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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与冷的反响，我都衷心铭篆，因为尽管态度风格不同，给予关注却是相齐的。 我介绍《懋斋诗钞》的拙文一经刊出，胡适先生立即热情寄语惠教。紧跟着，俞平伯先生的 文章也出来了——并非写给我的，内容却是针对拙文而发。我揣想这大约是赵万里先生乘此 新话题而向他征文之故。俞文的语调口吻很冷，还好像有些微词见讥之气味，令我(二十几 岁的青年学生)感到一股异样的气质或性格在发言表态。 胡先生热情表示高兴，幅后方言，对拙考雪芹卒年(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除夕)表示同意；对 生年(甲辰，雍正二年)则不予赞同，其理由是：如果雪芹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 (按胡先生主张雪芹生于康熙晚期，所谓繁华，指曹寅时期的“盛况”)。 我少年气盛，不服气，乃又撰一文商讨，附有一个“年表”，排出雪芹生卒、着作、经历的 要点岁月，以证他只活到四十岁。根本没有什么“繁华”“可赶”——因为即使早生十年， 也正“赶”上曹NFDA5倒霉、家计十分艰窘的景况。 胡先生从此与我直接通信讨论了，仍很客气热情，但在信末说：“我劝你把你的年表收起来 !” 我读了信，心中颇有所惑——不理解为何年表必须“收起来”，这不成一个学术理由。 谁想，俞先生的文章也出来了，其大意有三点—— (1)读了周文，自己因未研究，并无新意。 (2)如照周文所考，则“自叙传”之说就不能成立了。 (3)据他看，“年表”是很难排成的。 俞先生的笔调，不甚明朗，我代为“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对新发现不大感兴趣，周文 “破坏”了胡、俞所主张的“自传说”；排“年表”是一种妄想，必然无法做到。总的语气 是冰冷带点儿讽刺。 我想不通：为何拙考雪芹若生于雍正二年、活到四十岁就使得“自传说”无法再生存了呢? 后来方悟，显然是同情胡先生的“赶不上繁华”论之故也。 在此，却需要讲讲“年表”的事由，因为它是红学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牵涉到很多学 者与论者。 所谓年表，就是以生卒年之推断作为出发点，将雪芹生平几个可以捕捉的事象重点按年头顺 序排出来，标明清朝年号纪年、甲子干支、西历纪年，各有关年下注明雪芹写作、活动、遭 际……的踪迹，如此可觇这一文星的大致“事状”，也可供深入探研的参证，眉目粗具，虽 系粗枝大叶，却提供了一种“框架”式的方便“法门”。 这种做法，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治史学常用的一个好方式。可是我的“年表”却遭到 了反对与讥嘲，成为一大“错误”。 胡先生反对，是因为我用“年表”来证明拙考生卒的道理，而他不同意“生得太晚”(并无 实际论据，只出于想当然)。他劝我“收起来”，语气倒还是与人为善的。 俞先生反对，与胡不同者有三点：一、“年表”的办法原是他首创的，见于1923年的《红楼 梦辨》。二、但到了1948年我也另作“年表”时，他却表示了异议——异议不是年表排的是 非正误的问题，却变成了排年表根本不可能的表态。三、他行文的口吻显得很特别，颇带酸 气。 俞先生的心理活动，我始终理解不透。 这儿，就又要提到鲁迅先生——提他不是说他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未及见到拙文)，而是应该 说明：这位大师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专论《红楼梦》时也采 用了“年表”! 这在此书的初版两卷本里，十分鲜明，现行本是后来删去了，以故很多人也不知晓。 有趣的而且重要的是年表的形式虽删，“精神”仍在，并未消失。证据就是先生在叙论中 说道：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历五六年而盛 行。然皆写本，以数十金鬻于庙市。其本止八十回…… 我早时初读先生此语，就心想：那“历五六年而盛行”是怎么得知的?定有依据。及见未删 本的年表，方知这都是那表中所列的年次。 附带一言：先生在此书中运用“年表”，亦非一例，如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 后来选本》中，即有年表一幅——尽管那非关作者，而治学精神是一致的。 鲁迅先生为何后来又将第二十四篇之年表删去?没见有谁举示理由。若假想是因为“年表” 中有参用小说人物与作者混同、即犯“自传说”之嫌，我难以苟同，因为他始终认为曹雪芹 是宝玉的“模特”，“整个儿的进了小说”! 这桩小说史重大公案，还有待高明硕学做出研究讲解。 至于我，承蒙胡、俞两位先生见教，虽有热冷之分，我同样感荷不忘。这是因为，没有他们 的鼓舞与迎头冷水泼来，就不会激发我走上红学之路，而且百折不挠。那时我心里有一 句话：“我一定要将年表做出来给你看!” 于是，我由学“洋文”转入了学“红文”，直至今天；《红楼梦新证》乃此誓言之结果也。 很清楚：《新证》正是一部“特大年表”，岂有他哉。 诗曰： 多感迎头语意冰，一瓢冷水亦多情。 洋文寡味红文好，年表排来幸已成。 ［附记］ 俞先生于1954年2月给他的老师知堂的一封信札中有两处提到我：一是说“……‘旧时真本 ’《红楼》的系续书之一，决非原作。……汝昌君好奇之过耳。……”二是说我主张雪芹卒 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和旗籍满洲包衣之说“亦是错误的”。谨按：前者之出处，不止《续 阅微草堂笔记》，类似之记载颇可互证；且我也曾表示过：纵非原着，也当出于知情者依据 雪芹之本意而撰作，非一般不相干的“续书”“仿作”者所能想象而至。后者实因他主张“ 壬午说”，遂断癸未为“错误”，不留商讨余地了。近来学者不乏新意，如李奉佐先生在贵 州《红楼》即发文为“癸未说”做出补证，具有学术说服力。可惜俞先生已不及见矣。旗籍 问题，早已无人再信“汉军”。俞先生函告知堂可去阅看的文章，是指他在《文学遗产》创 刊号上发文，率先批评拙着《新证》的那种意见，口气十分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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