们不大讲“情”，只讲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其实是把“情”伦理化、道德化——即 人际关系制约化了。其实呢，一个真孝子，全是一片真情体贴父母的言谈行止。如果只凭的 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一个“孝”字教条训话，他绝对成不了一个名实相副的“孝” 者。此理最为重要，可惜人们却常常弄迷糊了。
所以，《长生殿》开头就大笔点睛，说是“……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 子孝，总由情至。”而《戚序本石头记》第二十六回回前题诗中也恰有“画蔷亦自非容易， 解得(至情)臣忠子亦良”，正谓此也。
见了此等历史语言，如只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华古代人的情感实质，那就什么文学 艺术也难多讲了。
道家呢?虽说是“太上绝情”、“至人无梦”，讲“涤除玄览(心)”，摒除杂思，一心守静 ，似乎无情了；可是濠上之游，庄、惠二人互辩“乐哉鱼乎”，知鱼之乐，非情而何?
佛经里说闻法者或悲感涕泣，或欢喜奉行——既有悲有喜，可见佛之说法也要感动听者，此 又非情而何?
看来，古今大哲人，大智慧，无不为“情”的问题而大费周折，尽管貌似不同，实则“其致 一也”。
说到此处，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见出他的“大旨谈情”的见解主张，是非同小可了。
宝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点是“情不情”——以“情”心来对待那一切无情、不情 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率性任情，故有“狂痴”之罪名；但他最讲道理，故最能体贴他人——此即“理”也 。比如，他心怜平儿，欲稍尽心意，却知她是兄长房中之人，亦嫂级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 任情。比如他在嫂嫂凤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为尽一礼，然又服膺书童茗烟之言， 尽礼之后，还须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贺贤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举一可以反三，书中类此者，在在昭然，无俟枚举。
是故，雪芹未尝将“情”、“理”绝对化起来，敌对起来，势不两立起来。说《红楼》是 一部“反理教”的书，岂其然耶?
孔孟等圣贤，出于治国安民的好心，把“情”伦理道德化了。雪芹则是：在伦理、社会关系 上，承认“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独处自便之境中，则将“情”诗化起来，艺术化起来 。两者并不构成绝对矛盾冲突——甚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与理谐，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 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与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颇与雪芹有相近相通之处。是以我说我不喜欢把事理人情割裂两截、 制造人为的对立的那种识见主张。
我们中华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语从未废弃“情理”一词，相反，一直遵奉运用。宝玉不乐于高 冠礼服地贺喜吊丧的纯“表演性”俗礼，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绝不可以举此以为“反理” 之证。宝玉不喜功名禄位，也只因其间只有官气，而无真情——他特重者是一个“真”字。 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对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俗世伪装，作 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爱《红楼》，全在于此。什么“爱情悲剧”，什么“婚姻不自由”……还 有“反封建”、“叛逆者”等等识见，那是另一回事，与在下的“思路与想法”，关系就很 小了。
诗曰：
后贤难议议前贤，“情”“理”相逢仇对煎。
细究中华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不悔——知愧
我还是服膺曹子雪芹的话：“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八个字像是只不过一两层道理，其实 却是千回百转、回肠荡气的人生感叹。不是不悔。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其愧既又有余 ，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课”，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 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俗话还常说“追悔莫及”。是以万人能悔，虽是好事，毕竟 那万人已然做成了至少一万件错事坏事了。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这么说，其实还是一层最浅的常理。倘若细究起来，雪芹是个大智慧者，他那话含蕴的内情 恐怕还深还厚得多。那“无益”，也许并不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死不回头；而是这种悔 者，本来丝毫没做什么错事，倒是做极高尚极善美的事——可结果呢?做错事坏事的万人都 功成名就，位高禄厚，洋洋乎自得，而这个做好事的曹雪芹，却落得“万目睚眦，众口嘲谤 ”，一生忍辱负垢，受尽了欺侮贬抑、诬陷伤害。雪芹之知悔而又曰无益，盖深嗟人世之险 恶，天道之不公。把他那无比沉痛的话看浅了，读错了，则是更加可悲，更加可痛!
我常常为此而自己忧愤：世人待他太浅薄、太恶毒了。心里十分难过。
只因这么一点痴念，我自己也走上了一条可愧可悔的狭路。
我不幸之至——当上了“红学家”。
甲子(1984)那年，我作过一首《自咏》的自度曲，幸有存稿，其词曰：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 些魍魉蛇 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铁 ；绿意凉，红情热。但提起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 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 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 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您看这支曲子，可不算短，该说是个大曲。它说了那半日，到底说个什么?那中心焦聚，正 是个悔与不悔的问题。因为这实在合题对榫，我才引录于此，以见我这拙文，并非随时就题 托寓，真是在自家胸中，思量已久了。
这支曲子，分明说的就是一个悔，一个不悔。说悔，那语气好像是受了那些魍魉蛇蝎的那么 多的明枪暗钺，可谓遍体鳞伤，若不当红学家，何至如此?是则悔之之意存焉。说不悔 ，那语气也不为不强了，为了给雪芹、脂砚洗雪奇冤，受了这等人的欺辱伤害又算得什么? 倘 若因此而悔，一切都不值一哂了，也把雪芹的价值给拖下不少。我怎么能改易初衷，向魍魉 蛇蝎投降呢?
所以，始终不悔，永远不悔。
这一不悔，是永恒的。我将继续承当一切明枪暗钺的惠然垂顾。
欧公的那十四个字，见于他的小词《玉楼春》。我以为，把它摘取来移赠雪芹，最是贴切不 过。雪芹是我中华最崇高最伟大的情痴，但他的小说(原着，不指一百二十回程高伪续本《 红楼梦》)绝对不是为“风月”而作。他的情痴，已臻极处，应尊之为“情圣”才更对。但 是，痴还是一个关键的字义。此痴，非本义“不慧”之谓，相反，那正是大慧若痴，如同大 智若愚之理。痴方能执着，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
雪芹明示吾人：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其不悔之教，可谓至矣。
小说里的贾宝玉是谁?有人说就是雪芹自己的化身幻影，有人说与雪芹无关，是张三李四的 “集中概括”。惟鲁迅先生明言不讳，一曰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再曰雪芹是“整个儿 的进了小说”。我愿意听信鲁迅先生的话，他不开玩笑，也不背教条。那么，您看雪芹怎么 写宝玉?他为了蒋玉菡的事，为了冯紫英的事，为了龄官的事，为了金钏的事(还有隐在字里 行间的某些人的事)，遭到了一场几乎致命的毒打，及至黛玉慰问他“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他却长叹一声，简短地回答：“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
这声音，也就是雪芹的回答别人劝他逼他放弃写书的声音。
他又何尝悔，悔个什么?因为他自知并没有做坏事或做错了事。
“风月”是表面。“这些人”也绝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即一类同型之人。一部《石头 记》原计划是写一百零八名女子英豪——如《水浒》之写一百零八条男子好汉。正所谓“千 红一哭”、“万艳同悲”，即是此义。
然则，他又悔个什么呢?
雪芹的诞辰是首夏芒种节四月二十六日，他在书中用明笔暗墨巧妙记明，但世人不悟。我有 一首拙诗咏怀写道是——
今日芹生日，萧然举世蒙。
寿君谁设盏?写我自怜工。
万口齐嘲玉，千秋一悼红。
晴蕉犹冉冉，甄梦岂全空?
在万口嘲谤、千夫所指的压力下，他为了“悼红”，毅然不悔。他是位不世出之异士奇才， 而无人正识，反遭诬谤。我们这些通常的大俗人，休言“望尘”两字，可人家为了那么崇伟 的目标都能不悔，咱们又所悔何事?
无悔，不悔，难悔，也拒悔。
可是悔与愧常常相联，如有不解之缘；揆其缘由，大抵因愧生悔，所悔即所愧，二者一也， 本不可分。反过来，能推衍出一句不悔即无愧吗?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凡曰不悔者，必须想 想自己内心，有无愧怀?然后再言悔与不悔。
扪心自问，我做了红学家，一面无愧，一面有愧。
无愧者，从40年代一开始，我就是只知为了芹脂奇冤须雪，不知有他。那时是个青年学生， 写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连“发表欲”都没有，就压置在纸堆中，自然更不懂发表了还有 “稿酬”。至于凭借着这个冷门兼热门的“学问”竟也可以升官发财，当上什么“长”之类 ，还有公费旅游的条件，可以到处用假头衔去招摇撞骗……当然更不曾梦见。所以也没有排 挤别人、打扮自己的意图。很纯洁，很天真。
在这一面，无愧。暗室无灯，也没怕过会儿有鬼来报仇问罪。而且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然而，另一面则抱愧实深，想起来时，觉汗颜内疚。这就是：我自知并没有充当红学家的真 实的德才学识。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不自揣量，那真是不知愧耻之尤了。
记得似乎是曹子建说过一番比喻：须有美人南威之色，方可以论姿容；须有宝剑龙渊之利， 才堪以议断割。每诵其言，辄生愧心。又闻《文心雕龙》着者刘彦和大师曾说：“夫麟凤与 NFDBF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NFDBF， 楚人以雉为凤， 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雪 芹是麟凤珠玉，是龙渊南威——而我是个大俗人，大陋才，大卑识，大禄蠹——我会有资格 来对雪芹说长道短吗?
岂非笑谈，岂非神话?
实实愧煞人也!
说到这一层，就须识得雪芹和他的书，具有几个层次的巨大的悲剧性。一是雪芹这个人的遭 遇 的悲剧性，怀才沦落，不为世容。二是他的书的悲剧性，那是为了千红万艳同悲一哭的博大 思想襟怀，却被伪续者篡改歪曲而成为一男一女、哥哥妹妹的“爱情不幸”、“姻缘未遂” ， 才子佳人，被“小丑”拨乱破坏了的大俗套。三是此人此书的身后命运的悲剧性——第一流 大学者、高人卓识，不屑不肯来为之研讨论着，却把红学的重任落到了像我这样不学无 术之人的手中笔下，由白日青眸，而鲁臣宋客……呜呼，岂不愧哉，岂不悲哉!
知愧，知愧。这愧，是为了自励自勉，努力提高与充实自己。龙渊南威，这辈子是无望了， 但还妄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这愧，并不由此而生悔。这道理是清白无误的。
知愧，不悔，无“矛盾”可言。知愧是为了鼓舞自己不断努力，使可愧者逐减，也为了与那 处心积虑挤抑于我的比赛“本钱”。不悔，是为了增强勇气与体魄，以便抵挡那些与日俱增 的明枪暗钺，承当伤害。两者都是积极的。友人说我“竞技状态”总是良好。
但近来，不时传来各地友好的关切的声音，有的说：“读过某刊，时有与您毫无干涉的事， 也会贼贼咕咕地捅一刀。”表示慨叹。有的说：“请多珍重，一些不入耳的话，不必多往 心 里去。”我着实感动，感激他们的不敢明言多言而又不忍不言的苦心密意。我拿什么来报 答这些善良的心田呢?
可怜，没有别的，还只是四个平常的字：知愧，不悔。
鲁迅先生当年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世界是大家的，不是谁一个独占独霸的，我也要来逛 逛——“潇洒”一回，咱有这权利。
我们中华汉字奥妙无穷，悔是“每”加上“心”。每加“日”为“晦”，加“雨”为“霉” ，这都让人不起快感好感。那么，悔的心情应是黯然低沉的了。但是，每加“文”为“敏 ”，加“NFDB7”为“毓”，却是吉祥繁茂的境界。每加“木”为“梅”，加“水”为 “海”， 那就更是不黯淡不低沉。我是决意不悔的，但万一有朝一日被逼得非写“悔书”不可时，那 个“竖心”里也会隐藏着木和水，只觉寒香挺秀，浩荡汪洋，还是光明磊落。红学的本 来境界，即是如此。是以悔与不悔，总归是如木长春，似水常流，不枯不涸，因为真红学是 永恒的生命、无尽的时空。
诗曰：
问余何悔悔如何，未比知惭抱愧多。
暗箭明枪能事尽，毫锋砚影未消磨。
甲戌深秋，写讫于燕都东皋。是年
为甲戌本之240周年，雪芹诞生之
270周年、逝世之230周年。
着书立说，其事最难，也原是一种大胆妄为、不自揣量的蠢事。有一学者，因我在《红楼梦 新证》增订本中批评了他，于是在各种会上说我那书“每一页都有错误”。这也许是事实吧 。因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五经》《四书》 ，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此时撰《新 证》，“每一页都有错误”，也不足为奇。
若在我自己看来，那书中有三处大错——
一，讲李煦的惨局，“……再下诏狱，辞连前总督赫寿……”，不懂“诏狱”一词(奉 旨下刑部大狱)，竟断句为“再下诏，狱辞连……”，可谓欠通。
二，脂批过录者将晴雯“夭风流”抄成了“一大风流”，未能觉察，误解此乃原着佚文中的 情景。可笑。
三，讲女诗人恽珠的《和大观园兰花诗》，不知此指另一部《红楼》续书，与原着不相干 连，说了些胡乱猜度之言。贻笑大方。
此为最应自责的，其他或有琐末，均不如这三例严重。
1998年出版《周汝昌红学精品集》时，本应好好修定一次，可是我自用的一部工作本，上面 记了许多记号的，借与张家口电视台李金波君，无法讨还，遂失去不少应改的机会(一是记 不清，二是目已近盲……)。其中第一章换去了旧文，新写的这篇因要符合全书的体例，要 加人名、地名旁线，我自己已不能做，故倩人帮助代加，复不及核，印出后方知误将“附郭 县”加了地名线(附郭县是附设在州府城内县署，故曰“附郭县”)；又将“金升县为府”也 改加成“金升县”。还有些误字未能校出。这些虽事出有因，仍是我该负责，且愧且歉。
又如《红楼艺术》中将金钏误成“玉”钏；原稿中“盘礴”(用《庄子》)被改成了“磅 礴”，等等。
新出的《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也已校出了三四十处错字。均无法向读者分送 勘误表。(出版家爱面子，绝无肯附印勘误的，此老规矩，今竟难行!)
我在这儿提到这些，有何意味?——就是为了表示我这册书也会出现类似的疏忽而病目无力 细加匡救了。但我仍希望本书“有幸”，像那些笑柄少些再少些。
还有一类，不能算“错”，但也不符本意。例如拙文中有一处用了“够奔”一语，印出来竟 被删去了“够”字。我是考究汉语文“声律”的，用二字复词时不能随便改成单字。此盖因 南方人不懂(够奔，今在京剧中还时时可闻，曲艺亦习见也)。
一次我用“不可得兼”，印出来改成了“不可兼得”。《孟子》此语，不宜乱改——若照洋 语法分析：“得”是助词，“兼”才是动词，即“不可兼获”，也可以讲成“得”作动词， 以“兼”为“动名词”。……总之，妄改成文古语，是不宜提倡的。
我在此默祷明祈：诸公保佑，别让拙着总是“每一页都有错误”!
诗曰：
得失鸡虫剧可怜，小人恩怨重于天。
扫除诬谤吾知过，检讨平生误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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