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成王即位前后楚国政治的短期动乱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十四年)，那处之尹阎敖因被巴人打败而逃跑，为楚文王所杀。阎敖之族因而发动叛乱，巴人乘机攻楚。第二年，楚文王率军反击，被巴师败之于津(一说今湖北枝江西，一说江陵南，即沙市)。楚文王归，楚大阍(大阍，官名，楚人称为大伯。杜注：“若今城门校尉官。”)鬻拳拒绝入城。楚文王转而伐黄，败黄师于[跞昔-乐]陵(黄地，今河南潢川西南)。同年六月，楚文王返国途中，至湫(今湖北宜城东南)病逝(此从《左传》，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史记》则记文王在位十三年，即在公元前677年卒。）楚文王卒后，其子熊堵敖立，是为堵敖(杜敖)。堵敖与其弟熊恽(熊[君页])均为楚文王与息妫所生。

　　公元前672年(堵敖三年，此从《左传》，《史记》则为堵敖五年)，堵敖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在随国的帮助下，袭杀堵敖而代之，是为楚成王(《史记·楚世家》。

　　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载，楚文王灭息虏息妫归是在公元前680年(楚文王十年)，故息妫所生熊堵敖、熊恽兄弟两人，均很年幼。所谓“堵敖欲杀其弟熊恽”，当非真实，实际上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企图推翻堵敖的贵族失败后逃到随国，借助随国力量而获胜的，因而熊恽是依靠政变手段夺得王位的。屈原《天问》所谓“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反映的就是这种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历史真相。

　　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动荡，无所作为。公元前671年，熊恽即位，是为着名的楚成王(前671-626年)。楚成王即位时年幼，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元手里(从《左传》等所记子元行为看，子元可能是倒堵敖、立熊恽的主要策划者，故楚成王立后，即以其为令尹，主楚国政。）子元，楚文王弟，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对文夫人(息妫)极其无礼。《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子元竟在成王母宫室旁边建馆舍，振铃铎，跳《万》舞，惑以淫乱。由于文夫人泣诉反对才停止。接着，子元又仓促起兵攻郑，郑国“县门不发，楚言而出”(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楚子元等既入城，见其县门不发，复操楚语而退出。杜注谓郑出兵而效楚言，误矣。”)，子元疑有伏兵，中原诸国接着又来救郑，子元害怕，慌张退兵。子元回来后，变本加厉，公然住进王宫，企图挑逗文夫人，斗射师谏阻，反被囚禁。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申公斗班怒杀子元，子元内乱遂平。楚成王即位前后，时经十余年，政局动荡不安，楚武、文开创的王业，一度受到削弱。

　　二、斗子文毁家助国

　　子元内乱平定后，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

　　斗子文，又名斗谷於菟，是楚国历史上着名的令尹之一，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身世，《左传·宣公四年》有详细的记载，说：

　　初，若敖娶于[云阝]([云阝]，即郧)，生斗伯比。若敖卒，以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注：梦即楚之云梦泽，在江北)。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

　　据此说法，子文系楚国君若敖熊仪之后，或熊仪之子别封斗邑，为斗氏之祖，亦号称若敖（张君《楚国斗、成、[艹/为]、屈四族先世考》(《楚文化觅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班固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汉书·叙传》。）可见斗射师、斗班、斗子文均属若敖氏之族，对平定子元内乱，起了重要作用。正因此，子文才被任为令尹这一要职的。

　　《左传·庄公三十年》说：“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会笺》说：“时楚国府库空竭，子文，财巨室，积财不少，故自减少家产，以纾其难也。”子文任令尹时，正值楚国统治集团内争和子元内乱之后，困难重重，子文能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自毁其家”，尽力相助效劳，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因此，若敖氏之族从稳定楚国政局，到解决国计民生困难，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子文执政后，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据《说苑》载，子文族人犯法，被廷理(廷理，楚国执掌刑法之官。)拘捕，后听说是子文族人，立即释放。子文听说后，对廷理批评说：

　　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着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子文一方面批评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动伏法，廷理害怕，就对其族人执行了刑法。另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等记载，子文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执政者。如《国语·楚语下》说：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语：

　　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从上述记载，可知斗子文是春秋前期颇为先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子文任令尹期间，还有一大历史佳语，也是值得注意的。《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从有明确记载看，子文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后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子玉，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说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三舍”则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如他让位于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城顿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吕臣反对时，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可见子文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子文是继斗祁、彭仲爽之后的着名令尹，前两位见于史籍记载不多，但从子文的言行和政绩看，可知楚国任命的令尹，应具有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

　　三、楚、齐争战与楚成王后来居上

　　楚文王时期，齐、楚已呈对峙之势，但楚国因楚文王早死，堵敖在位三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楚成王年幼即位，子元乱国，至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子元乱平、子文被任为令尹，楚国政局才渐趋稳定。其间历经十余年，楚国无力外顾，社会经济发展当亦受到影响。齐桓公则气势正盛，横行中原，号称“侯伯”。齐、楚对比，楚国暂时落后了。

　　楚成王、斗子文执政后，面对齐桓公这位赫赫威名的第一霸主，他们毫不气馁，一方面立足于实际，巧与周旋，另一方面则捕捉时机，大胆进取，在与齐桓公的争霸中，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业绩。

　　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由于齐国强大，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楚国这一策略，不仅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当时齐、楚争夺的焦点。自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伐郑失败后，楚成王、斗子文于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中连续攻郑，郑国招架不住，郑文公已欲求和。郑大夫孔叔以“齐方勤我，弃德不详”(《左传·僖公三年》。)为由反对，郑才继续亲齐。齐桓公为救郑防楚，亦连续三次与中原各国会盟。齐、楚关系极其紧张。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他们打败了楚的与国蔡国后，即挥师突入楚境。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军队，楚成王、斗子文毫不惧怕，沉着应战。楚成王先遣使至齐军处，责问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当管仲答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洒”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时，楚使立即承认未进贡包茅之过，对周昭王南征不复，则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君其问诸水滨。”齐桓公不听，仍继续进军，驻于陉(陉山，楚国北塞，今河南漯河市东)(《左传·僖公四年》。)。楚成王毫不示弱，亦率大军迎战，迫使齐等八国军队退驻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史记·楚世家》。）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亦在寻找妥协的办法。这年夏，楚成王派屈完到齐等国军队驻处进行试探。齐桓公企图压服楚国，当屈完来时，即陈八国之军，“与屈完乘而观之”，并恐吓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权衡得失，只得与屈完盟于召陵(《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盟，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产物。楚成王、斗子文在齐桓公亲率的八国军队面前，沉着镇定，文武两手，以战逼和，充分展示了突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召陵盟后，楚国继续北上东进，与齐国争霸。公元前655年(楚成王十七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以定周太子之位，周惠王不满，使周公宰孔召郑文公，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左传·僖公五年》)，不与盟。斗子文乘隙举兵灭弦(今河南息县、潢川间)，弦君奔黄。弦，姬姓国，又是齐之姻亲国，楚首先灭弦，是因为弦的姻亲国江、黄原为楚之与国，齐桓公霸盛时，二国叛楚与齐结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同上）。故楚成王、斗子文首先拔掉这颗眼中钉，以挫江、黄，打击齐桓公。

　　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夏，齐桓公率齐、鲁、宋等国军队攻打郑国，围郑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之不盟首止与亲楚行为。同年秋，楚成王亲率军北上攻围齐之盟国许(今河南许昌)，救援郑国，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围许以救郑”(《左传·僖公六年》。)之举。由于其他各国也出兵救许，楚成王也就退兵了。但他并未回到郢都，而是驻兵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观察动静。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带领下，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左传·僖公六年》载：“许君面缚，衔璧，大夫衰[纟至]，士舆榇。”《史记·楚世家》则载：“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两者记载虽略异，但楚成王北上围许救郑，声势浩大，诸侯震动，则是事实。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也就全力攻郑，以阻止楚国北上。郑在齐等中原国家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公元前651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郑、许均被迫与盟。在此形势下，楚成王并不急于与齐桓公正面争夺，而是继续东略，迂回打从，以削弱对方。

　　公元前649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楚成王以“黄人不归楚贡”(《左传·僖公十一年》。)为由，攻打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第二年，又出兵灭黄。《谷梁》说：“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可见楚在灭黄的同时，又攻伐江国(今河南息县西)。灭黄之后，又继续东进，于公元前646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攻灭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至此，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淮河中游一带。

　　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二十七年，齐桓公四十一年)，楚成王以为徐国(徐戎所建，今江苏泗洪南)亲齐亲中原诸国，即兴兵讨伐。齐桓公急忙会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当时属齐地)，决定救徐。各国国君“次于匡(今河南睢县西)以待之”(《左传·僖公十五年》)，由鲁大夫孟穆伯率各国军队前往救徐。《谷梁》说：“次，止也，有畏也。”可见，各国国君是被迫前来抗楚救徐的，自己却不敢亲临前线。正面抗楚不利，同年夏，齐等国军队又攻打楚之与国厉(今湖北随州东北)，企图抄袭楚国后方，以解徐之围。同年冬，宋乘曹军远出，袭其国，楚于是乘机大举进攻，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齐桓公以八国之众不敌长驱直入之一楚，足见楚成王大胆果断，齐桓公已不能与之匹敌。同年，齐管仲卒。此后两年，齐桓公虽曾伐厉伐英，以“报娄林之役”(《左传·僖公十七年》。)，企图挽回在淮泗地区的败势，但已无济于事。公元前643年(楚成王二十九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

　　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结果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原因除了客观上因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齐国已力不从心、明显地走下坡路外，主要的则是楚成王、斗子文审时度势，谨慎谋划、奋发进取的结果。楚、齐争雄的历程，充分地显示了楚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趋势。

　　四、楚、宋泓水之战与楚成王实霸中原

　　齐桓公卒后，无亏等五公子争立，并互相攻伐，易牙等杀群吏，立无亏，太子昭奔宋。次年，即公元前642年(楚成王三十年)，宋襄公率曹、卫、邾等国军队平齐乱，太子昭得立，是为齐孝公。其时，齐国霸业骤然衰落，郑文公立即朝觐楚国。楚成王很高兴，竟把贵重的青铜赏赐给了郑国(《左传·僖公十八年》。）可见，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威望很高，但宋襄公自恃定齐有功，企图承袭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样，宋与楚的直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宋，子姓，是周初商代贵族微子启的封国。据有今豫东及苏、鲁、皖接壤地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国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宋襄公时，国势正盛 ，亦具有一定的实力，故称霸欲望甚炽。楚成王针对宋国和宋襄公这一特点，就注重笼络人心，先挫其威，后削其力，恩威并举。

　　公元前641年(楚成王三十一年，宋襄公十年)，齐乱刚定后，宋襄公急于称霸，先执滕宣公婴齐，继而又会曹、邾、[曾阝]等国于曹南鄙(曹南鄙，范宁《谷梁》注：“曹南，曹之南鄙。”杜注：“曹虽与盟，而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故不以国地，而曰曹南。”)。[曾阝]君后至，宋襄公使邾君执而祭(人祭)于睢水之社。对这两件事(执滕子与用[曾阝]子)，左师子鱼评论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僖公十九年》。)同年秋，曹不服宋，宋襄公又围曹。宋襄公求霸心切，对周围国家滥施暴虐，弄得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同年冬，陈穆公“以无忘齐桓之德”、“修桓公之好”同上)，邀请诸侯盟于齐。参加盟会的有陈、蔡、楚、郑、鲁等国(《春秋·僖公十九年》。）杜注：“地于齐，亦与盟。”这样，与盟的共有六国，几乎是当时中原主要国家都参加了盟会。六国中，楚国实力最强，故真正主盟者是楚成王。会上各国在中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实际上承认了楚成王的霸主地位。

　　宋襄公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欲合诸侯”。鲁人臧文种闻讯后，指出：“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意思是说，顺从众望，霸业或可成功；如一意孤行，强迫他人顺从自己欲望，则很难成功。一语道破了宋襄公利令智昏、违背众望之所为。公元前639年(楚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宋襄公果真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由于中原诸国已从楚，所以宋襄公“以求诸侯于楚”，楚成王佯许之，以观动静。这件事，已隐藏危机，公子目夷指出：“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同年秋，宋襄公得寸进尺，又会楚、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盂(宋地，今河南睢县境)。楚成王恼怒已极，“执辱宋公”(《史记·楚世家》)，宋襄公威风扫地。楚成王随即举兵攻宋，败宋师。冬，楚成王盟鲁、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薄(即亳，宋地，今河南商丘北)，当众释放宋襄公，以示仁义。楚成王对宋襄公先执后释，犹如掌上玩物，足见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宋国均远不及楚国。

　　但是，宋襄公“聋[目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已极，在强楚面前不 仅不立即罢手，反而在获释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联合卫、许、滕等弱小国家攻郑，以讨伐其从楚。郑自齐桓公卒后，一直亲楚，这年春，又朝楚。郑、楚关系密切，伐郑即与楚争，故楚成王立即兴兵攻宋以救郑。这年冬天，双方在泓(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大战。《史记·宋世家》对这次战争的经过与结局记载如下：

　　(襄公)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师大败，襄公伤服。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泓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着名战争。《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楚世家》等均有记载。)

　　泓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被射伤。第二年，宋襄公病伤而死，宋国从此也就退出了争霸的历史舞台。宋襄公与楚成王争霸时间不长，但其残忍、伪善与虚弱的面目暴露无遗，与楚成王的睿智大度、求实进取的作风适成鲜明的对比。旧史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实属不符。楚成王即位后就与齐桓公争雄，并步步进逼，后来居上。齐桓公卒后，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代齐桓公而霸，与楚成王较量中，一败再败，毫无霸业可言。童书业一针见血指出：“所谓‘宋襄霸业’，实为楚成霸业。”(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泓之战后，楚国进一步向中原挺进。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楚以陈亲宋，楚成王命成得臣(子玉)讨伐，取焦(今安徽亳县)、夷(城父，亳县东南)，筑城于顿(今河南项城西)而还。子文以子玉攻陈有功，推荐他任令尹。第二年，宋成公初立，即“如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宋始从楚。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顿之君迫于陈攻而奔楚。令尹子玉率军围陈，陈从此从楚。次年，楚成王以夔国(芈姓，今湖北秭归东)国 君不祭祀祝融和鬻熊为由，遣子玉等率军讨伐，虏夔君归，夔亡。楚国加强了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楚成王因齐桓公早死，宋襄公继而败死，其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说苑·敬慎》)，成为势盛一时的中国霸主。

　　五、晋国崛起与楚国城濮之败

　　晋国，姬姓，是周初分封的古国之一，都唐(今山西翼城)。春秋初期，分裂内乱，后为曲沃武公所统一。晋武公在位二年即卒，其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并继续吞并周围的霍、魏、耿等十几个小国，才有今山西南部，并继续向河西、河南地进攻，成为北方一新兴强国。晋献公为高度集权，尽杀群公子，又宠信骊姬，废嫡立庶，酿成内乱，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外，先后到过狄(在狄处住了十二年)、卫、齐、鲁、宋、郑、楚、秦等国，均受到礼遇。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至楚时，楚成王待以诸侯之礼，重耳十分感动。楚成王问何以报答，重耳回答说：“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居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右属　(盛箭之器)，以与君周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居楚数月，应秦之召入秦。第二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立为国君，是为晋文公，是年六十二岁。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历尽艰辛，深察民情，了解晋国内外情势。随从流亡人员有狐偃、赵衰、贾佗等，都具有政治、军事才干。这就为晋文公治国图强，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在晋文公即位这一年，即公元前636年(楚成王三十六年)，周襄王被其弟太叔带与狄人赶走，周襄王告难于晋、秦等国，晋文公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出兵迎回周襄王，并处死太叔带。周襄王感激，赏地八邑，于是晋拓疆至南阳(太行山南、黄河北)，晋文公获得“尊王攘夷”的政治资本。

　　晋国的崛起，一些中原国家又转而从晋，晋国影响迅速扩大。如原从楚已达三年的宋，“叛楚即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秦本来有德于晋文公，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两国联合伐(今河南淅川西，称下，楚之与国)，直接挑起与楚的冲突。其时，齐、鲁发生争端，鲁先向晋乞师，继而又向楚乞师，以攻伐齐、宋。在中原国家心目中，楚、晋两强，都是自己依靠的对象。晋文公要称霸，楚成王要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楚之争，一触即发。

　　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楚成王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领兵攻宋围缗(宋邑，今山东金乡东北)，又出兵与鲁国军队联合攻齐，取谷(齐邑，今山东东阿)，把齐桓公之子雍安置在此，以申公叔侯留戍。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大夫。楚成王于是加强了对齐鲁之地的控制。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楚成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宋的进攻力量，又联合陈、蔡、郑、许诸国之军，共同出击，楚等各国还与鲁国国君“盟于宋”(《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在此同时，楚成王又遣子文治兵于睽，子玉治兵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宋已成为楚、晋争夺的焦点。

　　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晋国君臣亦紧急商议，采取对策。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当宋向晋告急时，先轸认为：报施救患，取威完霸，在此一举。狐偃建议：先攻曹、卫(即不与楚正面交锋)，楚军必来救援，宋、齐必然无事。晋文公于是阅兵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以[谷阝]谷将中军，[谷阝]溱佐之；以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此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史记·晋世家》则说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以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次年，即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晋文公五年)，晋文公亲统大军攻伐曹、卫，取卫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入曹，执曹共公，企图逼楚军撤宋围北上。这时，形势骤变，晋、齐两国国君盟于盂(卫地，今河南濮阳东南)，卫国国君请求与晋结盟，晋不许，于是卫国国人驱逐其君而取悦于晋。鲁亦背楚附晋。晋又贿赂齐、秦，孤立楚国。

　　楚成王迫于上述不利形势，退居于申，命申公叔侯自谷撤军，命子玉解宋围。子玉不肯，请求出战，楚成王恼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宣公十二年》谓楚“其军之戎，分为二广”，故西广为二广之一。东宫，即太子之宫甲。六卒，杜注：一卒为百人，六卒则六百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江永《群经补义》，以一卒三十乘，六卒一百八十乘。）这样，子玉除原率围宋之军队外，楚成王又另增派了少量军队。子玉很老练，并不轻易撤宋围北上进攻，而是派大夫宛春对晋文公说：只要晋“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显然，这是子玉以楚之“三施”逼晋受“三怨”的策略，以达到“一言而定三国”的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但晋文公争霸决心已定，故采取了先轸的建议，一方面拘留宛春，另一方面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与楚绝好。子玉的计谋落空了，大怒，即率军进攻晋军。

　　晋文公早就作了精心的部署，战斗开始后，“退三舍　(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避之”，避开楚军锋芒，至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西南)，造成“君退、臣犯，曲在彼”之势，然后以胥臣所率下军击溃楚右师陈、蔡之军，原轸、[谷阝]溱领中军伏击楚之中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楚之左军，左军溃。至此，楚军败，“晋师三日馆、谷”而还。子玉及时收兵，故其亲率的中军不败。子玉败归，楚成王逼迫其自杀(城濮之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史记·晋世家》等均有详细记载。）城濮之战，是关系中原全局的战争，也是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楚成王功亏一篑，未获霸主美名。尽管如此，楚国战后实力仍强，楚成王实际上仍为大国强国之君。童书业说：“……(楚国)不特庄王为霸主，成王亦为霸主也。是时微晋人大挫楚锋，楚将有中原而或代周，春秋历史之形势必大变矣。”(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楚国城濮之败，历来怪罪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不听楚成王劝止，骄傲轻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曾以《军志》语：“允当则归”、“知难而退”等劝阻子玉。又载，子玉临阵前曾说：“今日必无晋矣。”这些都是指责子玉骄傲轻敌的根据)，终导致失败。子玉“一言而定三国”落空，对晋文公的作战决心始料不及，临战前对敌我双方形势认识不足，以致指挥失误，这点子玉是有责任的。但城濮败北，真正根子在楚成王本人。因为围宋抗晋立霸是楚成王亲自制定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他令子玉伐宋围缗，并联合陈、蔡、郑等国围宋，又盟于宋，以协调对晋的斗争策略。接着又令子文、子玉分别治兵备战。子玉是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策略的。但在形势变化时，楚成王从前线退下来，“入居于申”(楚方城内)。当子玉请战时，又调遣军队支援，这明明是自己退居后方，让子玉去前线指挥作战。可见楚成王的进攻部署是明确的，退却部署则是混乱的，这不能不是最高统帅的失误。子玉见左右师失利，所率中军立即收兵，保住了主力，亦不失为大将的明智。子玉死后，晋文公很高兴，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史记·晋世家》。)城濮之败、子玉之死，无疑是楚成王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与损失。

　　践土之盟，晋文公霸业达到顶峰。会后，晋等国围许攻郑，以打击楚之与国。郑不久向晋请和。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九年)，楚成王遣大夫斗章赴晋请和，晋文公亦遣大夫阳处父至楚回报，“晋、楚始通”(《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双方均取友好态度，标志着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结束。这一年，晋文公卒，子立，是为晋襄公。

　　公元前627年(楚成王四十五年)，晋襄公以许附楚，派阳处父领军与郑、陈联合攻伐。楚令尹子上即率军北击晋之盟国陈、蔡。陈、蔡从楚，子上又攻郑，阳处父即侵蔡救郑。子上救蔡，与晋军夹[氵氐]水(今河南鲁山西南)而对峙。双方皆无意决战，晋军归，楚军亦归。楚成王子商臣谮子上受晋赂，楚成王杀子上。第二年，楚成王死，楚、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六、楚穆王继续北上争霸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成王原立商臣为太子时，曾征求过令尹子上意见。子上说：“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楚成王不听，仍立为太子。商臣对子上怀恨在心，[氵氐]水退军，乘机谮子上，以致楚成王错杀子上。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四十六年)，楚成王又想废商臣，改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与其师潘崇谋，以太子甲兵围攻楚成王，楚成王要求食熊蹯(熊掌)而死，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允，楚成王被迫自缢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前625-614年)。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国内形势基本稳定，特别在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楚穆王镇压了企图谋杀自己的楚大夫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统治更加稳定。此时，各国形势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第二年，晋襄公之子继位，是为晋灵公。晋灵公年幼，无志图霸，实力已不如前。河西之秦已渐崛起，秦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卒，秦穆公即命孟明视等袭郑，次年灭滑(姬姓，今河南偃师东南)而还。晋与姜戎在[肴殳](山名，今河南灵洛、灵宝间)截击秦军，秦全军复没。秦原有恩于晋，从此则世为仇敌，相互攻伐不止。楚、秦则利害相同，结为姻亲之国。据秦《诅楚文》载：“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两邦相壹。绊以婚姻，[艹/绝]以斋盟。”楚成王与秦穆公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楚国的继续争霸。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对楚国扩张，不形成障碍。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

　　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初，晋联合宋、鲁、陈、　卫、郑等攻打楚之与国沈(今安徽沈丘东南)，沈溃。四月，秦军渡河攻晋，至[肴殳]，埋葬[肴殳]之役秦军尸骨而还。秋，楚军出动攻围江国(嬴姓，今河南息县西南)，晋亦即举兵攻楚救江。第二年，秦又攻晋，楚乘机灭江。江既是晋的盟国，又是秦的同姓国，楚穆王乘秦、晋交战之机，迅速攻灭，显示了楚穆王的机智与果断。

　　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军攻打从楚之[若阝](下[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楚穆王未予理会，不久，让君南迁建新都，史称上(今湖北宜城东南)。楚国西境息宁，即移兵东向，同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子玉子)、仲归(子家)率军灭“叛楚即东夷”(《左传·文公五年》。)的六(偃氏，今安徽六安北)。冬，楚公子燮又率军灭蓼(姬姓，今河南固始东北)。

　　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卒，晋又争立新君，秦、晋交战不断，第二年，晋赵盾(大夫，主持国政)与齐、宋、卫、陈、郑、许、曹之君会盟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开始由大夫主盟诸侯。这种形势对楚国北进是极为有利的，楚国有识之士已敏锐地观察到这点。如《左传·文公九年》载，楚大夫范山就及时地对楚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公元前618年(楚穆王八年)春，楚穆王听从了这一意见，即挥师北上，驻于狼渊(郑地，今河南许昌西)，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被迫与楚国和。待晋国来救，楚军已还。夏，楚国又攻打陈国，以惩罚陈之附晋，占领了陈的壶丘(今河南新蔡东南)。秋，楚息公子朱自东夷伐陈，为陈所败，公子筏被俘。陈以小胜大，反而惧怕而请和。冬，楚穆王遣越椒访问鲁国，以示亲善。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夏，楚穆王杀斗宜西、仲归，消除了内患，于这年冬，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境)，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左传·文公十年》谓宋昭公“遂道以田孟诸”。）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附楚。麇(今湖北西北部)君本从楚伐宋，中途却逃归，楚穆王于次年即兴兵伐麇，败麇军于防渚(今湖北房县)，兵锋直抵锡穴(麇都，今陕西白河东南)。

　　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

　　公元前615年(楚穆王十一年)，群舒(偃姓，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鲍等部)叛楚，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执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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